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10月17日夜晚，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由龙古嘴到龙江口之间的渡口南渡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
左权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中央苏区，他和军团首长率领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9军团为左路在其后跟进，红3、红8军团为右路，红5军团殿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其各机关编成庞大的军委第1、第2纵队开始长征。
左权认为，在退却中摆脱危险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隐蔽企图和实施欺骗，因为退却是实质上的军事运动。10天前，他就命令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侦察部队渡过赣江，到信丰、南雄、南康、崇义之间的地区侦察敌人的兵力、配制，查明工事、堡垒的构筑情况，弄清这一带的地形、路线，绘成战略图，报送军团司令部。由于侦察周密，10月21日，左权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向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攻击，红1师袭占新田，红2师一举攻克金鸡，又于次日围攻版石圩之敌，击溃守敌，突破了敌人的堡垒线，残敌退守安西，红1军团乘胜追击，与右翼的红3军团同时追至安西城下，10月25日，红1军团渡过桃江，顺利地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左、右两路前卫，红1、红3军团像两把尖刀直插湖南、广东境内。蒋介石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设置了第二道封锁线。城口守敌为粤军陈济棠部和民团防守。
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左权和军团首长决定派红2师第6团向仁化、城口长途奔袭，夺取城口，打开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缺口。红6团在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集成的率领下向城口急奔，11月4日，以奇袭手段歼灭守敌，俘虏百余人，一举攻占城口。随即红1军团团部移驻城口，左权在城口，一面部署侦察部队迅速前往乐昌、新桥、九峰山侦察前进道路上的敌情，一面指挥后续部队迅速跟进。
在红1军团袭占城口的同时，右路前卫红3军团向湖南汝城发起攻击，摧毁城头寨多处碉堡，攻占城南大耒圩寨子，密切监视和紧紧围困汝城守敌。11月5日，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不含红15师）由城口顺利通过封锁线，沿湘粤边境迅速西进，城口的防守掩护任务移交给红3军团，这样，到11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顺利突破城口至汝城间敌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这才从红军莫名其妙的“流窜”中如梦方醒，紧急调动湘粤地方部队20余万人，在湖南的郴县、宜章之间和粤汉铁路两测，设置第三道封锁线，湘军刘建绪之第19师李觉部防守郴县，第15师王东原部向彬县增援，第62师陶广部尾随红军向文明司追击，粤军独立第4师邓龙光部正向粤北乐昌开进，敌人在郴县、宜章之间构筑了几百座碉堡，企图阻拦红军前进。但是，这时敌人的兵力尚在调动之中，还未部署完毕，宜章、嘉禾、临武等地敌人的兵力较为薄弱。
正当红1军团向九峰山、宜章方向前进时，11月6日，朱德再次致电红1军团指出：如九峰之敌不强，“一军团之基本任务为夺取并巩固九峰圩及乐昌以北之头子岭（乐昌以北之道路交叉点）以便野战军迅速西进”。红军如能控制九峰山，就控制了郴县至乐昌的粤汉铁路东北部的制高点，就可以阻击粤敌北进。然而，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对是否走九峰山发生了分歧。林彪主张绕开九峰山，走山下平坦大道，经乐昌过粤汉铁路，这样可迅速西进。聂荣臻认为走大道经乐昌如有敌人太危险，对林彪只顾本部队行动便利，不顾中央及其部队的安全和侥幸心理表示反对，坚决主张执行中革军委命令。
在林彪和聂荣臻激烈争论时，左权建议说：派红2师师长陈光带一个连去乐昌侦察，看敌情如何，同时一部出击九峰山。左权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选择有利于我们的阵地和地形尤为重要，山地敌人防守薄弱，红军选择走九峰山，可以利用九峰山崇山叠嶂，居高临下的地形，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保障红军在通过封锁线的行动中不被敌人迂回分割。在左权看来，部队退却转移摆脱险境是首要的，心存侥幸冒险行事可能要吃亏。
林彪和聂荣臻都赞成左权参谋长的建议，于是决定派陈光带领红2师一个连前去侦察乐昌敌情。与此同时，在聂荣臻的坚持下，红2师第4团继续向九峰山前进，抢占九峰山。为确保红军抢占九峰山的成功，左权指示刘忠带领军团侦察部队和保卫分局便衣班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向九峰山及其以南侦察前进，并控制这一地区，保障攻占九峰山部队的侧翼安全。刘忠带领侦察部队侦察了九峰山的地形、敌情，绘制了形势略图，并派侦察参谋急速送回军团部。红2师师长侦察乐昌大道敌情后，也赶回军团指挥部报告：乐昌大道上已发现敌人在运动。
左权与军团首长研究分析了敌情，深感情况紧急，于是林彪立即拿起电话，给正向九峰山攻击前进的红4团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红4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接到命令后，没敢歇息片刻，于深夜迅速率领部队迎着狂风暴雨，在泥泞的山路中奔袭，雨越下越大，由于缺少照明器材，又无法打火把，四周一片漆黑，九峰山山高路险，给行进中的红军部队带来极大困难。指战员只得手拉着手，或者拉着绑腿带，拄着树枝木棍，相互偎依着艰难地向山顶爬去，红军终于抢占了粤汉铁路东北侧的制高点——九峰山，并在九峰山激战一整天。与此同时，红2师主力攻占九峰山侧翼之茶岭、大源、小园、麻坑等地，监视九峰圩和乐昌敌人，掩护军委第1、第2纵队和红9军团顺利从九峰山以北地区西进。
军委纵队在红军左、右两路军的掩护下，从湘粤边境崎岖蜿蜒的南岭山路中西进，人员拥挤，行动缓慢，从九峰山到宜章不足60公里的路程就走了三四天。
11月11日，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主力到达宜章的白石渡附近地域。红1师于12日攻占白石渡。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5师于11月10日攻占郴县良田，第6师于11日攻占宜章县城。这样，红军就撕开了敌人设置在郴县至宜章之间封锁线上的一个口子。红1军团经过顽强阻击和严密监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于11月15日全部通过郴县至宜章之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
蒋介石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率红军主力突围西进，使他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纠集约40万兵力，在湘江及其附近地区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横亘在红军前进道路上的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作天然屏障，歼灭红军于潇水之滨和湘江两岸地区。
左权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由后卫改为先头部队疾速西进，与红3军团并肩仍然担任全军前锋，在前面开路。红2师先头团于11月16日攻占临武县城。左权一进临武城，立即命令侦察科长刘忠带领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化装为国民党部队前出蓝山、江华、永明、道州一线，侦察敌情，探明道路，查清潇水、湘江各个渡口情况，及时报告军团司令部。左权不断地收到刘忠和各方面的侦察情报。红1军团根据这些情报及时调整部署下达作战命令。
11月23日，左权率军团司令部进至道县城，为保证大部队通过潇水，他要求红2师寻找更多的船只，广泛地收集架桥材料，再架设些浮桥。同时他还指示军团直属队两个工兵连配合红2师架设浮桥。
全州城是湘江西岸的一座县城。在红军渡过潇水后，“追剿”军第1路刘建绪率4个师已赶至全州、黄沙河一带地域设防，第2路薛岳的4个师也进驻零陵，已向黄沙河推进，第3、第5路尾随红军紧追不舍。这时湘军代表刘建绪和桂系军阀的白崇禧在全州密谈，双方划定：以全州为界，湘军防守全州以北地区，桂军防守全州以南地区。各路“追剿”军向红军蜂拥而来，不断紧缩包围圈，妄图实现歼灭红军于湘江两岸的计划。形势非常危急。
