还要追溯到稍远一点的年代。1867年初我开始成为作家。这一年的头一个月，我自旧金山来到了纽约。不久后，我在旧金山所认识的，曾经任《新闻公报》记者，后来任《加利福尼亚人》编辑的查尔斯·赫·韦布建议我出一本小品文集。我的名声还没有大到能出这样的书的程度，不过我倒是很喜欢这个主意，我很兴奋，非常愿意试一试，只要有哪位勤勉的人愿意帮我收集小品文。我自己不愿意干这个，因为自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起，我就缺乏勤勉这个应有的品性。（也许说是“当时便应有的”更合适，尽管对此大部分权威人士都有不同意见。）
韦布说，在大西洋沿岸各州我都有些名望。但是我非常了解，这些名望是非常有限的。就那仅有的一点，也不过是因为《跳蛙》这篇故事而已。阿蒂默斯·沃德在1865年或是1866年旅行演讲的途中路经加利福尼亚州时，在旧金山我将《跳蛙》的故事给他讲了一下。他要我记下来交给他的出版商，也就是那个纽约的卡尔顿，以便能够将这些内容塞到一本小书当中去。那本书阿蒂默斯是准备用来出版的，还需要加入一些东西，以便增加点分量，使它能和定价相称。
文章被及时寄到了卡尔顿手里，不过他认为不怎么样，不愿意将它加进书里，因为那样只会突然多花些排字的费用。不过他并没有把它扔进纸篓里，而是送到了亨利·克拉普那里，克拉普让它为快要倒闭的刊物《星期六新闻》送了葬。《跳蛙》被发表在该报的末一期，成为葬礼中最为愉快的小品文。美国以及英国的报纸立刻对它加以转载，文章自然赢得了非常广的名声，一直到我谈到的那个时候，还非常有名气——不过我明白，被称道的只有青蛙，不包括我。我还是个没有名气的人物。
韦布将整理小品文的任务承担了下来。他将这项任务完成后交给了我，我将它拿到了卡尔顿的公司。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办事员，他将身体俯在柜台上，热心地问我想要什么。不过，当他发现我来是卖书，而不是买书的时候，他的热情立刻就降低了六十度，我上颚上的旧金牙则冷缩掉了四分之三英寸，牙齿也掉出来了。我非常恭敬地要求同卡尔顿先生讲话。他冷冷地说，卡尔顿先生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接下来，阻挠、责难的事都跟着来了，不过隔了一阵，我便勉强通过了界线，进到了至圣所。啊，至今我还记得自己是怎样对付过来的！韦布替我同卡尔顿约定了要见一面，否则的话，我还是无法越过那个界线。卡尔顿站起身来，很冲地问道：“啊，有什么能够效劳的吗？”
我提醒他，自己是按照约定送书来出版的。他便开始非常自大地不断自我吹嘘，简直将自己吹成了二三流的天神。接下来，他那如滔滔江水一般的自我陶醉便开始往下直冲，前后共持续了两三分钟之久，我被这股水流冲得睁不开眼睛，看不清他的身影。尽管都是些空话，也只有是空话，不过来得还是非常密集，将整个天空都弄得黑沉沉的。最后，他气派地一挥右手，指着整个房间说：“书嘛……你看这些书架！每个架子都被等待出版的书堆满了。我还要书吗？请原谅，我不再需要了，再见！”
二十一年后，我才得以再次见到卡尔顿。当时我同家里人在卢塞恩的施魏策尔霍夫。他过来看我，同我友好地握了握手，没有进行什么客套，直接就说开了：“我这一辈子都是个无名之辈，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荣誉令我有资格不朽的——也就是说：我曾经拒绝了你的书，就因为这一点，我成为了十九世纪的头号蠢驴，没有什么人能同我竞争。”
这已经是非常真诚的道歉了。我也按照他的样子对他讲了同样的话。还说，这不过是推迟了很久的一次报复，不过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比任何能够设想到的来得都更甜蜜一些。过去的二十一年中，每年我都曾在幻想中几次将他杀死，并且方式一次比一次残酷。不过，目前我的怒气平息了、缓和了，我高兴了，甚至是兴高采烈了，从此以后，我要将他当做真正的、有价值的朋友，并且肯定不会再杀死他。
当年，我将我的遭遇报告给了韦布。他果断地说，世界上全部的卡尔顿们也无法阻挠这本书的出版。如果他要亲自将这本书出版，那么版税是百分之三十。他这么做了。他将它的封面印成蓝底金字的样式，使它成了一本非常好看的小书。我记得是他给书取了书名叫做：《卡拉维拉斯县著名的跳蛙和其他小品文》。定价为一元二角五分。书是他制版并且印刷的，也是他在一家承印零星印件的印刷厂进行装订，并且通过美国新闻公司发行的。
在六月份，我加入了“教友市号”轮的旅行。十一月我回来的时候，在华盛顿收到了伊莱沙·布利斯的一封信，他在哈特福德的美国出版公司工作，他在信中要求我写一本记述那次旅行经历的书，付给我百分之五的版税。如果不抽版税的话，就在交稿时酬谢我一万元。我同阿·德·理查森进行商量，他说：“收版税。”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同布利斯成交了。
我没有钱了，于是便到华盛顿去，看能否在那里挣些钱，以供我写书的时候黄油面包的开销。我遇到了威廉·斯温登，他是历史学家的兄弟。我们共同想出了一个互相支持以对生活进行维持的计划，我们成为如今报界非常流行的辛迪加之父以及创始人；我们成为这个星球上首家报纸辛迪加的开山鼻祖。规模不大，但从未试过的新事业经常是这样的。我们的名单上共有十二家报刊，全都是无名且又穷的周报，这些报刊又都分散在偏远落后的地区。如果这些小报能够有个驻华盛顿的通讯员，那则是非常值得骄傲。对于我们来说，能被别人这样看待已经不错了。这十二家中的每家每周都会收到来自我们那里的两封通讯，每封通讯一块钱。我们两个，每人每周写一封信，再复写六次，寄给这些施主。这样我们每周就可以得到二十四块钱，用以维持生活。对于我们那贫贱的住处来说，这些钱也就够了。
斯温登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为亲爱和可爱的一个了。我们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也非常心满意足。无论是从天性还是从教养来讲，斯温登都很高尚。他是个绅士。他特别有教养，还具有高尚的情操。从内心到谈吐，他都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是苏格兰人，是长老会教友，是老式且又正统的长老会教友。对于宗教，他真诚热爱，皈依宗教令他感觉心里踏实。他没有丝毫恶习，除了对于苏格兰威士忌的喜爱。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习，因为他是苏格兰人，而对于苏格兰人来讲，苏格兰威士忌就像牛奶之于人类那样是无害的。对于斯温登来说，那是德行，只是在经济上不划算罢了。如果不是我们需要照顾酒壶的话，每周二十四块钱，可真是阔气了。我们总是为了这个酒壶变得很拮据，只要我们收入中的一笔到迟了，就会引发一些麻烦。
我还记得有一次钱不够用的情景。当时我们需要三块钱，而且天黑之前就要用。现在我记不起当时我们是如何急需这笔钱的，只记得我们必须要有这笔钱不可。斯温登让我出去搞钱，他说自己也要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办法。对于我们会搞到钱这一点他丝毫没有怀疑，不过我心里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宗教信仰在产生作用。我自己可没有这种信心。我丝毫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弄这么些硬邦邦的钱。我按照自己的想法说了。我想，他在私底下一定在为我的信念过于薄弱而羞愧。他要我不要着急，他用简单、坚定、不加怀疑的口气说：“上帝会给的。”在我看来，他确实充分相信上帝是会给的。但是拿我来说，如果他也有过我的经历——不过，暂且不管这个吧。经过他的一番劝说，他那坚定的信念也影响了我，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也几乎对上帝确实会给深信不疑了。
我在街上逛了有一个钟头，一边逛一边在考虑怎样才能设法弄到这笔钱，可是却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来。到了后来，我逛进了那个时候的一家名叫埃比特大厦的新旅馆的大厅里，在那儿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只狗闯了进来，慢吞吞地。它停了下来，向我张望，那眼神似乎在说：“你友好吗？”我用眼睛回答它说：“我很友好。”他摇摇尾巴，向我表示感谢，一边靠过来，用下巴靠着我的膝盖，将棕色的眼睛抬起来，惹人怜爱地望着我的脸。它非常可爱，像个姑娘那样美，它身上披着绸和绒的外套。我敲了敲它那棕褐色的光滑的脑袋，摸了摸它那下垂的耳朵，就像我们是一对情人似的那样。不一会儿我们那一带的英雄，迈尔斯准将逛了进来。他一身蓝制服，戴着金肩章，神气十足，每个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盯着他看。他见到了狗，便收住了脚步。他的眼神一闪，这便透露出了他对这种动物那份发自心底的喜欢。然后，他走上前来，拍了拍狗，对我说道：“它真好——非常稀罕，你愿意卖吗？”
我特别感动。因为这正中我下怀，斯温登的预言应验了。
我说：“愿意。”
将军说：“你出价多少？”
“三块钱。”
