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刘永好回来了。尽管刘永好一再声称自己从未“离开过农业”，但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两年前还在幸福地抱怨“干一年房地产等于干十年农业”的“过客”房地产商；也是2007年上半年就从民生银行获益达到1.7亿元的第一大股东，而正是基于以上的成绩，使得他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中国各类富豪榜前列位置(2007年福布斯榜第12名、胡润榜第14名)。纵观针对中国企业家的富豪榜诞生以来的上榜富豪们，也仅仅只有荣智健能够保持这种稳定性。
如果说20多年的经商路上不面对困局，一定是一句假话。在喜欢皱起的川字眉头的四川人中，刘永好并不能做到超凡脱俗。饲料行业从整体上应该说不是太景气，特别是粮食价格不断攀升，而每当粮价提高的时候，养殖业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作为饲料行业的“大哥大”，刘永好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刘永好的回答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得说一下啊，专家都反对，这个麻烦了，那么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怎么办，这几年食品安全的问题成为中国普通百姓乃至官员，乃至全社会最最关心的问题了，瘦肉精的问题，孔雀食绿的问题，红心蛋的问题，反正这样的事太多太多。”
“现在有两个话题最热门，一个是肉价上涨，一个是食品安全。”作为中国最老资格、最具实力和知名度的企业家之一，刘永好与媒体见面时谈到。
刘永好在2008年新一届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议的发言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表扬。总理夸奖刘永好讲得好！
会上，刘永好向温总理谈起了猪肉涨价。他对总理描述，农村是“身强力壮去打工，精兵能人去创业”，有2.5亿人离开农村，他们从前是农民，现在却成了农业的消费者，农产品价格因而上涨。
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脱离了农村，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要对此认真研究。要做到研究在前，有所准备。
温家宝说：“刘永好同志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多位委员会后把这称作全场唯一的一次“点名表扬”。
刘永好谈到了他向总理的建言。与通常的统计数据不一样，刘永好认为，中国目前农村人口转移已经超过了2.5亿，这些人口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如此大规模的转移间接地影响着物价，特别是肉蛋类价格的上涨。
除了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之外，肉蛋类价格上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养殖格局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有2亿多小养殖户，但是现在许多人不愿意从事养殖行业，转而奔向城市就业，这就使得养殖户的规模下降。
当农村“身强力壮去打工，精兵能人去创业”之时，“老弱幼小留家园”则改变了农村人口的结构。在这种格局下，小规模的农业养殖继续弱小，而现代的规模化养殖企业没有跟上，这就造成了养殖规模与需求之差，使得农产品价格特别是肉蛋类产品价格的上涨。
进城的人口大约有多少？大约是2.5亿。这其中包括出省和在当地城市就业，以及在当地城市创业，和一起离开乡土约5000万人的家属。
总理认可了刘永好的2.5亿人估算。因为一般统计口径说的1.3亿是指转移出省的人口数。由于原来城市消费群体规模大约为5亿人左右，现在增加了2.5亿之后，使得农产品消费群体增长了50％。而从事生产的群体规模却在下降，那么由此造成的农产品供应缺口必须要靠现代规模农牧业来补充。
刘永好认为，应该发展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产业链，从种源、饲料、饲养、屠宰、加工到销售，形成产业链之后，就能够提高商品化率，降低成本，使得城市在得到丰富多样的农产品的同时，安全也能得到保障。
这符合市场的需求、政府的政策，也符合农民的意愿和企业的发展方向。当这四种力量和谐统一的时候，中国的农业就会面临重大变革，就是向现代农业的伟大变革。
总理表示，现在中国有这么多人脱离了农村，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要对此认真研究。要做到研究在前，有所准备。
肉价高涨，让养猪业显得“风景这边独好”。受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国际投资银行、外贸企业接连亏损或倒闭。继高盛、德意志银行等投行在中国“圈地养猪”后，多位房地产老总也在楼市低迷时纷纷投身养猪场。包括中国IT精英网易CEO丁磊也高调宣布进军养猪业。
互联网和养猪，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农业，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因为网易创始人丁磊的介入而结成为一体，而丁磊也因此成为中国“IT养猪第一人”。