左权率领红2师，为先于敌人抢占全州至界首之间湘江渡河点，昼夜急行军经广西灌阳以北之文市，于11月27日赶至湘江东岸，并立即派出部队选择渡河点。当晚，左权指挥红2师第4、第5团分别在界首至全州之间石塘圩、太平渡等处浅滩涉水渡江。命令红4团攻占界首，红5团攻占全州。红4团先敌抢占界首，随即桂系第15军夏威部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向红军进行反扑，直向红军纵深插进，当进入设伏地域时，红4团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全线击溃，残敌仓皇逃跑。随后，红4团奉命将界首防守警戒任务移交给红3军团第6师，向全州以南的脚山铺转移，与红2师主力靠拢。左权又迅速组织红2师先头部队在脚山铺一带构筑工事，命令部队加强警戒，严密防守阵地，阻击敌人进攻，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通过湘江。
林彪、聂荣臻随即也来到脚山铺，立即和左权一起勘察地形。脚山铺是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东北面距全州只有10多公里，南面就是湘江，脚山铺处在沿湘江西岸连绵起伏的丘陵之中，与尖锋岭、美女梳头岭、黄帝岭等几座孤立的小山岭相连，形成一条宽广起伏的地带。站在脚山铺最高处可以看到与湘江平行走向的桂（林）黄（沙河）公路。脚山铺就位于这一带山岭与公路的交汇处，是扼守湘江和桂黄公路的咽喉要地。
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研究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脚山铺一带阵地，命令红2师在穿过脚山铺的桂黄公路两侧的尖峰岭至黄帝岭一线设防，部署红1师在沿桂黄公路的米花山至怀中抱子岭一线与红2师一起共同阻击“追剿”军第1、第2路军共4个师16个团的进攻。红1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在道县与敌激战三天三夜，掩护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过潇水后，于11月28日夜，星夜兼程，以一天半的时间，急行军近百公里，于30日凌晨赶到湘江西岸进入米花山至怀中抱子岭一线阵地，不顾一切疲劳，立即投入抗拒击敌人进攻的战斗。
随着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尖锋岭等阵地相继失守，红1军团被迫退守到第二道阻击阵地，与敌又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拼杀搏斗。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来越惨重，形势越来越危急，左权面对红军从未经历过的残酷战斗和被动局面，心急如焚。无数指战员的鲜血在流淌，时间就是生命，能抢先一分钟过江，就能减少一些牺牲，左权急切地盼望着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加快速度，争分夺秒抢时间渡过湘江。然而，这时博古、李德等指挥着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依然是拖着长长的队伍，推着、拉着笨重的物资和各种机械，挑着、驮着成箱成捆的书报文件，缓慢地向湘江边移动，仅从灌阳文市至湘江沿岸不足80公里的路程，竞走了4天。
11月30日夜，左权和军团首长冷静地分析了严峻的形势，经过认真商讨后，于深夜，以林彪、聂荣臻的名义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了一份电报。电报提出：“……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公里，沿途为宽广之起伏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1时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1、3军团，下达作战命令：
为消灭由兴安、全州进攻之敌，钳制广西军阀和周浑元纵队的追击，规定：
一号各兵团之部署及任务应如下
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由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
3时半，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致电红1、3军团：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就是今日作战的口号。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左权自任红1军团参谋长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收到党中央和红军最高领导机关联名下达这么急迫的命令。左权深深地感到红一军团与并肩在湘江西岸界首、光华铺一带顽强抗击自兴安北上之桂军的红3方军团肩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能不能坚守住当前阵地，是关系着全军安危和胜败的大局。为确保党中央和后续部队全部渡过湘江，突破封锁线，脱离险境，左权和红1军团的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人员、政工人员、战勤人员及全体指挥员又过了一个通宵未眠之夜。左权和林彪、聂荣臻连夜深入到基层传达中央和军委命令，号召和动员全军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坚决死守阵地，完成掩护任务，保证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后续部队顺利通过湘江封锁线，明确提出“生死存亡在此一战！”的战斗口号。
12月1日晨，“追剿”军第1路刘建绪部向红1军团阵地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红1军团阵地顿时被敌军的飞机和大炮倾泻的无数炸弹炸成一片火海，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成群的敌人从红军阵地的几个方向猛扑过来，黑压压一片。
红1军团指战员已连续4天4夜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没有吃上一顿安稳饭，当听到炮声，看见敌人冲了上来，个个都忘却了疲劳和饥饿，不顾一切牺牲，奋起作战，杀声震天，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反冲锋。燃烧的阵地上，飞溅着泥尘、砂石，红军经过又一场血战，击退敌人反复的冲锋。敌军见从正面突破难以奏效。便迂回红军侧后，从红1、红2师的接合部发动进攻。敌军以一片浓密的树林为掩护，迂回到红1师第3团的背后。第3团从11月28日夜急行军，于30日凌晨赶到脚山铺一线阵地就立即投入到抗击敌进攻的激烈战斗中，连续行军和作战已整整几天没有睡觉休息，见密密麻麻的敌人从山坡下冲了上来，3团指战员们奋起英勇抗击。终因敌人众多，地形开阔不便隐蔽防守，红3团阵地被敌人撕开了一个缺口，而退向红1师主阵地咸水圩一带地区继续顽强抗击敌人进攻。敌军冲破红3团阵地后，又向红2师迂回包围上来。红2师处境殆危，当即命令以1个团坚守白沙铺阵地，阻击敌人进攻。其他两个团转向西面较隐蔽的山中，继续抗击敌人。
敌军突破红1、红2师接合部的防线时，已近中午，有一股敌人迂回到红1军团指挥部附近，左权和军团领导正准备吃饭，担任警戒的警卫员邱文熙发现敌人端枪向红军冲了上来，机警的警卫员迅速向军团首长报告。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立即丢下碗筷，临危不乱，沉着冷静地处置这突如其来的险情。左权急奔到隐蔽的地方察看敌情，只见一团团敌人拥挤着向上爬，情况万分危机。左权参谋长果断地组织指挥警卫部队且战且退，并拔出手枪向冲上来的敌人一阵连射，掩护军团首长和指挥部、电台迅速从一座山的隘口转移，子弹、炮弹在转移部队的前后左右纵横飞落，杀声震彻山谷原野，炸弹掀起的尘土扑在左权和战士们的身上。左权见状，十分担心军团首长的安全，不时地观察军团首长是否有危险，经常提醒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最终在警卫部队的顽强阻击下，军团指挥部才摆脱了敌人的围攻，转移到一片丛林之中。
恰在这时，得知中央领导机关、军委纵队和大部分后续部队已通过封锁线。左权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和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红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退出阵地。红1、红2师在左权和军团首长们率领下，分别经过木皮口、鹞子江、梅子岭、大湾等地，进入云雾缭绕、重峦叠嶂的越城岭，有序地通过深山隘口等险要地段，翻越三千界，于12月2日到达广西资源以南油榨坪一带地区，疲惫不堪的红1军团指战员这时才得到一刻的喘息机会。
红1军团在湘江两岸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以血的代价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通过湘江封锁线的同时，在右翼的红3军团也同敌人血战了4天4夜；担任全军后卫阻击敌的5军团第34师连续苦战数天，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赶至湘江边时，两岸已被敌人严密封锁，最终在湘江东岸陷人数十倍于已的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与敌展开了英勇拼杀，终因孤军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其他部队也损失惨重。这时，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突围西征仅一个多月，就损失过半，达5万多人，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与红9军团为野战军右纵队，奉命继续西进，翻过山岭连绵、林深叶茂、人迹罕至的越城岭，于12月5日进至湘桂边的车田以西地域。