将军非常诧异。他说：“三块钱？就要三块？这只狗可不是一般的狗。至少需要五十块钱才能买下的。如果换作我，一百块钱也不会卖的。我怕你对这只狗的好处不了解。如果你愿意，价钱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不想做对不起你的事。”
可是，如果他认识我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无所谓对不起他，正像他无所谓对不起我那样。我仍像刚才那样安详地说：“不，就三块钱。这就是它的价钱。”
“好的，既然你坚持这样做。”将军说着，给了我三块钱，然后牵着狗上了楼就不见了。
差不多过了十分钟后，一个装扮文雅的中年绅士走了过来，并朝四下里张望，还在桌子下边以及各个角落里寻找。我对他说：“你是在找狗吧？”
他本来看起来很烦恼，现在便立刻高兴起来。他回答说：“是啊——你见到了？”
“是的，”我回答说。“一分钟之前还在这里的。我见它跟着一位绅士离开了。我想，如果你让我找的话，我可以替你找到他。”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是如此感激涕零的。他说他想让我找一找，说这话时，他的声调里满含了感激之情。我说，我非常乐意干，不过既然要花费我的一点儿时间，就需要他付点儿钱，还请他不要见怪。他说自己非常乐意——并且一再强调“非常乐意”这句话——还问我想要多少。
我说：“三块钱。”
他异常诧异，说：“天啊，这真得算不了什么！我会给你十块，我很愿意。”
不过我说：“不，我开的价钱是三块。”我不容分辩，就朝楼上走去。因为斯温登说过，上帝是会给我这个数目的。在我看来，如果自己拿的钱比上帝所允许的多一分钱那便是对神明的亵渎。
我走过了旅馆办事员的窗口，问到了将军的房间号码。我找到了他的房间，只见将军正在抚弄他的狗，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我说：“十分抱歉，我要将狗要回来。”
他似乎很诧异。说：“要回？为什么呀，这是我的狗，你已经将它卖给我了。还是你出的价嘛！”
我说：“是的。没错——不过现在我必须要回它，因为那个人又想要它了。”
“那个人是谁？”
“狗的主人。这只狗的主人不是我。”
将军比刚才更为诧异了，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说：“你是说，你卖了别人的狗——而且是在明明知情的情况下？”
“是的，我知道这只狗不是我的。”
“那你为什么要卖？”
我说：“是啊，你的这个问题可真奇怪。因为你要我才卖的。你要求买这只狗，这是你不能否认的。而我并不急于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要卖——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这能为你提供方便的话……”
他将我的话打断了，说：“为我提供方便？这可真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最特别的‘方便’——将不属于你的狗卖了出去，这念头——”
我将他的话打断，说：“这样的辩论没有任何意思。你自己也说过，这条狗可能会值一百块钱。而我只要你三块，这难道还不公道吗？你愿意多给些钱，这你知道。而我只要了三块，这你是不能否认的。”
“哦，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的核心是狗不归你所有……难道这你还不明白吗？你似乎认为，尽管这不是你的财产，但是只要你便宜地卖出，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了。那么现在……”
我说：“请你不要再辩论了。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价钱是完全公道的，完全合理的——既然狗不归我所有——这么辩论也不过是白费口舌。我得将它要回，因为人家想要它。我没有余地进行选择，这你还不清楚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吧，如果你把一只不归你所有的狗卖了，如果你……”
“哦，”他说，“别用那白痴般的理论将我的脑袋弄得稀里糊涂的啦！拿去，让我清闲一会儿。”
就这样，我将三块钱还给了他，牵着狗下了楼，将它交给了主人。为了这点麻烦，收下了三块钱。
我走开了，感到心安理得，因为我做得光明正大。我卖狗得到的三块钱是绝不肯花的，因为那并不真正属于我。不过，将这条狗还给原主所得到的那三块钱，则是我该得的，因为那是我挣来的。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个人就非常有可能根本不能要回这条狗哩。我至今还信守着当年的那套原则，我向来是诚实做人的。我知道自己是绝对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我永远都不肯使用靠可疑的方式得到的钱。
嗯，这是个故事，其中有些内容是真实的。
按照合同，我必须要在1868年的七月份将《傻子国外旅行记》的稿子交出去。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是在旧金山写的这部书。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我交了稿，布利斯为这本书准备了不少插图，后来又将工作停了下来。合同规定的出版时间已经过去了，可他并没有进行过任何解释。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什么解释都没有。我在国内四处作演讲。平均下来每天三十回，于是我试着猜这个谜：“书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
老是要为这个问题寻求新的答案，将我搞得腻极了。后来，甚至这个问题本身，也令我感到特别厌烦了。如果有谁要问这个问题，他就立刻会变成我的对头。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这个样子摆出来。
一从演讲这个领域脱身，我便急忙去往哈特福德对这件事进行打算。布利斯说，这并不是他的错，他是想要出版这本书的，不过公司的董事们却是坚定的守旧派，对于这本书，他们很害怕。他们对这本书进行了审定，大多数人认为其中有些东西很是幽默。布利斯说，公司里从来都没有出过这种具有嫌疑的书。董事们都担心出版这类书会严重损害到公司的名誉。所以他自己的手脚被捆住了，人家不许他履行这个合同。
董事中有一位德雷克先生——至少也是一位叫德雷克先生的遗骸——请我和他一起去坐他的两轮马车，我便去了。他是个挺可怜的老古董，他那套章法，他的谈话，也怪可怜的。他有一个颇费脑筋的心思，他犹豫了一会儿，才鼓起勇气摆出了这个心思。最后他终于摆出来了。他对他们公司处境的困难进行了一番解释，就像早先布利斯已经说过的那样。接下来，他干脆为自己、为公司来请求我帮助。他恳求我收回《傻子国外旅行记》，让公司将有关的合同解除。我说那可不行——这次谈话以及马车之行，就都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警告过布利斯，对他说他必须干起来才行，否则的话我就要找麻烦了。他照警告行事，将书付排，由我来校清样。接下来便是再一次长久的拖延，也没有人对此做什么解释。当最后到了七月底（我记得是1869年）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耐了。于是我打电报给布利斯，说这本书如果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出售的话，我就要起诉并且要求赔偿损失了。
就这样，纠纷结束了。在规定的时间内，有五六本书被装订好了并且出售。随后，兜售活动便开始了，并被搞得非常起劲。九个月间，公司的所有欠债都被还清，股票自二十五涨到了两百，纯获利达七万元之多。告诉我这些的正是布利斯——不过，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是他在六十五年中头一次讲了真话。他生于1804年。
不过我必须回过头来讲讲韦布的事情。1867年十一月，我结束“教友市号”之行回来的时候，韦布对我说《跳蛙》一书得到了出版界的好评。据他估计，销路是非常不错的，不过他弄不到美国新闻公司所出具的账单。他说，对于他来说，这本书是场灾难，因为这是他动用了自己私人的款子印制的，可如今，由于新闻公司不老实，一味进行搪塞，所以一点钱都收不回来。
我真的为韦布感到难过，难过的是虽然他对我友好但却丢了钱。我还有些难受的是他没有办法付给我版税。
我同美国的出版公司签订了有关《傻子国外旅行记》的合同。过了两三个月，我突然间想起，也许自己违反合同了，因为合同里面有一条，不允许我在一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内和另一家公司合作出书。当然，这一条不包含合同订立之前就已经出版的书。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不过我就不懂，因为所有有价值的事，我都不懂，加上我又不习惯和别人打听消息。