丁磊说，养猪的想法起源于自己对食品安全和农业的关注，他无意中和公司几个高管聊起养猪，不料大家一拍即合，前期准备拿出几千万元来尝试这件“大家都喜欢做的事”。
建立生态养猪场并不算稀奇，不过，网络起家的丁磊要将养猪业和互联网结合起来，创办一个养猪网，将养猪的全过程放在网站上直播。同时，当消费者吃到猪肉的时候，还可以上网查到这头猪是怎么养出来的。
最时尚的人都去养猪了，是件好事。刘永好打趣道：“以前人家都觉得养猪土，搞互联网的人都很时尚洋气。现在，最时尚的人都去养猪了，这下可就改变了人们对养猪的人的看法。而且，连IT界的精英人士也养猪，恰恰说明畜牧行业是有潜力有前途的。”
金融危机大的背景下，养猪这个话题也赋予了新的意义。2008年是猪肉涨价，而2009年则是猪肉跌价。盖房子不如种水果，种水果不如养猪，丁磊都来养猪了，全国人民好像都来养猪了。
但2009年毛猪的收购价已经从18元/斤下跌到了10元/斤，除了规模养殖以外，普通养猪户2009年都亏本。每户养三、五头猪的农户抗风险能力很低，价格一波动，就很容易亏本。
有人问刘永好怎么样才能把猪肉的价格降下来？刘永好称，现在不是没有办法，而且操作起来也不复杂。刘永好建议，农民朋友扩大养殖规模，联合起来养猪，组建养猪合作社、养鸡合作社。这样做是有发展潜力的，是现代农业的格局。
最近几年，刘永好一直在尝试和探索公司和农户的关系。而农户不是简单的农户，而是养猪合作社、养鸡合作社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把政府、银行、保险、大中专院校、肉食品加工企业、饲料加工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服务产业链。形成肉蛋奶产业链的规模发展。
这极大地帮助了他们，农民饲养的也不是几头，而是是几十头、几百头，甚至是几万头猪，让农民形成稳定的收入，而城市人吃的是可追溯源头的健康食品，食品安全有了保证。如果这种模式经过区域的成功探索，在全国推广，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
中国农产业的发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之后，那时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农业经历了一次质的腾飞；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再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农业基础由此奠定。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农民的收入增量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量，但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产业发展相对慢一些，企业收益比较低，很多从事农产业的企业都倒闭了。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差距：城市收入高，农村收入低。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村经济发展得很快，甚至刚开始的几年，农民的收入增长高过城里面人收入增长。一个卖荷包蛋高过了做原子弹的，那个时候确实农民收入的成长让城里人羡慕，让知识分子羡慕。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城里面的经济增长要远远大过和快过农村经济的成长。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城市经济和工业突飞猛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之一了。而中国的农业相对成长很慢，开始远远慢于城市经济的成长，慢于工业经济的成长。
这样好比一个人一样，一个人长有两条腿，假设一条腿是工业，一条脚是农业，工业这条腿特别长，城市经济特别长，而农业这条腿特别短，走路就会不平衡。这样对一个人不好，对一个国家也不好。
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国的农业面临的是八亿农民。假设农业、农民、粮食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将是个非常大的制约。
很多人到城市看，感觉北京很不错，上海也很不错，甚至到成都、重庆这些西部的城市看都很不错。但是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依然存着低收入的人，甚至有的地区依然存在着温饱问题。农民朋友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却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村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就完全好了。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广大农民的进城，城市消费群体在不断扩大。在13亿人口的结构中，以前大约有七八亿在农村，而随着经商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增多，包括他们的家属，大约又为城市消费人群贡献了3亿人口。他们不再是农业的生产者，而是变成了城市农产品的消费者。这样，一增一减，城市消费人群就多出来3亿多，而农村减少的人口，又都是精华部分。