蒋介石仍不甘心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破产，为防堵中央红军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急忙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剿计划。蒋介石将原5路“追剿”军编为两个兵团，尾追中央红军。同时，命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截红军西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
左权和军团首长率红1军团遵照预定计划，沿湘桂边西进，途中由红2师和红1师分别于12月11日和15日相继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和贵州黎平县城。
此时，在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对前进方向展开了激烈争论。博古、李德等人固执地坚持北出湘西的计划，毛泽东面对敌人重点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于湘西，并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围而歼之的危急关头，竭力劝阻李德等人放弃原定计划。积极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毛泽东这一争取主动，挽救危局的正确主张经过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最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赞同。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坚持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的方针，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立根据地。12月19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并规定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于12月底攻占施秉等地。当红1军团收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和命令后，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召集师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左权参谋长感到欣慰，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新决定，他想这样红军就可以跳出险境，避免再次遭受严重损失了。
红1军团为完成攻占镇远、施秉等地，进而北渡乌江，占领遵义的作战任务，左权率领先头部队红2师向施秉方向急进，12月25日晚进驻距施秉城约20公里的村庄宿营。部队一到宿营地，左权立即把侦察科长刘忠叫来求他们连夜出发，天亮前占领施秉城的东山，首先弄清情况及时报告，并相机占领施秉城。
刘忠根据左权参谋长乘敌不备“相机占领施秉城”的指示，决定趁天没亮进攻该城。王家烈的“双枪兵”被红军突如其来的攻击和密集的枪声吓得惊慌失措，顿时乱作一团。被惊醒的敌人仓促反击，很快被红军打垮。12月26日晨，左权率领先头部队红2师一部赶至施秉城，击退向施秉城反扑的黔军，残敌纷纷逃窜。红军占领施秉城。
左权为部队更加灵活地运用袭击手段打击敌人，曾专门发表了《伏击战术》的文章。文章指出：“袭击、急袭、伏击三者，统属于袭击范围”，“这一‘法宝’不仅是小的游击队爱经常‘玩弄’他”，“就是正规军在运动战中也力求采取这样的战术”我们采取这种战术时，必须要进行周密侦察，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作好伪装，指挥果断，迅速干脆地解决战斗。
乌江又称黔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暗礁四伏，两岸山峦重叠，崖峭壁陡，素有“乌江天险”之称。沿江相隔数公里才有一个渡口，平时行人往来，非经渡口不能过江。
左权和军团首长指挥红1军团主力在施秉、镇雄关等地，积极抗击敌“追剿”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向镇远、施秉的攻击。之后于12月29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分别率部向乌江挺进。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军委两个工兵连和红2师为先遣队向猴场急进，抢占江界河等渡口；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师向余庆、龙溪急进，抢占龙场、袁家渡等渡口；左权率领军团部及红15师随红1师后跟进，迟滞和阻击追敌，掩护先遣部队抢占乌江各渡口。
这时，正值1934年岁末，按红军惯例，元旦都要举行联欢会，组织游艺和会餐。然而为迅速摆脱敌人，渡过乌江，左权深入到部队和指战员共同讨论红1军团如何以“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的胜利来迎接新年。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个个情绪激昂，决心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再立新功。
1935年1月1日，先遣队红2师第4团赶到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
红军先遣部队一到江边，便紧急赶制竹筏，收集架桥材料，准备强渡乌江。
1月2日晚上，正值隆冬腊月，为了不被敌人察觉，连长毛振华等5人登上对岸后，他们冒着刺骨寒风，潜伏隐藏在石崖脚下，等待时机，出奇不意地攻击敌人。次日9时，红4团又组织了第2次强攻，10余名战士分乘3个竹筏，在南岸红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迅速强渡成功。隐蔽在北岸的5名战士，在毛振华的带领下为接应强渡战士登岸，运动到敌人阵地背后，发起突然袭击。顿时敌人魂飞胆散，狼奔豕突。强渡过江的部队迅速扩大战果，在对岸炮火有力地打击下，击退敌人反扑，占领北岸阵地，掩护主力红军一批批渡过乌江。
随后，左权率领红1军团部和红15师在完成阻击任务后，随红1师主力后在回龙场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
左权和军首长率领红1军团主力顶着瓢泼大雨向遵义急进，1月6日，进至湄潭虾子场等地。与此同时，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红2师第6团已赶到距遵义城15公里的小镇深溪水。雨还在不停地下着，红6团政治委员王集成带领侦察分队冒雨侦察，得知小镇只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刘伯承当即决定：“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
于是，红6团乘敌毫无戒备之机突然袭击深溪水，一举歼灭该敌营，无一漏网。
占领深溪水后，红6团从俘虏口中和侦察的情报，得知遵义的敌情和城防情况，决定化装成国民党军，利用俘虏诈城，智取遵义。
红1军团占领遵义后，1月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随后，左权和军团首长率领红1军团主力移驻桐梓、石牛栏等地。这时，蒋介石的10多万追兵被红军甩在乌江以南或者以东地区。敌情稍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也稍事进行休整。
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奉命离开部队前往遵义参加会议。1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一军团全部在林聂未回前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左权和朱瑞收到电令后，深感在这关键时刻指挥红1军团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所担负的任务极为艰巨。随之，他们便以全部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指挥部队作战、警戒，深入部队组织休整，发动部队深入开展地方工作，紧紧依靠群众进行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