按照我那愚蠢的想法，我是已经违反布利斯的合同了，我有将《跳蛙》一书扣住的责任，并且从此之后永远都不再出版。因此，为了这事，我去找了韦布。他愿意按照下述规定对我进行照顾：我应将有可能会归我所有的版税交给了他；新闻公司全部的已装订或是未装订的书，全部应该由我交给他，并且免除版税；我还应该给他八百块钱现款；拆掉书的版子的事应该由他进行监督，既然拆散的版子应被作为旧的活字金，而由铸字厂的老板付钱，那么，由他来负责拆版子，也便应该给他一笔钱。每磅活字金九分钱，版子总重量为四十磅。这笔细账能够说明韦布还是有些做生意的才能的。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韦布便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有一次，我碰巧遇到了美国新闻公司的经理。我问他韦布与公司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纠葛和后来的结果如何。他说他不清楚有什么纠葛。我便解释说，韦布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公司欠下的钱。接下来便轮到他对我进行解释了。他说，我的解释站不住脚。他说，隔一段时间，公司便会将借贷对照表通知韦布，同时还会附去公司的支票。通过他的邀请，我便和他一起去了办公室。他将书和账本拿了出来，向我证明了他所说的都是实在的。自一开始，韦布就按照期限将付给我的钱以及付给他自己的钱收了下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在韦布和我进行结算的时候，他拖欠我的版税共有六百元。那个时候从我那里拿过去的装订好的以及没有装订好的《跳蛙》到了后来也都被卖掉了，卖的钱同样也被装进了他的腰包——其中的六百多元，本应该是属于我的版税。
总而言之，目前，我是个作家，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我出过一本书。并且是个没能因为出书变得有钱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我的第一本书就损失了版税一千二百块，八百块血腥的钱，三块六角的旧活字金。从那时起，我便决心不在韦布那里出书了——除非自己可以借到足够用来白白给人家花的钱。
因为《傻子国外旅行记》，我逐渐变得有名了。韦布可以首先向公众吹嘘说我是被他发现了的。然后又可以向公众吹牛说我是由他创造的。一般的人都认为我对美国和文坛是有价值的，也认为为了得到这有价值的东西，韦布是国家以及文坛所应该感谢的人。
到了后来，韦布和他的贡献逐渐被忘掉了。然后布利斯以及美国出版公司都站出来说，是他们发现了我。后来还说是他们创造了我。所以更应该对他们进行感谢。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出来争功劳。他们自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附近一带跳了出来。后来，我不得不认为，同上帝手中跳出来的任何一种动物相比，为了发现并且创造我，所牵动的人力，要多好多倍。
韦布认为自己是个文学人才。如果他没有出版过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话，他的这番类似于迷信的说法倒是有可能被人们接受。可是他曾经出版过的这些东西揭穿了他的话。他的散文写得似乎迷人但实则无聊。他的诗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他总是隔一段时间，便拼命挤出他那些平庸的东西，直到两年前因为脑溢血逝世。他属于那类可怜的生物，因为他无论是从天性还是教养来讲都是个骗子。作为说谎的人，他有点儿成就，做得还不错，不过并不出色，因为他和伊莱沙·布利斯是同时代的人。讲到撒谎，布利斯的本领就像日全食遮盖大陆那样，令韦布之流大为失色。
那是在1866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我成为一个四处演讲的人。我于1867年在纽约进行了一次演讲，除此之外，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也作了几次。还在1868年在整个儿西部进行了巡回演讲。这之后的两三个季度中，东部这条线又被加到了我作演讲的路线图上。
那个年代里，讲演会正在盛行。位于波士顿学校街上的詹姆斯·雷德帕思办事处正在北部各州和加拿大各地对这件事进行经办。雷德帕思承办全国各地讲座的演讲会进，每组六次或者八次，每个晚上一次，每次平均一百块钱。他得到的回扣则是百分之十。在那个季节里，每个课题的演讲，都可以先后讲上一百个晚上。在他的名单上写有很多吸引人的名字：亨利·沃德·比彻、约翰·勃·高夫、安娜·迪金森、霍勒斯·格里利、佩特罗廉·维·纳斯比、温德尔·菲利普斯、乔希·比林斯，此外还有北极探险家海斯，爱尔兰演说家帕森斯，英国天文学家文森特，还有阿加西斯，等等。他的名单上面还有二三十个名声较差的男女，支付给他们的演讲费是二十五元至五十元不等。如今，他们的名字早已消失。他们不过是靠了巧妙安排才得以登上讲台。雷德帕思便为他们提供了这样巧妙的安排。所有的演讲会都在非常迫切地要名人。雷德帕思同意了他们的祈求——不过有一个条件是：每为他们分配一次满座的，则必须有几个可能会令场内座位稀稀拉拉的相搭配。如此的安排令各地的演讲会在几年以内得以维持生机，不过最终还是垮了，这样，演讲的生意也便做不成了。
雷德帕思组织安排的主要特点便是诚实、善意、诚恳和勇气。他是无所畏惧的。堪萨斯州那些流血的时日里，他曾经是奥萨瓦托米·布朗的一个得力助手。他自始至终奋斗到底。他将命提到手上，夜以继日地干，还挣不到一晚上的住宿费用。他手下有一群胆子大的人，经常会受到支持蓄奴制的密苏里人、游击队以及现代自由骑士的追捕。至于那个冒失的游击队长，我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正是他领导着游击队，四处追逐雷德帕思，不过雷德帕思回过来也对他们进行追逐。幸亏凭借战争中的机运，两个人在战场上从未见过面，尽管很多次都近在咫尺。
十年或者十二年之后，作为美国演讲业的头头，雷德帕思在波士顿谋生。距他在堪萨斯那段经历有十五六年之后，我成为作演讲的人，而他恰好是我的经纪人。有一次，11月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在波士顿的特雷蒙旅馆所举行的一次记者聚餐会。当时我坐在首席，而雷德帕思坐在我与主席的中间，另外一个陌生人则坐在我的另一边。好几次，我都想同这位陌生人说话，但是他似乎无话可说，我也就不再去麻烦他了。显然，他是个特别害羞的人，或许他头天晚上失眠了吧。
第一个被叫到的是雷德帕思。每提到这个名字，陌生人都会为之一震，似乎很注意。他的眼睛盯住了雷德帕思，将他的演讲丝毫不漏地听了进去。雷德帕思提到了他在堪萨斯的那些经历中的一些动人的事件。除了提到其他的一些事之外，他还说：“我前后三次都几乎抓到游击队那强悍的头目，不过有一次他的确是逮住了我，但他并不认识我，将我放走了，因为他说，他正在紧紧地对雷德帕思进行跟踪和追击，没有时间将精力浪费在微不足道的小鱼小虾上。”
接下来开始轮到那位陌生人讲话。当雷德帕思听到他的姓名时，就开始轮到他为之一震并特别注意起来了。陌生人一面不无情义地瞥了雷德帕思一眼，一面文雅地——甚至能够称是甜蜜地说：“你清楚，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游击队头目。现在我能认识你，并将你放在心上，将你称为朋友，我非常高兴。”——接下来以感伤的口气说，“如果当时我便认识你，能够和你进行交往——只要友谊能够被保住——那该是多么幸福啊！”
比彻·高夫·纳斯比以及安娜·迪金森是众多演讲人中少数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价，并且正确确定自己的价钱的人。他们在镇上的价钱是二百到二百五十元，在城里是四百元。演讲会一直是靠这四个人来捞到一些利润的（只要天气肯帮忙）。不过一般只要碰到叫座率非常低的演讲人，就会将捞到的利润又全部折掉了。
有两个女人应该被归于叫座率低的演讲者那一类——奥利夫·洛根以及凯特·菲尔德——但是有一两个季节，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她们索价一百元，结果在两年中都被公认为是能够满座的演讲人。在这之后，她们变成了叫座率特别低的人，很快便被搁在一边了。1867年，凯特·菲尔德在全国各地曾断断续续地有过那么一阵名声，这是因为在狄更斯那次非常成功的美国之行开始之初的时候，她在波士顿为《论坛报》写了几封有关狄更斯朗诵会的信——是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这些信受到了非常狂热的赞扬——几乎都到了崇拜的地步——这就将恰当的欢迎基调给定下了，因为当时举国上下都对狄更斯非常狂热。加上用“电报”写信给报纸是个新奇得令人诧异的事，所以各界人士们议论纷纷。凯特·菲尔德立刻成了著名的人物。到后来她走上了讲台。不过过了两三年之后，她的题目——狄更斯——就不再新鲜有趣了。人们曾经去看她是仰慕其名，不过她的讲演非常蹩脚，表达得也很矫揉造作，令人生厌。所以，等到国内人们那种想要看她的心情有所松弛的时候，讲台也就将她抛弃了。
她是个好人，不过对于她的一生来说，取得浮华的名声，都是一场灾难。这对她来说是无价之宝。二十五年中，她自己曾经千方百计地令生活过得像个样子。不过她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她在夏威夷群岛逝世，她的朋友们都非常难过，但是世人则忘掉了她。