这种人口结构的重新分配，其实就导致农村形成了一个空当：首先劳动力减少，其次就是养鸡、养猪的农户也相应减少，这就导致粮食和肉蛋等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形成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近年来城市消费人群对食品质量、食品安全的期待不断提高，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中国的食品安全已经成了中国制造安不安全的焦点问题。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类消费人群就越是需要物美价廉的安全食品。至此，一个新的农业格局调整价值链形成：首先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大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其次，农民选择进城，而市场又需要物美价廉和安全的农产品。
农村问题存在的最核心问题是：中国人口多，人均土地少，农民的基础太薄，中国农业运作模式相当传统。中国有8亿农民，有两亿个生产单位，就说两亿个家庭农场，每一个家庭农场大概有30口人，有几亩地，有几头猪，有十几只鸡，农民的收入不高，所以农民选择脱离了农业，脱离了农村到城里面打工。
很多偏僻一点的农村地区，往往一年到头很少看到年轻人，甚至还有妇女，现在年轻妇女都不在家，去城里面打工去了，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年人或者小孩，这种格局对农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农村的经济要有新的发展，农业就要转型。所谓转型，就是要从传统小农经济转为现代规模的现代农业。怎么样转向现代农业，这是大课题，大学问。这对于企业来说，就要抓住农村改制的机遇。
拿养猪来讲，新希望在政府的支持下帮助一些到城里面打工农民。他们打了几年、十几年，年龄四十岁上下，在城里面因为年龄偏大了，工厂不欢迎他们，但是他们年龄稍微大一点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同时他们在城里见了市面，而且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有几万块，十几万一块，他们想发展农产业，做什么呢？
要做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是很难的，拿农产企业来讲，养鸡养多了以后，行情好的时候可以赚一些，行情不好的时候亏得一塌糊涂。所以养殖企业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几乎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的竞争对手是2.5亿户农民，而农民养鸡、养猪是不算场地成本，不算房子成本，不算饲料成本，不算劳动力成本，他们养鸡、养猪就是换点钱过日子，高也卖，低也卖。虽然农民不算成本，但做企业要考虑规模，各项开支都要算做成本，企业怎么跟他们竞争？
而现在农民自愿地减少，或者说是放弃了小农生产的养殖方式，给市场留下了缺口。从这个角度讲对企业是大好时机，意味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机会到了。所以对农业企业来讲是好的，对我们国家来看也是好的，借助这个机会，打造现代大规模的企业，成本相对能够控制，可以测算，而且更重要的是产业链，每个环节可以安全，这就是我们国家开始走向现代农业的真正的起点，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国家农业社会的革命来到了。
现代农业企业是个什么概念？
在刘永好的理解里，销售至少100亿元。更重要的产业链规模，产业链的体系，养殖、食品加工等等，联系着千千万万农民朋友，是一个体系的建设，而这个体制的建设非常重要，国际上很多的大企业都是这样的。
新希望就动员农民朋友回来养猪，不是传统的养几头猪，而是至少要养500头以上的猪，新希望把这些愿意养猪的，而且有一定积累的，年龄偏大的农民一个一个造成农场，养猪场。而家庭农场他们几万块不够的，这个时候需要银行的支持，银行往往不给他们贷款，因为他们没有抵押物。
在刘永好的计划里，养猪等畜牧水产业都要规模化的养殖，每头猪都能查得到是谁养的，饲料是谁提供的等等，食品安全的问题也被考虑在内了。成本大幅增加的事实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所以散养获利不多的格局也很难改变。而经济学上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成本要靠规模来消化。集中采购饲料，集中养育，同时科学养殖，防御、隔离措施得力，死亡率也要低一些，成本降低了，生猪出栏时的价格也就下来了，老百姓能吃到的肉也才会便宜。这是新型养猪合作社存在的基础。
但是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民要搞规模化的养猪，原来养十几只，现在要养几百只、上万只，一次性投入的成本不够。刘永好说，他有一个想法就是组建担保公司为想发展农牧业的农民提供金融资产担保。对此，银行也觉得好。像新希望组建的担保公司，银行现在也表示出支持，只要成立担保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把担保的倍数放大5、10倍。