红军占领遵义及其以北的娄山关、桐梓等地后，左权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实现党中央以遵义为中心开辟黔北根据地，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迅速占领新站、松坎等地，这是实现这一方针的重要一环，同时可以在遵义以北筑起一道屏障，以保卫遵义的安全，保障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为占领新站、松坎等地，左权和朱瑞找来红2师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刘亚楼，当面交待任务，要求红2师乘敌不备迅速拿下新站、松坎，担任遵义以北的警戒安全。15日凌晨，红2师根据左权和朱瑞的指示，指挥红4团为前卫向新站攻击前进，红2师占领新站，歼敌两个多营。
红军占领新站后，左权和朱瑞电令红2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乘胜攻占松坎。陈光、刘亚楼接到电令后马上来到红4团，指示其立即出发。红4团指战员个个以不怕疲劳、不怕艰难困苦的战斗作风，以摧枯拉朽之势奔袭近50公里，于16日凌晨逼近松坎镇。遂进占松坎，俘敌百余名，缴获各种枪百余支、迫击炮3门。并收缴敌人在狼狈逃窜时丢弃下来的大批弹药和物资。
左权和朱瑞为使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委领导和军团首长能及时掌握红军面临的敌情，及时了解部队作战行动、具体位置和警戒方向等情况，并及时得到他们的指示，每日都要向军委和军团首长致电请示报告，就在攻占新站、松坎战斗最紧张的15日和16日这两天中，连续发报近10次，几乎是相隔几个小时就要发一次电报。这在长征期间是极少见的，由此看出左权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左权和朱瑞在向军委和军团首长请示报告的同时，还要求各师也要及时通报情况，尤其要求执行攻占新站和松坎任务的红2师要详细侦察敌情，查明沿途道路等方面情况，判明及切断敌人退路，要求红1师和红15师分别在桐梓、石牛栏一带地区加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密切监视和吸引敌人。
红2师占领新站、松坎后，左权和朱瑞便立即指示进驻桐梓、新站、松坎等地的红1军团部队严密监视和警戒四川、重庆方向的敌人，担负遵义北面的安全。红3、红5、红9军团分别在懒板凳、老君庙、刀靶水、团溪、江界河、湄潭、绥阳等地驻守警戒，负责遵义南面和东面的安全。红军共同组成遵义几个方面的坚强防御，有力地保护着遵义，保卫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顺利举行。
红1军团占领新站、松坎以后，左权和朱瑞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担任警戒任务、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决定利用战斗间隙开始对红1军团进行整编。这次整编的重点是缩小编制裁减机关，充实主力作战部队，加强连队的战斗力。红15师是一支年青的战斗部队，在长征初期一直主要担任红1军团的后卫和阻击任务，部队伤亡很大，这时只有2000余人。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15师编制，将其分别编人红1、红2两个主力师。红1军团通过这次整编，精简为红1、红2两个师和一个教导营，从而充实了主力作战部队，加强了各级机关的领导和建设，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同时，总政治部为尽快打开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的局面，于1月14日下达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明确提出：“创造四川与贵州的新苏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极大地发动当地群众的斗争，来配合红军争取决战的胜利，造成迅速创立新苏区的顺利环境。”左权和朱瑞为贯彻总政治部的指示要求，首先在红1军团组成由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吴亮平负责的宣讲团，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及任务要求。在红军的宣传鼓动教育下，广大群众开始明了红军真正是穷苦人的队伍，相信和依靠红军，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斗争决心，当地党的组织、游击武装逐渐建立来，桐梓城的西郊、南郊、东北郊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等地方政权。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刘伯承和聂荣臻认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便于红军发展，因此提出中央红军应打过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会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1月16日24时，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指示：“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接着于20日又下达了《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红1军团为右纵队，经温水迅速夺取赤水。
左权根据新的作战任务，立即派遣侦察部队带电台前往温水、赤水地域进行侦察。从1月20日0时到21时的20多个小时里，左权和朱瑞又连续给军委主席朱德或总参谋长刘伯承及军团首长林彪和聂荣臻发电五六次，及时通报温水、习水、赤水等地敌情及沿途地形、道路情况。
左权历来都非常重视侦察工作，及时掌握敌情。他常说：“知己知彼，才能做到百战不殆。”正是由于左权和朱瑞经常不断地为军委提供敌军最新动态和各种情报，这些都为指挥红军一渡赤水的作战和后来因敌情变化暂缓北渡长江，转战赤水之间的作战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结束后，1月22日下午，林彪赶至温水回到红1军团。至此，左权和朱瑞在奉命领导和指挥红1军团的日子里，以非常踏实、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作战、整、教育训练和扩红等各项任务。
2月底，左权和军团首长指挥红1军团与红3军团配合攻打遵义，于28日再占遵义。是役，红军击溃和歼灭敌军2个师又8个团，共毙伤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欢喜。就在全军欢庆胜利的日子里，遵义会议精神分别在红军中传达。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使左权终于找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种种疑问的正确答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客观上的困难并不是主要的，而军事战略战术指导方面的错误才是根本的原因。“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结果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左权听了遵义会议的传达，备受鼓舞。不由得想起他自到达中央苏区的那一天起，耳闻目睹，亲自经历的历次反“围剿”斗争。从战争胜负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与军事指挥才能令左权折服。他十分敬佩毛泽东，认为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把握中国革命的航程，这是广大干部和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心愿。
在过茅台之前，中革军委在遵义的鸭溪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三渡赤水河，左权与聂荣臻、林彪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地点王家屋基，正巧在鸭溪到茅台的公路旁一个大树林里。树上停着许多乌鸦，哇哇叫得屋子里说话声音也听不清，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这些乌鸦真讨厌，最好打它两只，让它们飞掉。”这时，左权随手掏出手枪，向窗外“乓乒”打了两枪，两只乌鸦应声落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高兴极了，连连称赞左权的好枪法，还号召大家学习左权的枪法。从此，在红军高级干部中都称左权是神枪手。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四渡赤水，以3万余人的劣势兵力，同10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巧妙周旋，东西驰骋，南北进退，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高度机动灵活，穿插于重兵之间，转战于川、滇、黔边广大地区。红军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由被动转为主动，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贵州进入云南。