奥利夫·洛根的名声是因为——只有引荐她的人才清楚是怎样一回事，非常明显，她的名声不是赢得的，而是制造出来的。她的确在报上以及不著名的杂志上写过并且发表过一些小东西，不过那些东西却没有蕴涵着才华或是什么类似于才华的东西。靠着这些东西，她一个世纪都出不了名。她的名声是因为她的丈夫——一个拿低薪的小报记者——在小报上散播小道新闻才得以树立的。一两年之间，这类简讯不停出现，人们一拿起报纸就能碰见：
据说，在纳汉特，奥利夫·洛根租了一间小别墅，预备在那儿避暑；
奥利夫·洛根坚决抵制在午后穿短裙；
奥利夫·洛根还没有下定决心将在巴黎过冬，和这有关的报道为之过早；
奥利夫·洛根周六晚上参加了在沃拉克所举行的晚会，直率地对新作表示了赞赏；
奥利夫·洛根本来患有重病，现在已经康复。如果病情持续好转，从明日起，医生将不再发表公报；
……
这样每天都做广告带来了非常奇特的结果。奥利夫·洛根的名字为公众们所熟悉，就像当时其他的名人那样。人们往往饶有兴趣地对她的所作所为进行讨论，并对她的主张进行认真讨论。偶尔，那些来自偏僻地区的孤陋寡闻的人非常想要增加一点见闻，这就引发了一些令人感到诧异的事：
“奥利夫·洛根是谁？”
听的人答不出来，弄得自己也很莫名其妙。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对这件事进行追问。
“她做过些什么？”
听的人再次呆住了。他们没有问过，也不知道。
“哦，那么她为什么会出名呢？”
“哦，是因为什么事吧。我也不清楚。因为从来都没有问过，不过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自己为了好玩起见，也经常向那些对她的言行名望谈论个不停的人提出这些问题。那些被问的人也为此感到惊讶，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听信了人家的话，感觉她有名望罢了，其实却并不知道奥利夫·洛根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如果她做过的话。
奥利夫·洛根凭借如此奇怪地建立起来的名声，登上了讲台。至少曾经有过两个季节，美国人都拥到演讲大厅去想要见她。但她只不过是衣着华贵，徒有其名。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持久的，尽管她一时间能够凭借这些东西每晚收入一百块钱。不过二十五年前，她便消失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了。
在我自波士顿到各地进行旅行演讲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伙伴。在委员会的人将我送到旅馆，并道声“晚安”以前，我经常会有机会同他们愉快地聊聊天，在一起抽抽烟。各地都会有个委员，他们的身上别有绸布的符号。他们来车站接我，并派车将我送到演讲大厅。他们坐到讲台上我后面的那一排椅子上，很是有点儿乐师的味道。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头头经常将我介绍给观众。但是，他们的介绍总是非常粗俗地进行一番吹捧，叫我很难为情，使我在刚开讲时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种风气是很蠢的，没有必要非得介绍不可。作介绍的人似乎总是头蠢驴，他所讲的话都是一些客套话，并且总是杂乱无章，非常粗俗的，他还徒劳地想要将它说得有趣些。所以，在头个季度之后，我便总是进行自我介绍——当然也是很老套的介绍词。委员会主席是不欢迎我所作的这种改变的。在本地大众前神气活现地一站，再发表一个简短且又可怕的演说，这便是他生活的乐趣。如果不让他享受这个乐趣，他是受不了的。
开头由我自己作自我介绍的效果一度很好，但到后来却失败了。必须要将话说得非常当心，措辞要经过周密的考虑，说得真心实意，好让到场的陌生人误认为我只不过是致介绍词的人而并不是进行演讲的人，也防止对演讲人赞美得过分而可能令陌生人讨厌。然后话将要说完的时候，才装作漫不经心地露出一两句，来表明我就是作演讲的人，刚才所讲的是有关于我自己的事，这样，效果一直都很令人满意。但是，正像我所说的那样，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报纸上会进行刊登，这个办法在这以后就不灵了。因为到场的听众心里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后来我开始采用在加利福尼亚时所遇到的一种介绍方法进行介绍。那是在红狗村里，一个既懒散又尴尬，体格魁梧的矿工非常郑重地创造出来的。听众将他的意愿违反了，非要坚持让他上台对我进行介绍不可。他站在那里，思考了片刻，说：“我不太了解这个人。不过，我倒是知道至少两件关于他的事。一是他从未蹲过监狱；二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用差不多是沮丧的口气说）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这么个办法曾经一度很灵，后来报纸将它刊登了出来，就变得没有味道了。以后，我干脆将作介绍这一套给统统取消了。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大的冒险，不过这其中没有一次是令人难忘的。有一次我到了一个镇上，但却到得迟了，没有发现有委员会在那里等候，也没有见到雪橇。乘着月光，我逛到了一条街上，发现人们都在向前涌去。我断定，那是人们正在前往演讲大厅——我没猜错——便走进了人流之中。到大厅时，我想要挤进去，但却被收票的给挡住了。
“请拿出您的票来。”
我躬下身子，小声地说：“没事，我就是要作演讲的人。”
他很郑重地将一只眼睛眯了起来，用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得到的很大的声音说：“不，你不是。到目前为止，你们已有三个人这样混进去了。今天晚上下一个演讲者想要进去的话就要付门票。”
当然我付了。因为这是免除麻烦的最直接的办法。
每个季节，我们都要带着一次新的演讲节目（指的是纳斯比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到位于波士顿的“明星场”上露一露，以便经受首次评定。地点是在老的音乐厅内，听众共有两千五百人。正是依据这次评定，全国全部的演讲会可以对每个演讲人的商业价值进行判断。其实这个举动并不是首先在波士顿而是在附近的市镇开始的。我们要在这些市镇上反复进行演习，时间达一个月之久，对演讲进行一切必要的修改和订正，最后再到波士顿露面。
按照这套办法，十月初就将全体同行集中在本市，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有几个星期过懒散的日子，彼此之间进行一下社交活动。我们的住所是杨氏旅馆。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就待在雷德帕思的办事处，抽着烟，聊聊本行的事。傍晚时分，我们便分散到附近的市镇里去，看看人家认为那些新的演讲节目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乡下的听众非常难对付。如果有一段话他们听后发出了轻微的嘟囔声，那么这句话拿到城市里去便会垮台；如果在乡下非常成功，那意味着在城市里能够宣告凯旋。这样，在最后走上音乐厅的大讲台前，我们的口袋里就已经有了评语了。
不过，有的时候，那些身为“新手”的演讲人，并不明白“先要在狗身上进行一下试验”的道理。他们来音乐厅时，带来的是没有经受过试验过的产品。有一次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害得有些人看到广告的时候急得要死。有个幽默家名叫德科多瓦的——我们担心的就是他。似乎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不过我忘掉了。他靠在一些杂志上写过的一些阴郁而又幽默的东西来赢得了部分人的好感，所以有了一点名声。现在他却突然偷偷地侵袭我们的禁区，可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中的有些人感到非常不痛快——实在是太不痛快了，所以就不想演讲了。我们推迟了附近市镇的约定，大家赖在市里不走。我们就坐在楼内的前几排——纳斯比、比林斯以及我——都在等着看。场子满了。当德科多瓦上台的时候，受到了可以说是热烈得过分，简直是不适当的欢迎。我们倒是并不妒忌，也不羡慕，只是觉得非常厌恶。我发现，他正在想要读一篇幽默故事——照着稿子念——我们感到好受了些，感到有了希望，不过还是非常心急。人们替他搞了一套排场，是狄更斯式的。他站在张着布幔的高架子后面，灯光自上面照射了下来。整个儿的这一套被搞得颇为时髦，留给人很深的印象。听众认为，他一定会讲得非常有趣。因此当他开头讲了五六句的时候，人们都对他抱以信任，非常友好地笑了——笑得非常友好，搞得我们都挺难受的——我们感到非常灰心。不过我仍旧相信他会失败，这是因为我看明白了他并不明白该怎样去读。