新型养猪合作社体系的卖点就是：在正常的时候要让我们这些回乡做农场主或者农业工人的农民朋友的收入要远远超过原来传统农牧业，他们收入要比以前多一倍甚至以上。原来假设一年收入是1万元的话，现在2、3万或者更多。
因为在新型的养猪合作社体制下，像新希望这样的饲料大户，就和农民养殖户成为密切相关的合作者了，不只是饲料的购买者，而是产业链上连在一起的两节链条，联系更加紧了。李永好说，这是对原来饲料业巨大的补充。新希望不单单做简单的饲料，更应成为现代化农业产业链的组织者参与进去。
为此，新希望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叫六方合作八统一的模式。
所谓“六方合作”是什么呢？
政府、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企业和农户这六方紧密的合作。
就是说在农民自觉自愿规模的养猪，新希望成立一个公司、农户合作的经济体，然后帮助农民来养猪，而种猪由企业来提供，技术由企业来提供，饲料由企业来提供，生畜加工由龙头企业来提供，然后畜牧部门、科研院校和企业的研究中心来负责技术，这个时候按照国际的标准，规范的、科学的选择建猪场的场地，它们要适当的隔开，同时科学的防疫，养最好的猪，转化率最高的猪。同时新希望给他一些防疫的措施，这样的话猪的成活率就会比散养户高很多，死亡率要低很多，同时新希望的饲料转化率又高了很多，通常养猪大概要三四斤粮食才涨一斤猪肉，但在这个体系里面二斤四两饲料就能长一斤猪肉。
在这种格局下农民得到最大的收益，这里面最核心是是金融，是农村金融的创新。实际上农村的农民要想发展，最缺得是资金，怎么样获得资金呢？
光靠农民自己是不行的，依靠的是新希望的组织，这个组织保证了农民的盈利，保证了每个环节。假设猪出现了死亡保险公司要赔，假设猪成长得不好，那么新希望饲料厂和种猪厂要管。而在利益格局里面政府是一个倡导者，是政策制定者，是支持者；而龙头企业是排头兵，是组织者；而农民朋友是参与者和主体主力军。
在这个格局里面新希望动员千千万万的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能力的这些农民组建一个一个猪场，形成这种规范、现代的畜牧业养殖体系，它不单单帮助农民提高了收入，而从事这种规模养猪农民的收入远远高过他们外出务工，更远远高过他们原来传统的种植业。在这里面新希望金融担保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谓金融担保就是说，新希望龙头企业拿出一部分钱出来，政府出一部分钱出来，成立一个养猪担保公司。
这个养猪担保公司给合格的，签订了协议的，有一定条件的农民提供担保，有了担保再向银行贷款，银行同意这样做，因为银行也有帮助农业产业发展的义务和责任，而他们也在苦苦寻找这样的格局，而新希望这个格局是比较成熟的，已经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检验，所以说银行认同给贷款，农民有积极性，因为他能赚钱，能够规模的发展，企业也能持续成长和发展，政府当然大力支持，保险也愿意参与进去，而大专院校他们科技研究也有了对口支援的对象。这种社会资源重新再造和发展，就是现代农业。
在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潮流之下，挽留或吸引他们在家乡从事养殖的一个障碍就是资金的问题。如何解决农户的资金问题就成了刘永好整个产业链计划的关键。经过多方研究论证，刘永好提出了养殖担保公司的概念。
建立了六方合作体系和规定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农民希望养鸡，但养鸡需要钱，必须有公司担保。农业合作社没钱，怎么办？这时农业企业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拿出一部分钱来成立农村担保公司。跟国外的公司讲，你们不是想帮助中国的农民吗？你们是不是拿点钱进来？也跟其他的企业讲，你们不是要发展吗？也可以拿点钱出来帮助农民发展。也就是说，农业企业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其他企业再出一部分，有可能的话养殖户自己也出一部分，这样就成立了农村担保公司，由地方负责，它不是金融机构，是个担保公司，没有贷款的权利，只是提供担保的功能。只能给农民担保，不给企业担保。这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创立的乡村银行有一点类似之处，即对农民进行信用担保，但同时又与农民保持合作的关系。
而打造的这个农业产业链中，对养殖户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农业担保公司。比如说，企业帮助农民成立养鸡合作社，在某个区域里找到几百户农民，他们养鸡，企业制定一个养鸡合作社的规则，共同参与进去。养鸡合作社内的社员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比如有享受合作社提供服务的权利，有公司农户联合进入产业链的权利；也有义务，比如说他现在的产品应该相配套，不能随便拿出去卖等。同时养鸡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达成协议，利益共享，保证农民的基本收益。
“这是一种类似尤努斯小额信用担保的金融机构，但它并不提供贷款，只是为需要贷款的农户向银行提供信用担保，”刘永好解释说，“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养殖户的、多方参与的小型金融机构。”
同时，新希望选择不同的地方实行“部落制”，比如某个地区要养100万头猪，可以分成三、四个部落，同时在当地配备一个饲料厂，配备一个屠宰厂，配备种猪场。这样一个部落20万到30万头，这样一来一共需要几千万的费用。而这时由新希望出面为农户的贷款行为进行担保。