红军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之时，也正是左权参谋长最繁忙之日。红1军团在这期间，先为中央红军左纵队前卫，攻克桐梓、二占遵义；再为右翼队，穿插于打鼓新场（即今金沙）、仁怀、茅台等地；又为左纵队，突然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部队经常是处在急行军、强行军、昼夜行军、高度紧张的疲劳状态。这时左权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他要直接部署侦察、警戒、作战等任务，有时还要亲自带领侦察人员勘察地形、侦察敌情、了解民情，每到宿营地，别人可以休息，他却要拟定新的作战、行军计划，及时向军委领导发电汇报和请示工作，经常要深入部队了解行军、战斗、宿营等情况。由于过分的繁忙和劳累，有时左权参谋长在行军中骑在骡子上也会打起盹来，几次差点从骡子上摔下来。
毛泽东指挥红军大踏步地回旋转移，经常与敌人兜圈子，战斗频繁，因此部队非常疲劳。一些指战员甚至个别领导干部也不理解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埋怨情绪。
这时，左权经常与聂荣臻在一起交谈，他们对毛泽东的指挥从未怀疑过，而且都非常佩服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敬仰毛泽东摈弃死板教条的指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领导作风，赞赏毛泽东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相信毛泽东，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才能挽救危局。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支持毛泽东在危急情况下机动作战的方针。结果最终才使得红军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把敌人甩在金沙江以南，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会理会议后，5月20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发布《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的训令》。训令明确指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同时，训令详细分析了敌情和该地区彝民等情况。最后，训令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
左权和军团首长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于5月14日率领红1军团由会理以北地区开始北进，经德昌、西昌，20日到达冕宁以南的泸沽地区。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翻越小相岭，经越巂（今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大渡河到东岸的富林，再由富林经雅安，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通往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蜿蜒崎岖荒凉的羊肠小道，沿途不仅山势险峭、地形复杂，而且要经过被人们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地。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彝族同胞的残酷迫害和蓄意制造的民族对立，使彝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统兵4万余人，由这条路到安顺场。这位“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在这里被困47天，结果全军覆灭。
中央红军北上到达泸沽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要北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急忙调兵遣将，命令薛岳第2路军继续追击红军，又令川军第20军杨森部火速赶到大渡河北岸增防，王泽浚旅驰驻富林，刘文辉部在大渡河北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堵截红军渡河，妄图与红军决战大渡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中央红军为争取渡河先机，突破天险大渡河，决定由泸沽兵分两路向大渡河北进：红军主力为左路，并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红1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率领红1师第1团和工兵排等组成先遣队（亦称先遣第1团），走小路，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以红2师第5团及侦察连、便衣队为右路，组成“第2先遣团”，由左权参谋长和红2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领，走大道，向石棉县大树堡前进，佯攻富林，以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渡河。
5月21日下午，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第2先遣团佯作主力，大张旗鼓，大造声势，从泸沽出发，向大树堡前进。到大树堡首先就要翻越峰峦叠嶂、山高林密的小相岭。五六月份川西的天气一日三变，早晨还是天高气爽，中午却闷热难熬，晚上则骤雨袭来。第2先遣团刚出发时，烈日当空，红军顶着骄阳攀越凌空峭崖，出入深邃峡谷，浑身烤得火辣辣的，热得如剥皮。傍晚，天气突变，刮起一阵风，紧接着就下一阵雨，使得一些指战员连累带凉直抽起筋来。
登相营是小相岭的出口，周围是悬崖峭壁，高坡陡坎。敌人在隘口的山顶处设置了哨所，由一个排的兵力扼守，并拆除和挖断了险口上唯一的崖路，设了吊桥，放了哨兵。左权当即命令红5团派部队详细侦察，并寻找响导，迅速打开隘口。红5团选派了10多名干部和战士，在刘忠的带领下，由当地采药农民带路，迅速隐蔽地向隘口摸去。红军沿小路，攀爬悬崖峭壁，悄悄地绕到敌人背后。这时有的敌人还在哨棚里打牌，有的还在烟灯旁过瘾。红军突然向隘口守敌发起攻击，干脆利落全歼哨所守敌30余名，放下吊桥。左权趁势率领部队迅速通过隘口吊桥，占领登相营，直扑越巂城。
越崔城由川敌刘文辉部1个营部2个连和民团防守。守敌闻讯小相岭隘口被红军突破，登相营失守，惧怕被歼灭，国民党越巂县县长和敌军营长携家眷、钱财率部队弃城仓皇向富林方向逃去。左权为了迷惑敌人，率领第2先遣团佯作主力，虚张声势，命令所有司号员吹起军号，战士们高唱军歌，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地于5月22日下午开进越巂城。
左权在越巂城里了解到，越巂这一带是彝、汉族人民杂居的地区。国民党为了统治这一地区人民，在县政府特设了“彝务科”，彝族同胞备受苦难。在越巂城的监狱里关押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彝族兄弟。他们中间，有的是因为反对国民党政府“以夷治夷”互相残杀等反动统治；有的是因为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制定的种种反动政策；有的是因为交不起花样繁多的苛捐杂税；有的是因为躲避国民党和川军强霸民女及拉壮丁等等，而被关进这阴暗的牢狱里，遭受着极端残酷的迫害。
左权找来还未跑掉的彝务科科长，弄清原委后对彝务科长说，将所有被关押的彝族同胞都释放出来！
左权为了把释放被关押的彝民的工作做得更稳妥，使广大群众都了解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让彝务科长请来狱中的彝民代表进行座谈。左权深入细致的工作，开始打消了彝务科长的顾虑，初步化解了彝族同胞同汉族兄弟的矛盾，于是命令红军开监放人。这些获得自由、重见光明的群众，个个无比激动，脸上挂满晶莹的泪花，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跪在红军指战员面前不住地叩头。围观群众见此情此景也深深被打动，获得自由的群众和围观的人群情不自禁地跳跃着、欢呼着，“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红军卡唦唦！”（谢谢红军！）的口号声回荡在越侮城。
自第2先遣团进入越巂城，左权和刘亚楼就根据总政治部5月19日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在部队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学习和宣传活动。同时，他还指示部队大量书写、刻印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要求在越巂城及其附近地区广泛张贴《布告》。