笑声很快便松了劲，之后场内部分区域的笑声便低落下去了，再后来，那些自发性的笑声便消失了，之后笑声就出现了间隙，这种间隙被拉得越来越长，越发长了。在那之后就几乎老是间隙和沉默了，只剩下那个未经训练且又没有活力的声音还在嗡嗡作响。后来全场都死气沉沉地坐在那里，就这样坐着有十分钟之久。我们嘘出了一口长气。这口气本应是对一个失败的同行表示同情的，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卑鄙而又自私，同全人类一样。这里我们所呼出的一口气，是对这个于我们无害的兄弟的失败所表示的满意。他正在卖力气，不过很扫兴。不时地，他在用手帕擦脸。他那声调和神情，似乎在对怜悯、慈悲和对救援进行哀求。看到这景象也真是挺惨。不过全场仍旧冷冰冰地、怪异地盯着他看。
墙上的高处挂着一只大钟。很快地，大众的眼睛就开始盯向钟面，而不再盯着读稿子的人了。我们凭着过去那些惨淡的经验，知道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很明显的是，读稿子的人还并没有得到警告，还被蒙在鼓里。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九点钟了——全场人中有一半都在望着那只钟，而那个读稿子的人还在拼命地讲。差五分九点的时候，一千二百个人共同站了起来，像一阵风那样冲过走道，奔向大门！读讲稿的人被吓呆了，那种目瞪口呆的状态持续了有好几分钟，他惊恐地望着这正在退出去的队伍，然后黯然地从讲台上走了下来，一路上表现得失魂落魄。
那些经办的人应该受到责怪。他们应该告诉他，近郊的最后一趟班车在九点钟开车，到时候会有一半的听众要走。不管谁在台上讲，他们都必须走。据我料想，从此，德科多瓦就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脸。
对于佩特罗廉·维苏威·纳斯比（洛克）我记得非常清楚。内战刚开始时，他是在托莱多的《刀刃》工作。那家周报历史悠久，生意兴隆，非常受大众的欢迎。他抛出了一封调子被写得很合时宜的信，于是他立刻出了名。他坚持自己所倡导的东西，每周都会给那些同情南方的北方人以及民主党人以鞭策。他所写的那些信被到处转载，自大西洋到太平洋，几乎每个人都会看，每个人看后都会笑——至少除去沉闷的、有成见的民主党人以及那些对南方抱有同情态度的北方人外，每个人都是如此。纳斯比是突然间成名的。对于大家来说，这似乎像触电似的。很快，人家就开始请他对一个连进行领导。他接受了，并准备直接开向前线。不过州长要比科纳以及裴多菲这些政治上的能手聪明一些。他拒绝了为委派纳斯比签字，而是命他待在家里。他说，纳斯比在战场上只不过是一个握着一把刀的战士，仅此而已，而在家里，他拿起笔便成为一支队伍——并且配备重炮！纳斯比屈服了，继续写着他那惊人的信。
我到哈特福德进行访问时，才第一次同他见面。我记得那似乎是内战结束后的三四年，歌剧院里到处是人，都是来听他讲《诅咒卡南》的。两三年以来，他在台上一直都是在讲这个同样的题目——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在他嘴里过了足有几百遍。可是即便是如此，现在如果不是看着手稿，他还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除去开头那一句。当他出现在台上时，只听见一片欢呼声。不过他没有停下来鞠躬，或者是凭借其他的什么方式来对大家的欢迎进行感谢，而是径直走到宣读手稿的桌子边，打开了书夹子，他的神态立刻僵化起来，在一个半小时里，除了翻书之外，他几乎一动都没动——身子微微向桌子倾斜，左胳膊似乎是一根被牢牢撑着的树桩，右膀子则横放到桌子上。每隔两分钟，他的右胳膊便要朝前挥动一次，翻一页书，然后再次放到背后去——整个动作令人联想到一架机器，一架有规律地进行循环往复，敏捷而又准时的机器。你简直都能够想象得到你听见了它所发出的叮当声。他是个彪形大汉，身形魁伟，穿得土里土气，所以看起来笨头笨脑的，像个朴实的老农。
我充满好奇地听他开始讲话，他并没有让我等太久。他将左胳膊一撑，右胳膊放到背后，然后便俯下身来照着讲稿，将脸稍微扬起，看了听众一眼，像牛叫那样吼道：“我们都是祖父传下来的。”
在那之后，便一直吼到底。在不断的欢呼、大笑声中，一味地讲下去，对那些欢呼和大笑丝毫没有在意。他的演讲，就像一发发对准了目标的子弹，朝着蓄奴势力和北部为蓄奴进行辩护的人展开了猛攻。他的成功在于讲话的内容，而不是讲话的方式。因为他的讲话没有任何技巧，除非他那极端鼓舞人心的真诚也可以被称为技巧。他刚讲完便转身走下讲台，就像对背后所爆发的欢呼声无动于衷那样。
他的身子结实得简直像头牛，体力和耐力都像个角斗选手。当时的快车不多，有一次，他转车脱了班。为了不至于将哈特福德约定的讲演耽误了，他坐“牛车”走了一整天外加大半个夜晚——而当时又正值隆冬季节。下了牛车，他便直接赶到讲台上，都没有吃中饭，不过一上讲台，他便声若洪钟，丝毫没有倦意。他坐下来同我聊天，吃晚饭，直到半夜，到了最后还是我认输了，而不是他。他和我说，在第一个季度里，他每个月要有二十五个晚上朗读他的《诅咒卡南》，这种状态持续了九个月。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演讲人将这纪录打破过。
他说，自己连续二百二十五个晚上重复地进行演讲，结果是开始讲的话他根本不用看着稿子便能背出来。有时候，如果胆子大一点，甚至可以这样一干到底，而且还会引发另一种情况。长期在外演讲后回到家里，傍晚靠着壁炉边坐着边默默地想，突然间钟鸣八下，将他的沉思打破了，他习惯成自然，不自觉地便大声喊了起来：“我们都是祖父传下来的。”
1861年夏天，奥里昂和我乘坐搭客马车横贯大陆，并在大盐湖城停留了两三天。我已经记不清那时候谁是犹他准州的州长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他不在那里——准州州长经常会有这样的习惯。他们只不过是些政客，来边远的地方吃苦头的目的是为了将州建起来，然后自己以参议员的身份回来。不过当时州长的职务是被准州秘书弗兰克·富勒代理的——当然他也被称为州长，就像奥里昂在得意时因为奈州长不在职就得到这种临时的称号那样。在民主国家里，人们得到的荣誉称号，哪怕是由于偶然机会得到的，并且仅能够使用48个小时，那也是永久的，就像是天堂里所具有的永久性一般。从此，你就再也去不掉这些称号了。只要你做了一周的治安法官，那便永远是“法官”。在7月4日爆发的某次战役中做过民团少校，那便永远是个少校。纯粹是因为误会，而在无意中被称为“上校”，那么这个人便终身都会顶着这个称号。我们对称号与门第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但口头上都对它加以嘲笑。这就是属于我们的民主权利。
是的，富勒是代理州长，他让我们在大盐湖城休息的那两三天过得很快乐。他精明能干，积极进取，并且对当前的所有事情都感兴趣——不仅是感兴趣，并且如果值得的话，他的兴趣还要比一般人的大五倍，甚至是十倍——真是个充满生气的人。
在这以后的五六年，我一直生活在太平洋沿岸。1867年1月间，我取道地峡回到美国。到达纽约后，我见富勒正在忙什么事。见到我他很高兴，想将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认识。过去，我没有听说他已经娶了妻子，也并不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好吧，在他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他那甜蜜且又文静的妻子，她特别殷勤、可爱而又厚道。然后，令我更加大吃一惊的是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几个女儿。她们真是他的女儿，落落大方，还结过婚了——他并没有说结了多久。喔，富勒可真能吓人。要是他给我看的是几个小孩，那还差不多，比较合情合理。但他看上去特别年轻，不像有那么大孩子的人。我猜不透其中的秘密，也便随他去了。很显然，这是一个能够用来说明如果境遇顺利，得天独厚，那就看不出已经上了年纪的很好的例子。
富勒州长——很自然地，他在纽约的朋友们都这么称呼他——那时候他正热衷于一项爱好。他每天都有一样爱好，而且总是对其非常热衷。他说我必须挑选一个在全纽约都是最大的大厅，在那里就夏威夷群岛来作一次演讲——还说人们肯定会爱听我讲话，甚至会听得如痴如醉。这个人精力充沛，非常有魅力。他曾经一度差点将我说服，以为整个纽约都会如痴如醉地听我演讲。可是我毕竟有点自知之明，并且我深知，纽约人从来都没有听我讲过话，也从来都没有想要听我讲话，也不愿意听我讲话——但是这个人却差一点儿将我说服了。我反对他的主张，一旦他在我心中所鼓起的那种热情冷落一点时，我便会表示反对，并且是不停地反对，不过这样还是没用。富勒确定我立刻就能成名，并且不用费吹灰之力。他说，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来办——所有事都交给他来办好了——只要我去旅馆，坐下来，舒服地待着——十天之内，他便会将名声以及财富都放到我的脚下。