但仅仅有新希望这种农业企业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包括国内、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及当地政府甚至农户。汇丰全球总裁和渣打全球总裁在与刘永好谈到这项业务时，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渣打甚至愿意把它在东南亚的相关经验搬到中国来。
刘永好甚至盯上了比尔.盖茨。微软总裁鲍尔默来成都参加活动时，给刘永好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微软最新版Vista操作软件。“我可是微软的客户，我一直用Vista.谢谢你的礼物，我正好需要升级我的操作系统。”接过鲍尔默的礼物，刘永好幽默地说。事实上，这并非刘永好真正“想要的礼物”，在与鲍尔默的会谈中，刘永好认真地说，希望盖茨先生的私人基金也能参与到中国农村担保基金中来。
这就是刘永好的如意算盘：在慈善与赢利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显然是针对农户的考量，但问题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意义何在？“它们会从我们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获得优先权，比如说产业链上、下游的风险投资机会，因此绝不是单纯的慈善义举；而像盖茨基金，则是为其提供一个实验性的运作平台，让它对中国的慈善空间更大。”刘永好解释说。
新希望在全国各地都在做这样的事，在河北的宽城大规模搞这样的尝试，在四川的乐山，在四川的紫阳、在四川的江油、在湖南、在河南、在山东，新希望在全国各地不断地做这样的尝试，他们成立起十几个农村金融担保公司，组建了几十个农村养猪、养鸡合作社，与数以万计农民朋友联合起来。
刘永好介绍说，每一家农村担保公司注册资金在1000万到1200万元之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由新希望集团与农民合作成立担保公司，向农民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农民借不到款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担保物，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做好这件事。目前这一项业务主要在四川、山东开展。这种小额贷款主要的目的是把贷款与农村的产业链结合起来。以往农民都是搞小规模的养殖，养几只鸡，鸡头猪，卖几个小钱。尤其是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后，使得农村的养殖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农民工返回家乡，保证了发展养殖业的劳动力，所以我们通过担保贷款，帮助他们扩大养殖业，一户人家养上几万只鸡几千头猪。通过这种规模经营，不仅可以使农民尝到甜头，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食品生产的安全。”
刘永好表示，通过帮助农民发展养殖产业，可以使农村经济从原始经营发展到规模经营转变，把传统的养殖业发展成为现代规模产业。所以，别小看这些小小的担保公司，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是一条走现代农业的康庄大道，不仅得到社会的认同，而且也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因这样规模生产以后成本降了下来，而且这样从种源到饲料到产品能够追踪，更加绿色、更加环保，城市人更加接受。
另一方面，作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农产业集团，新希望也并不能把每一个触角都伸向全国各个省市的乡村，尽管几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收购的步伐，但这无疑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作后盾来支持，所以，由并购到合作，也就成了刘永好和新希望最经济的整合方式。
从2005年到2007年，新希望先后与山东六和集团、陕西石羊集团、山西大象集团以及广西桂柳集团进行股权合作。
“股权合作的最大意义就是把双方的利益绑在了一起，既然都不能吃掉对方，为何不利益共享？”而且在刘永好看来，这种借力打力的方式最能把农业大发展的形势体现出来。“仅有新希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千千万万的农户、企业都行动起来，中国农业才有希望。”
刘永好是做饲料起家的。后来办过银行，搞过房地产，甚至涉足超市，但是依然抹不掉“饲料大王”的印象。刘永好称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把把饲料公司做成“畜牧业服务商”。在刘永好看来，发展养殖产业链好处多多：一是可以增加养殖农户的收益，特别是可以为返乡农民工开辟一条创业之路；二是能够减少粪便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三是从饲料抓起，从养殖抓起，能够有效减少食品安全隐患；四是有利于稳定猪肉市场供应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