红军第2先遣团在越巂深入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左权带领红军和群众一起打土豪、斗恶霸、反污吏。彝族兄弟为了感谢红军，当得知红军要追歼从越巂城逃窜的四川军阀部队和反动官吏时，纷纷表示愿为红军带路，共同追歼残敌。
5月23日清晨，蒙蒙细雨不停地下着，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第2先遣团离开越巂城，继续北进，追歼残敌，城内男女老幼闻讯依依不舍冒着雨来送别红军，红军在彝族群众的带领下，经新民、保安营、廖叶坪迅速追至海棠附近。这时彝族同胞向红军通报，从越崔逃跑的国民党县长、县党部的一批头头在川军2个连和民团保安队的护卫下，聚集在海棠镇。左权当即部署红5团紧紧包围海棠镇之敌。左权和红5团团长张振山指挥第3营迅速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成群结队勇武强悍的彝、汉族青年手持土枪、棍棒，挥舞大刀、长矛从侧翼向镇子冲去。红军和彝、汉族群众密切配合，前后突击，一阵猛攻，全歼2个连的川军和大批反动民团武装，活捉了国民党越镇县县长和川军营、连长，极大的振奋了红军和当地群众。
第2先遣团全歼海棠镇之敌后，左权为争取时间，迅速抢占大树堡，命令部队急速向大渡河渡口前进。部队从海棠镇出发，胜利通过了彝族区，于5月24到达晒经关。
晒经关，山清水秀，风景迷人，它是通往大树堡的唯一道路。相传唐僧从西天取得佛祖真经，由老乌龟驼着师徒四僧过通天河，因唐僧一心只想着经书，却忘记了老乌龟嘱托的事，惹怒了老乌龟，把唐僧师徒四僧掀到河里，当他们游到对岸，可惜把经书全部打湿，师徒四僧只得将经书摊在石头上晾晒，晒经关即由此得名。
左权经过晒经关时，一边行军，一边讲着这个故事，一边指着那路旁的晒经石给战士们看。战士们都非常敬佩参谋长知识渊博，通古晓今，大家全神贯注地正听到兴头上，忘记了疲劳，都在等待参谋长往下接着讲下去。左权也多么希望大家多看看这秀丽、美好、神奇的山川。他风趣地对大家说：等到革命胜利，我们可以饱览祖国的山山水水，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赶路。他高声对大家讲从这里到大树堡只有20余里路了，胜利就在前面了。部队加快了行军步伐。
通过晒经关后，左权命令刘忠选派几名侦察队员并挑选几名俘虏参加红军的战士，化装成溃逃的川军，组成尖兵排，在队伍的前面开路。尖兵排逼近大树堡附近一个关口，有近一个排的敌人兵力防守。哨所敌人反复盘问尖兵排后，竟全完相信这支队伍就是从越巂溃退下来的友军，毫无戒备放尖兵排大摇大摆地通过关口哨卡。尖兵排没费一枪一弹迅速将关口敌人全部缴械，无一人漏网。随后，左权率领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关口，直逼大树堡，歼灭大树堡近1个营的敌人，部分残敌逃向大渡河北岸的富林。
左权、刘亚楼自率领右路红军从泸沽出发到大树堡，行程200余公里，智取登相营隘口和大树堡关口。左权为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便千方百计把敌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右翼，来左右敌人，尽可能减少左路主力红军的威胁。一路虚张声势，佯作主力、迷惑敌人，为主力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在左权率领右路红军占领大树堡的同时，以中央红军主力为左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安全通过冕宁以北的彝族区后，先遣队第1团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由于安顺场渡口两岸高山夹峙，河深流急，无法架桥，只靠找到的3只小船轮流摆渡，全军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全部渡完，于是中央红军左路又分两路纵队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急进。
左权率领第2先遣团胜利完成掩护主力红军北渡大渡河的任务后，于5月28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绕道经海棠、冼马姑向安顺场转移，后随主力红军沿大渡河西岸北进，于6月1日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后，红1方面军的《红星报》和红1军团的《战士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捷报和评论。表彰了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集体和勇士们。《战士报》发表了题为《冲部永远是模范——渡河前的胜利》的评论。评论表扬了左权率领的红5团占领越巂城，成功的佯动掩护主力红军占领安顺场，为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所建立的卓越功绩。后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在总结经验时讲到：强渡大渡河的胜利“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5团远离主力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1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作为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这番中肯而有见地的话，充分肯定了左权对红军通过彝族区北上作出的突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第2先遣队渡过大河后，继续担任佯动任务。奉中革军委命令，指挥红5团和军团教导营东进花滩，佯攻荥经，吸引和抑留荥经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向天全、芦山方向前进。
到花滩，必须要穿越二郎山抱桐岗的一片原始森林。抱桐岗，古树参天，修篁蔽日。遍山仿佛披上了墨绿色的帷幔，光照不进，风吹不透。在这竹树丛生的林海里，由于终日不见阳光，一年四季阴暗潮湿，满地都是青苔、腐草、烂叶和稀泥，到处散发着霉臭的气味。林中杳无人烟，偶尔可以看见受惊的野禽飞腾，野兽东奔西窜。部队在这深山林海里行军没有任何道路可走，脚下很难找到一块干地，时而踏着腐臭泥泞的烂草地，时而攀爬陡峭的山坡，光滑的坡路根本无法在上站立，只得手脚并用近似爬行。
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5团和教导营一路披荆斩棘，艰难跋涉穿越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于6月5日来到花滩附近的石果坡、竹子坝等地。左权根据侦察情报得知，花滩及其附近有川军杨森部两个多团的兵力防守，并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荥经有杨森部3个旅分别驻守在荥经城及其附近重镇和交通要道，阻截红军北上。
左权为紧紧地吸引花滩、荥经的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迅速北上，一到石果坡，就立即召集红5团和教导营干部研究部署，指示红5团第2营向花滩王帽寺、陈家坝等佯动攻击，并控制花滩通向荥经的大道；第1营和教导营向荥经黄牛及通向荥经的大道攻击前进吸引敌人。在红5团和教导营对敌人的严密监视和牵制下，中央红军主力于6月7日渡过了天全河，占领天全。并于8日占领芦山，突破了敌人在天全和芦山设置的防线。
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5团和教导营完成牵制和掩护任务后，于8日开始向天全急进，10日赶至芦山灵关庙，与军团主力汇合。左权与军团首长分别将近1个月，战友重逢格外高兴，军团首长赞赏左权的胆识和“一切运筹帷幄”沉着机智的指挥才能。
大硗碛，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四周高山环绕。村北面就是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挡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红军北上到懋功必须要翻越这座海拔4500多米、终年白雪覆盖积雪不化、云雾缭绕的雪山。
左权和军团首长来到雪山脚下大硗碛，一路上的炎热、火烤到这里就全部散去，顿时感到气温骤降，寒气袭人。只穿着一身单衣身染重病的左权浑身感觉更加不适，发起高烧。左权为保障部队顺利翻越雪山，不顾重病高烧来到当地群众中间进行调查。当地群众听说红军要过雪山，都十分惊愕，纷纷摇头说：“雪山是过不得的。常言说，大雪山！大雪山！只见人上山，不见人下山！”老百姓都把雪山称作“神山”，山上有“神仙”，上山的人不是被冰雪埋没，就是被风暴卷走，把雪山说得非常神奇可怕。还有群众说，夜晚更不能过山，不然“神仙”就会踩着黑夜的脚步跟着上来，黑夜是“神仙”大显神威的时候。只有上9时到下午4时前，风停雪住，“神仙”累了，回去休息去了，你们才可以偷偷过山。左权听罢，风趣地对群众说：“那好，我们就在上午偷声偷气地过山吧！”在场的群众都哈哈笑了起来。老百姓双手合十，向红军祝福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部队在准备翻越雪山，收集御寒衣物时，因这一地区居民稀少，群众家境贫寒，先头部队在翻越雪山时，能寻找到的御寒衣物大多已经收集完了，这时很难再收集到一些御寒衣物补充部队。左权便指示部队准备一些草袋、草绳，捆扎在身上御寒，采购辣椒待上山前多喝些辣椒水去寒。