我无可奈何并且有点儿动心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神志不清。我请求他找一个小礼堂，将票价降到小节目的水平。可是没有用，他一点儿都没有听进去——说是要订一家全纽约最大的大厅。他想要订库珀学院底楼的大厅——共有三千个座位，还能够站一千五百人。他说，大厅将会被挤得爆满，门票一块钱一张；人会特别多，直到挤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不妨要价两块钱一张。喔，他热衷自己的计划到如此程度。他便这么干起来了。他还说，这用不着我花什么钱。我说，这样恐怕赚不到什么钱吧。他说：“没事。如果赚不到钱，那就是我的事。如果赚到钱，那就是你的。如果赔本，损失就由我来承担，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他将库珀学院租了下来。并按照惯例为这次演讲做了广告——在报上的广告栏里写了一小段。如此这样连续三天之后，我没有听过哪个人或是哪家报纸说过关于演讲的话，我有些局促不安了。他说：“喔，这个在私底下酝酿着。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他说，“随便它吧，会起作用的。”
好吧，我同意让它产生作用——大约直到第六天和第七天。再过三四天，演讲就将开始了——不过我仍旧不清楚私底下产生作用的情况，所以心里面满是疑虑和不安。我去找了富勒，让他务必更加努力弄广告才好。
他说他是要弄的。他弄了一桶印好的小东西，那种能挂在绳子上的，每一扎有五十份。是准备用在公共马车上的。每一节车上都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在飘荡。我心里很着急，不由得尾随着这些车子转了一圈。我有一两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只坐在车子上，从纽约的一头到纽约的另一头，看着这些东西晃过来又晃过去的，等着看有什么人将它拉下来读一读。可没有人动手——至多只有一个人。有个人将它拉了下来，对他的朋友说：“那个有关夏威夷群岛的演讲的演讲人马克·吐温是谁啊，我一点儿都不清楚。”他随手将它一扔，转换了话题。
我不能再跟车到处转了，我腻味了。我找到富勒，和他说：“富勒，那天晚上的库珀学院除了你和我不会有其他人。这下全都损失啦，我们只能将票子免费送人。必须要想些办法出来才好。我简直要自杀了。如果有胆量，有工具的话，我就自杀算了。”我说，“富勒，一定要客人免票将大厅挤满不可了。你非得弄成送票不可。非要如此不可。要是进去后场子空空的，人家对我既不熟悉，也没听说过，也没坐过车子，没有见过车上那些晃来晃去的东西，那我肯定得死。”
“嗯，”他还是热衷于自己的那一套，“让我来办吧，肯定能办好。我来让客人免票将大厅挤满。你登上讲台时，一定会发现全场都是那些上等的听众，他们的文化水平最高，以前无论是谁演讲时都没见到过他们。”
他说到便能做到。他将一篮子一篮子的免费票送给纽约四周方圆三十英里以内的全部公立学院的老师——他像洪水那样将免费票泼给他们——到了那个晚上，那些人都来了。库珀学校连那些人的三分之一都容纳不下。七点半时，演讲开始了。我心急的不行，七点便去了。我一定要去。我真想在死之前去看一眼那空荡荡的“大钟乳洞”。不过等我走近那个大楼时，便发现距离它差不多四分之一英里的所有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交通也被堵塞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都想要挤进库珀学院。不过事实上正是如此。我绕到了大楼的北面，从舞台后门走了进去。千真万确，座位上、过道上以及舞台上，到处都被神采奕奕的人们挤满了，都是从文化中心搜罗而来的——从学校来的。我费了好大力气才穿过了舞台上的人群。等我走了过去，并在听众面前站好时，舞台上已经被挤得满满的，甚至连一个小孩子的位子都没有留下。
我非常高兴，兴奋得简直无法形容。我酣畅淋漓地将夏威夷群岛给这些人讲了一遍。对我讲的所有内容，他们都报以大笑以及欢呼。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我真的就像是身处天堂。每看听众一眼，我便流露出一些神赐的欢乐——最后结算确定，全场共收入三十五元钱。
富勒还是那么兴致勃勃，似乎他所预言的名声以及财富都实现了。他实在是高兴，实在是陶醉。几天以来，他的嘴就没有停过。“啊！”他说道，“财富并没有进来——这个并没有进来——没有什么，以后会来的。名声早已有了，马克。啊！在一个星期之内，你就要变成整个美国最著名的人物啦。这是莫大的成功，不是失败。”
这个插曲花了他至少四五百块钱，但他从来都不提一个字，还是那么快乐和得意，那么骄傲和愉快，似乎他将传说中的金蛋生下来并孵化成功了。
关于名声他倒说对了。借助于这次演讲，我的确得到了一些名声。纽约的报纸对这次演说进行了称赞。地方报纸便将这些赞美之词转载了。乡下的演讲会——这时候，当年的演讲制度正处于全盛时期——便开始对我发出邀请了。我听任雷德帕思的安排。演讲季节的尾声被我赶上了。我到了西部，每晚讲一次，每次一百块钱这种状态持续了六个星期到八个星期——于是我认为，先前的预言在如今都得以实现了。我得到了名声，也得到了财富。我并不认为这些细枝末节都表述得正确，不过这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实就是那样。我是说，我已经记不清是在那一年还是在第二年作的旅行演讲。不过关键的问题是我开始这样做了，而且能有这样做的机会，恰好是这个莽撞的弗兰克·富勒与他那个疯狂但不朽的计划所创造出来的。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38年或者39年前了。自这之后，我曾有两三次遇到过弗兰克·富勒，每次的间隔总是若干年，碰到一起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一会儿，仅此而已。不过他却一直都是那么年轻，从来都没有一根白发，也没有丝毫老相。一直是那样热情，总是活得非常高兴。去年秋天，他的小舅子惨遭暗杀。很明显强盗是躲在汤普森先生的屋子里面，然后在晚上用棍子将他打死的。两个月后，我在街上遇见富勒，他看起来很老，非常老，特别憔悴，一副倒霉相，我简直认不出他了。他说自己的妻子因为兄弟的惨死几乎被吓死，神经脆弱得简直活不了几天了——于是我和他一块儿去看望她。
她坐在沙发上，直挺挺的，四周用枕头垫着，每过了一会儿，就将脑袋在枕头上靠靠。呼吸也很困难。我见了很难过，因为我已经看到过很多次这副模样啦。克莱门斯夫人这样坐着有两三个月之久，日夜如此，挣扎着进行呼吸。服了鸦片后，困了，或是实在太累了，便将脑袋靠在枕头上，同富勒太太一样，然后打打瞌睡，每次差不多有两三分钟。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富勒太太。三天后，她便永远安息了。
作为公众的一种娱乐形式，所谓的“朗诵会”，在我看来是由查尔斯·狄更斯首创的。他于1867年将这个念头自英国带到这里。他在本国将这个弄得非常流行，又将它在美国弄得为大家所接受，所欢迎。他在什么地方讲，那个地方便被挤得满满的。仅仅一个季节，他就赚了二十万块钱。那一季里，我听过一次他的朗诵会。那是十二月份，在斯坦韦大厦，那是我一生中最为走运的一次——不是说钱的方面，我并没有想到钱。这次在我的一生中是真正的走运，它令我的一辈子都得到了幸福。这天，我去圣尼古拉斯旅馆看望我那“教友市号”之行的朋友查利·兰登，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他那腼腆、甜蜜且又可爱的妹妹。我陪着他们家的全部成员去参加狄更斯的朗诵会。那是在四十年前了。从那一天起，他的妹妹就从来都没离开过我的心房。
狄更斯先生对他已经出版的作品中的一些场面进行朗诵。我在自己的座位上远远看去，发现他个子矮小，衣着有些古怪，相貌不凡。他身穿天鹅绒的黑色上衣，纽扣上还别着一朵红艳的大花。他站在那里，在他的上面是红色的布幔，布幔后是一溜强烈的灯光——通常，艺术家们是这样安排的，将强烈的光集中到一个目标上。狄更斯的听众们坐在非常舒适的微明灯光下，而那些隐蔽着的灯则强烈地投射到他的身上。于是他便在这明亮的灯光中进行表演。他对那些生动的段落进行朗诵，读得有力并且动人，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效果。这是因为，他不仅是读，而且还在表演。读到斯蒂尔福思丧命的暴风雨那场，他读得是那么活灵活现，动作又是那么有力，当时的境况可以说是全场一片狂热。
狄更斯开创了先例，别人便也跟着来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别的人至多也只不过是一度有所成就罢了。过了一阵之后，公开朗诵便过时了，直到狄更斯开创先例的二十多年之后，才又恢复起来。在这之后，又一度兴起，支撑了一段时间。这奇异且又拙劣的行业，被称为作家朗诵会。上苍看够了这类造孽的事之后，作家朗诵会也便不再兴风作浪，而是让世人过太平日子了。
演讲和朗诵非常不同。演讲的人只是凭借记忆发表演讲，而不用笔记、手稿或是书本。在冬天四个月的整个演讲季节中，每个晚上都在重复讲相同的内容。当1868年我加入演讲行列时，演讲风已经在全国各地流行了许多年了。那个时候正值演讲的极盛时期。每年的闲季，每个市镇都会有公民组织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演讲进行安排。他们自波士顿演讲办事处的名单中来挑选演讲人，并根据市镇大小以及付费能力来挑选。每组通常要讲八场或者十场，唯一的条件便是能够付得起费用，并且不要求在季末收支平衡。特别小的市镇只能邀请那些五十块钱一级的男女演讲人来对付一下，再加一两个每位出场费一百的二流明星来吸引听众。大的市镇雇用的全是出场费一百的男女演讲人，外加约翰·勃·高夫、安娜·迪金森、温德尔·菲利普斯、亨利·沃德·比彻来吸引听众。大城市雇用的则全是这些名牌人物。安娜·迪金森的出场费是一晚四百，亨利·沃德·比彻以及高夫同安娜·迪金森一样，不索价五六百就不错了。温德尔·菲利普斯的出场费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高的。
我前后共三个季节都参加了演讲——时间持续得相当久，久到足够让我学会这一行了。然后颠沛流离了半生，我为了自己的新婚生活，在家住了十四五年。同时，投机商以及孜孜求利的人则将雇用演讲人的这个行当捡起，企图借此发财。短短的五年间，他们便扼杀了这个行业。1884年，我重新回到了演讲台有一个季节之久。在这之前那份愉快而又庄严的沉默已持续了十年之久。这十年间已经有一代新人出现了，他们对演讲以及朗诵一无所知，既不明白该怎样去对待，也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这些没有经受过训练的新兵是些很难对付的听众。凯布尔和我同他们打过交道，都感觉非常棘手。
凯布尔孤身一人在全国各地对他自己写的小说进行巡回朗诵，前后已有三年之久。开头朗诵得非常成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天才。不过不幸的是后来他为此而向一位雄辩术教师求教，等到他能够登台进行演讲时，他所受的教育已经很好、很彻底了，以致他剩下的只有戏剧性和做作，同他早先那种无知而又光彩的年代相比，他受听众欢迎的程度，已经连一半都没有了。过去，我从来都没有将朗诵当成行当，很想试一试。我雇了庞德少校带领我走向全国，付给他一定数量的手续费。我还聘请了凯布尔作我的助手，每周六百块钱。就这样，我们出发了，开始了我们的冒险行动。
这件事是多么的可怕啊！至少开始是这样的。朗诵的材料我挑得非常好，不过却没有认真研究过。我认为只要像狄更斯那样去干就可以了——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我这样干了，弄得笨头笨脑的。书面的东西是生硬而又刻板的文学形式，不适宜于用来口头演讲——口头演讲的目的只在于娱乐，而不是为了教训。这些文字必须要被加以调整、拆散以及通俗化、日常口语化——否则全场便都会感到厌烦，而得不到娱乐。一个星期后，我干脆将书本扔到了一边，再也不带它上讲台了。不过同时，我记熟了这些东西，这样我在讲台上讲时就变成了流利的讲话，原先那些拗口而又程式化的东西全部没有了。
有一次朗诵，所用的材料是《艰苦生涯》中一章中的一段，那一段被写得非常夸张。我为这段文章起了个“他祖父的老公羊”的题目。我在心里将所讲的内容事先记住了，到讲台上又改变了一些，后来又连续几夜继续进行修订。这样，从开始害怕面对听众讲，到喜欢讲、乐意讲。在干完这个季节的工作后，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变化会有多大。我一直都没有想到，直到十年或是十一年以后，有一个晚上，我在纽约的一家客厅里将这本书捡起，读给提出这个要求的十几个男女朋友们听。不过读不下去，也就是说，如果大声地读是无法读下去的。我磕磕巴巴地读了五分钟，最后终于放弃了努力。我说，不妨就我自己的记忆所及，讲一下这个故事罢。结果是幸亏靠了记忆才得以过了这一关。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我所讲的还是特别忠实于讲台上所讲的那个本子。在我看来，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本子，在这里，我愿意再讲一遍，如果读者愿意的话，好让他们将它和《艰苦生涯》中讲到的那段故事进行一下比较，看一下口头讲的本子同书面印出来的本子之间的出入有多大。
在这里讲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记忆力好会带来多坏的影响。如果记忆力太好，就什么都能记住，什么都忘不了，这就失掉了比例感，辨别不出重要的事与不重要的事之间的区别，将一切都一股脑儿记住了，并且一股脑儿讲出来，结果情节的开展就延缓了，同时将事情弄得糊里糊涂的一团糟，听的人也就厌烦了，听不下去。《他祖父的老公羊》中的一个历史学家的记忆就属于此类。他总想将这段历史为他的同伴，也就是其他的露天矿工们讲一下，不过怎么讲都讲不完。因为他的那套记忆，令他不能够一讲到底。在他记忆中的那些和这个故事丝毫没有关系的细节，老是打断他的思路。这些丝毫没有关系的细节会吸引他，把他引向岔道。如果遇到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家庭，或者是其他同故事无关的事，他便会从原来的道上岔开，讲这个人是怎样，或是这户人家是怎样——结果是尽管他在费力地朝前走，但同他祖父有关的老公羊的那些有趣的遭遇却跑得越来越远。终于，最后故事还没有讲完，他便去睡觉了，他的伙伴也去睡觉了。有一次，他的确是快讲完了，伙伴们心中充满了希望，认为终于能够将祖父冒险的全部经过和情况弄清楚了。在照例的开场白后，这位历史学家说：“嗨，我说过了，他在锡斯基尤县的一个老乡手里买了一只老公羊，将它带到了家里，并在草地上放养。到了第二天，他去看公羊的时候，恰巧掉了一个一角钱的银币在草丛里，于是便俯下身子——在草丛里到处找。而那个公羊呢，却正站在小山坡上望着。但是我爷爷并没注意到，因为他是背对着公羊的，那时候他正一心一意地想着那枚银币。嗨，我说过了，他正在山坡脚下俯着身子——像这样——在草丛里到处找，但公羊却在小山坡上。除去公羊之外还有史密斯——史密斯站在那里——不，不是那里，而是过去一点的路上——也许有十五步远吧——嗯，我爷爷正俯着身子——就像这样——而公羊却在上边看着，你明白吧，而史密斯他——（默想了一会儿）——公羊它低着脑袋，就像——那个卡拉维拉斯的史密斯——不，不是卡拉维拉斯的史密斯——喔，我想起来了，他一定是图莱里县的史密斯——一定是的，现在我记得清清楚楚了。
“嗯，史密斯站在那儿，我爷爷站在这儿，你知道吗，他正在草丛里，俯着身子四处寻找。山羊见了他的这个姿势，还以为是在招呼它过来——于是它就过来了！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飞快速度，从山坡上奔了下来，眼睛盯着他。你知道，我爷爷正像这样俯着身子，背对着它，而他呢，当然……哎哟我记起来了！根本不是什么图莱里县的史密斯，而是萨克拉门托的史密斯……哎呀，我怎么将这些史密斯们弄混了——啊，那个图莱里县的史密斯一点都不值得提起，但是那个萨克拉门托的史密斯……啊，他却出自美国南方最为高贵的血统。分界线以南，没有比萨克拉门托的史密斯家更加高贵的血统了。要清楚，他们有一家是和惠特克家结了亲的！我看，这样你就能够知道是些什么人在和萨克拉门托的史密斯家往来了，没有其他家能够比惠特克家的血统更加高贵的了。依我看，一定没人能够说其他谁家比他们家更加高贵。
“你看一下玛丽亚·惠特克吧——多么好的姑娘！小吗？没错，她是有点小，可那又怎么样呢？可要看看她的心胸——心胸大得像公牛——又善良，又甜蜜，又慷慨，又可爱，这是非常明白的。要是你要她有的什么东西的话，你总是能够得到——能得到，而且还是非常高兴地给你。是啊，如果玛丽亚·惠特克有一样什么别人需要的东西的话，那她则一定会给他——总是会给，并且是非常高兴地给的。她有一只玻璃的假眼，她总是将它借给弗洛拉·安·巴克斯特，她并没有给她配上。嗯，她有些大，假眼不合适。她的眼眶应该配十四号的假眼，而那个假眼是七号的。这样，假眼就放不稳。她的眼睛一眨，它便翻一下。这个玻璃眼睛好漂亮，配她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向外看的那一面是淡蓝色的，非常好看。后面是镀了金的，这就和另外一只眼睛不相配，那只是褐黄色的，显得非常文静。你清楚吧，眼睛都是这样子的。不过，这并不碍事——他们配到一起，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只要弗洛拉·安的眼睛一眨，那只蓝色镀金的眼睛便会转起来，而另外一只眼睛则停着不动。她一兴奋，那个假眼睛就会转动，不停地转呀转，越来越快，一会儿蓝，一会儿黄的，就这样一闪一闪滴溜溜地转，哪怕是世上年纪最大的人也无法跟上。无法将她那脸上的表情看清。弗洛拉·安·巴克斯特和霍加多恩豪结了婚。我想，这样你就会明白了，她的血统是什么样的——是马里兰东岸世家的。在美国，霍加多恩家最高贵了。
“萨利——我是指萨利·霍加多恩——萨利和一个传教士结了婚。他们出了国，去了大洋那边遥远的岛上，将好消息带给了食人族。他们吃掉了他们两个。这不正常，因为按照惯例，他们是不吃传教士，而只吃他的家人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做了什么，便会非常难过。在派亲属前去取东西时，他们便这样表示过了——说得非常清楚——说他们非常不安，还就此道了歉，说下不为例，说这不过是一次意外。
“意外！这实在是愚蠢。哪有这样的意外。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都是由一个比我们更加智能的力量所安排好的，并且一直都是出于善意。有时候，我们不懂得善意是什么——就好像他们这两家少了那个传教士与他的妻子一样。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应该管的事。同我们有关的是，那是出自好心的天意。不，先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外。只要是一件在你看来似乎是一件意外的什么事发生了，你就应该断定，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而是天意。