6月14日上午，部队指战员大碗大碗喝下辣椒水，把随身带的衣服全部穿上，披着麻袋、草袋，捆扎着草绳，9时开始，左权和军团首长拖着病体率领军团主力，沿着先头部队留下的标志，踏上翻越雪山的路程。
连绵起伏的山峰被层层白雪严严实实地覆盖着，直插云霄，山峰间飘动的白云和茫茫白雪连成一片，分不清是云还是雪。六月的骄阳，在这里完全失去了它的炎热威力。只是将晶莹的白雪照得透亮，使人睁不开眼睛。越往上走，先头部队留下的路标也看不见了，找不到任何道路，指战员们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雪前进。往山上爬，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空气越来越稀薄。前面的战士小心地用铁锹开路，后面的部队踏着前面战士的足迹，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
左权把随身带的衣服全部都穿上，还是冷得浑身直打颤，走到山腰时，病情愈发严重，虚弱的身体加上高山空气稀薄，呼吸相当困难，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嘴唇发黑，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雪花不时被风吹起，刮到嘴里呛得喘不过气来。左权连拉骡子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拼力往上爬去。
这时，由于脚部严重感染无法行走，坐在担架上的政治委员聂荣臻看见左权病得那样厉害，走得那样艰难，就赶紧让担架停下，对担架员说：“我可以拄一根棍子慢慢走，左权参谋长还在一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
左权见抬聂政委的担架员来到跟前，硬要抬自己，就对担架员说：“政委有病，不能走路，你们还是照顾政委吧！”担架员还是不由分说地把左权抬上担架。左权心里热呼呼地，感激政委及战友们对自己的关心和友情，他在担架上望着缓慢移动的队伍，担架员难艰地抬着重伤病员；运输员和炊事员吃力地挑着和背着物资、炊具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向山上爬；有的战士因为过分虚弱而躺倒在雪地永远爬不起来……左权眼眶里的泪水滚落了下来。他坐了一程担架，好像有了一点力气，硬是挣扎着从担架上下来，让担架员去抬晕倒在路旁的战士，拄着棍子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气喘吁吁地走在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队伍中间。
越往上走，积雪越深，气压也更低，呼吸更加困难。快到山顶，风雪越来越大，风雪裹挟着冰雹，呼啸着迎面扑打上来，瞬间仿佛山崩地裂。左权的胸口感到好像压着块大石头，两条腿如同捆绑着沉重的铁砣，每往前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左权拄着棍子，稍停顿一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鼓励身边的战士们说：“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前进道路，是胜利的道路，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同志们！在人类历史上，哪个军队爬过了夹金山？一个没有。只有我们中国红军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创造人间奇迹。”并用力高声呼喊着：“同志们！坚持住！山顶就在前面，坚持就是胜利！”
顿时，雪山上的这条长龙像长了翅膀一下子腾跃起来，红军指战员向山顶奋力爬去，攀登到雪山之顶。巍峨雄伟的大雪山，终于被英雄的红军征服了。红军战士脚踏雪山顶兴奋起来，跳跃着、欢呼着，队伍中传出愉快的笑语：“神仙”也不过如此，“神仙”也畏惧我们红军。
6月12日，红1方面军先头部队红2师第4团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30军第88师在达维胜利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战员们相互握手、欢呼雀跃，振奋不已。16日，左权和军团首长率领军团直属队随先头部队由达维来到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亲切会面。
中央红军来到懋功及其附近地区后，注意到以懋功为中心的这片广大地区多是深山穷谷，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人民生活相当贫困，给养补充十分困难，不便红军立足发展。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懋功，于6月16日建议：“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的作战计划是“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川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左权非常赞同毛泽东等党和军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同时也认为北上川、陕、甘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正确方针。17日，张国焘等复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应向川西北，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发展。为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先向南进攻。
为消除分歧，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28日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人于两河口商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之时，红1军团的前锋部队已经伸向两河口以北64公里的卓克基。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的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和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这时还没有抵达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红军为了不伤害藏民，在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当地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
远远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7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不作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
“土司武装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
“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一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
“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
红、绿色各3发信号弹升向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在黄昏时分的天色下十分耀眼。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起来了！”紧接着就从寨后冲出许多藏民，抱头四散。
许多藏民也一边跑一边望着刚才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叫：
“天灯，天灯！”
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色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什么法术，以为要烧毁官寨。”
“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
红6团及其跟进的红4团，在左权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得可以容纳下五六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藏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宫殿，赞叹不已。
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于7月9日来到松潘以西的毛儿盖附近地区。
红军来到毛儿盖附近地区后，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和藏民“番兵”的袭扰，7月9日红1军团先后强攻和夜袭毛儿盖均未奏效。随后，左权率领红2师改强攻为监视和围困毛儿盖之敌。左权让通司对藏民和被俘的藏兵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宣传红军是主张汉、茂各民族平等，反对汉官和军阀部队欺压和迫害藏民的，解释红军与国民党、刘文辉等军阀队伍的区别，讲明红军来这里是借道北上，并不是来和藏族同胞争地盘、抢粮食、夺牛羊的。同时请藏民相互转告，希望跑到山林中的藏族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随后，左权指示部队将被俘的藏民“番兵”释放回家。“番兵”听红军放他们回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打死了红军的“番兵”，红军不仅没有杀他们，却还放人，十分感激红军。红军释放藏民“番兵”，视藏民亲如兄弟的感人事实，很快传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土司的谣言。
红军在四川藏区模范地执行了党和民族宗教政策，深得广大藏民的拥护，许多穷苦藏民把红军看作为自己亲人，真正是为穷人办事的队伍，纷纷从山林中回家，自觉地为红军送粮，当响导，报告敌情，救护红军伤病员，协助红军作战，踊跃报名参加红军。首批参加红军的藏民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天宝、青海省政府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的扎喜旺徐、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杨东生等许多同志。
就在党中央团结、教育、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时，左权和军团首长及李先念率领红1军和红30军分别在毛儿盖、哈龙、波罗子等地等待张国焘北进，同时为继续北上积极筹集粮食和物资，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8月19日，在毛儿盖的一个喇嘛寺里，左权与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主持召开了军团直属队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沙窝会议精神。左权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和沙窝所作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坚决支持中央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进的一系列的努力。左权认为川西北一带地区不利于红军大部队长期活动和发展，北上是唯一出路。
红一、四方面军从懋功会师，确定北上战略方针到8月中旬已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大、小金川流域一带地区停留活动。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和阻挠北上，致使战机被贻误，松潘战役计划落空。这时，敌军胡宗南部的主力已完成在松潘地区的集结，薛岳部也由雅安向胡宗南部靠扰，扼守松潘，红军原计划由松潘北出甘南的道路完全被截断，红军就只有改从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21日，林彪率领红1军第2师为右路军先头部队，开始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23日拂晓，左权和聂荣臻率领红1军主力随先头部队后跟进，来到一望无边的数百公里的茫茫草地。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左权亲自尝百草，与战士们一起，找出了30多种可以吃的草。8月27日，左权随先头部队后，胜利走出草地，跳出“苦海”，到达若尔盖的班佑。月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红3、红4、红30军也走出了茫茫大草地，来到班佑、巴西、阿西等地区。并于8月29日对包座之敌发动进攻，经过3天激战，歼灭包座守敌及其援军第49师大部，取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随后，左权和红1军首长为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于9月2日开始率领部队由阿西等地出发继续北进。8日，红1军主力到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莫牙等地，一面进行休整、筹集粮食、征集资财，一面等待张国焘和红军左路军北上。
左权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为前卫离开俄界等地继续北上，向岷县方向前进。这时，左权有机会与随红1军行动的毛泽东经常相见交谈。他在与毛泽东和军首长交谈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俄界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和会议确定的红军向甘东北或陕北发展，创建根据地的行动方针。
部队经这艰难跋涉，来到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渡过白龙江，再往北，就是通往岷县的咽喉要道——腊子口。左权和林彪、聂荣臻分析认为，红军北上势必要通过并突破有敌军重兵把守的这一险要关口，否则红军就会限入敌军的重兵包围的不利境地，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就难于实现。左权根据毛泽东及军首长的指示，迅速作了周密部署，命令红4团为先头团向腊子口前进。
9月16日傍晚，左权随毛泽东及军首长随先头部队也赶到腊子口，来到前沿询问红4团战斗情况，并察看了腊子口的地形、敌情。
腊子口是甘南的天然屏障，隘口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的沟底流淌着滚滚腊子河，河左岸有条蜿蜒崎岖的小路，通往岷县。到岷县必须要走过腊子河上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除此别无他路。在桥东山脚下，国民党军第14师鲁大昌部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筑有坚固的碉堡，在腊子口谷地还驻守有一个营，随时可以增援桥头。
夜幕降临，攻占腊子口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凭险顽强抵抗，红4团的指战员勇猛顽强，冲入敌垒和工事，短兵相接厮杀拼搏，在其他部队的密切协同下，17日清晨，腊子口终于被攻下，为红军最终胜利完成北上战略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左权和军首长率领部队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高山大刺山雪山，从而告别了雪山、草地，于9月18日来到岷县哈达铺、占扎路一带地区。红军得到暂时休整的机会，于是在哈达铺遵照俄界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红1军改称为陕甘支队第1纵队，林彪兼任纵队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纵队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副主任。红1军原各团改称为大队，第1纵队下辖第1、第2、第4、第5、第13大队。部队在休整期间，为了补充粮食，改善红军指战员的生活，陕甘支队下达了筹粮任务。左权和政治委员聂荣臻专门召集了纵队直属队及各大队有关干部会议。在会上左权指出：哈达铺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的地区，部队在筹粮中一定要严格遵循支队政治部颁布的《回民地区守则》的要求开展工作，一定要尊重回民生活习惯，积极宣传和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纪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按价付钱。聂政委也为部队作了深入动员，提出了要求。红军在哈达铺一带地区的行动，深受回族同胞的称赞。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都说：“咱们活了几十年，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9月23日，左权和纵队首长率领部队由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27日到达通渭榜罗镇。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决定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29日，左权和纵队首长遵照中央确定的新方针，由榜罗镇出发，开始向陕北前进。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保安县吴起镇（即吴旗镇）。至此，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左权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欢乐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