“你就看一下我的勒姆大叔吧——这事你有什么说的呀？我要求你的，不过是——你看一下我的勒姆大叔，同我谈一下意外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的勒姆大叔带着他的那条狗上街，他因为病了，或是醉了，或是其他原因靠在脚手架上——这个时候有一个爱尔兰人，手里拿着搬运泥灰砖瓦用的泥桶，正站在三层楼的梯子上。他的脚一滑，便掉了下去，连同砖头什么的一起，不偏不斜地砸到一个陌生人的头上，立刻就将陌生人的命断送了。仅仅两分钟，就得请验尸官到场。大家都说，这是一场意外。
“意外！没有意外。这是天意。在它背后含有神秘而又崇高的用意。目的就是对那个爱尔兰人进行拯救。如果那个陌生人不在场。那个爱尔兰人就会丧命。人们说，这是天意——这当然是！那里当时还有狗啊——为什么爱尔兰人不掉到狗身上呢？为什么不注定是那条狗呢？理由非常充分——那条狗能够看见他冲着它砸下来。你不能靠狗来对天意进行执行啊。爱尔兰人不会掉到狗身上，那是因为——让我想一下，这条狗的名字是什么来着——（默想了一会儿）——哦，想起来了，叫贾斯珀——并且它是一条非常好的狗。而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种，也不是杂种狗。它是一条混成狗。混成狗是具有狗种属中全部优良素质的那种狗——同一种狗的辛迪加类似。至于那种杂种狗，则是由杂七杂八的渣滓拼凑成的。贾斯珀是勒姆大叔从惠勒家弄来的名种。你应该听说过惠勒家吧。分界线之南，没有比惠勒家更高贵的血统了。
“嗯，有一天，惠勒正出神地在毯子工厂里想着心事，突然被机器一把抓了进去。要知道，当时他正在工厂里四处逛，从顶楼到地下室，四处逛，就是用的这种步法——啊，简直连个人影都还没有看到，只听见在走过时，他嘘地一声。啊，你肯定知道，按照他这样的步法，如果想要逃过这一关，得以平平安安回家，可是办不到的。惠勒被卷进三十九码的三股头毯子里去了。他的寡妇妻子很悲伤，她特别悲伤，因为她爱他，所以她想尽一切办法替他料理后事，不过那可实在是不容易。她拿出了整整一段足有三十九码的毯子——她要体面地将他安葬。不过她不忍心将他卷起来，于是就让他平躺着。还说她不赞成别的方法。她本想买一个坑道给他，但却没有卖的。所以她就将他装入一只很好看的盒子里，并将盒子直立着放到山坡那边那二十一英尺高的石基上面。这样，它既是纪念碑，也是坟墓，两者兼得，经济而又实惠——盒子足有六十英尺高——无论在哪里都能望得见——她将一行字粉到了上面：‘此处埋有三十九码的三股头毯子，里面包裹着米林顿·格·惠勒的遗体，安息吧。’”
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的嗓子开始变得含糊不清了，眼皮也直往下耷拉，他睡着了。所以，自这一天起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稀里糊涂的。我们搞不清楚老祖父到底有没有从草地里将那一角钱找到。我们丝毫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将上面这段故事同《艰苦生涯》中的原本一对，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在听众面前背诵得非常有效果，但另一个却不行。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过道理却很深，不是粗陋的语言就能够说得清的。我感觉到了，但却表达不出来。它非常难以捉摸，就好像是一股气味，刺人且又无所不在，不过又很难将它分析清楚。我放弃了将它分析清楚的尝试，只知道一个本子能够背诵，而另一个却不行。
所有背诵，自然是凭了记忆讲的。不管哪一个本子，都不能单单照本宣读。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理由，不过其中的一个理由也许最明显不过了。照本宣读，是在讲述别人家的故事，做的是二手的事情，你只是在对人家进行模仿，并不是当事人。你是被人为地编造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反过来，离开本子讲，你进入了角色，你变成了他的那个人，这就同演员的道理一样了。
最伟大的演员，不太可能仅靠手中的一本书就将观众迷住。按照书本去读，便无法将最精彩的味道表现出来。我所指的是那些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巧妙安排，乍一看，似乎是即兴式的，但却具有很强烈的效果的那种。比如说，故意为挑选准确的字眼而显得迟疑，故意在无意中感到窘迫，将字眼强调错了，但实际上却是具有深意的——这些和其他各种技巧，能令背诵故事的人具有能够即兴进行讲述的那种自然的魅力。而对于凭借书本进行朗读的人来说，固然也能够一一效仿，却非常容易露出马脚。虽然听众可能会钦佩朗诵者的手段高明、灵巧，但是这种朗诵只能将听众的理智满足，而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灵，即便是有所成功，这种成功也是不完美的。
当一个人在讲台上进行朗诵时，便很快就会意识到，技巧中有一种最为强大的武器，它的效果是难以估量的，那便是停顿——这个令人难忘而又雄辩的沉默，这个带着几何级数性质的沉默，往往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为任何即便是善于措辞的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对于那些照本宣读的人来讲，停顿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他不知道该停多久，他无从去对间歇的长短进行判断——这必须是让听众来帮他决定的。他必须要从他们的脸上去觉察停顿是否适度，可是现在他的眼睛并没有停留在听众的脸上，而是停到了书本上。所以，他只好想当然地来对其间歇的长短进行决定。这样就没有猜得很准的可能，而这里的关键却是一定要准确、绝对要准确才行。
不需要书本就能背诵的人拥有各种优越性。当他碰到故事中一句特别熟悉的话，也就是他在那一百个晚上中的每个晚上都讲过的话——在一次停顿前或是停顿后的那句话——听众的表情会告诉他应该停顿多久。对于某些听众来讲，停顿应该相对较短；对于另外一些听众来讲，停顿应该相对较长；对其余的一些听众来讲，停顿应该更长一些。进行表演的人一定要根据听众的各种差异来对停顿时间的长短进行决定。这些变化特别细微，特别微妙，简直可以将它比喻为用来对五百万分之一英寸进行衡量的普拉特以及惠特尼的精密仪器。而听众，则是这架仪器的双胞胎，能够将停顿测定到最细微的程度。
经常性的，我会玩停顿这个把戏，就像孩子们经常玩儿他们的玩具那样。当我在世界范围内作环球演讲用来偿还韦帕斯特先生所欠下的债务时，曾有三四次演讲中，停顿起了重大的作用。我将它拉长或者缩短，全部都根据当时的需要。每当能够正确地进行估量的时候，我就会从停顿中享受到非常大的快乐，如果情况相反的话，就会令人非常不安。在讲黑人的一个鬼怪故事《金手臂》的时候，有一次的停顿刚好是在最后结束之前。只要我能够恰当地掌握停顿，在停顿之后所说的话就一定会产生惊人的效果。不过，如果哪怕将其中的五百万分之一英寸掌握错了，那么听众就能够从这无限小的时间间隙中，从倾听这个可怕故事时的紧张心理中清醒过来，从而能够将高潮预见出来，并在高潮突然到来之前便做好心理准备——那样就很没意思了。
《他祖父的老公羊》中有个该停顿的地方，那个地方在某一句话的后面。当我们周游世界时，克莱门斯夫人同克拉拉总是喜欢为我每晚的演讲担心。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她们想在停顿时看看全场听众的反应如何。她们认为，自己可以由停顿的效果精确地将听众水平的高低判断出来。这我懂得更多，只不过我不便这么说。只要停顿恰当，效果就有把握。如果停顿的间歇错了，哪怕只有五百万分之一英寸错了，笑声便会变得平平淡淡，肯定不会是哄堂大笑。《他祖父的老公羊》中，这段是在那个问题被提出之后，即那个爱尔兰人到底是因为偶然还是因为天意而栽倒在陌生人的身上。假如这是天意，假如唯一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对那个爱尔兰人进行搭救，那为什么一定要牺牲那个陌生人呢？“在那里还有狗啊！为什么不是掉在狗身上呢？为什么没有注定是那条狗呢？这是因为那条狗会看见他正冲着它掉下来。”最后的这句话，是我们全家都在等候着的。说了这句话后，停顿对于任何听众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怎么聪明，都没有办法在刹那间就能够将一个新的陌生的逻辑领会，可是过了一会儿之后，便又会认为那件事是情理之中的，那便是承认对于虔诚的心理狗是无动于衷的。狗一直都很机灵，机灵到只关心它本身的利益，一旦发生什么紧急的意外，肯定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去做什么自我牺牲，哪怕是上天的旨意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