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盘县进入云南，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云南省主席龙云心惊胆颤，只好调集民团守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认为，利用滇军主力东调的机会，红军抢渡金沙江，是摆脱国民党军70个团围追的关键举措。刘伯承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任红军中央纵队（遵义会议后由军委纵队改称）司令员，直接指挥部队渡江。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作如下部署：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龙海塘、石板河、绞西到绞平渡渡江。洪门口、绞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客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做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乙、我第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向西；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营、二十九分队，赶于4日上午到绞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4日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第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及之敌向第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三军团全部应于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
又给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发专电，令该部担任后卫，阻击万耀煌部和滇军，掩护大部队渡江。
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经和陈赓、宋任穷研究，挑选第3营去完成抢渡绞平渡的任务，宋任穷带队前往。他们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到离江边30多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宋任穷带几个警卫人员进入区公所。
区长说：“上峰来了公文，要烧船封江。”
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出来看看。”
区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递过来。刘伯承边看边问：“船你烧了没有？”
区长唯恐怠慢受责，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来得及烧。”
刘伯承说：“那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仔细询问河宽、流速、水深、两岸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
一一问明之后，刘伯承勃然变色，告诉这位区长：“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
区长大惊失色。宋任穷派一个侦察组跟着他，向江边走去。到江边时，一个船工见区长领几个大兵过来了，以为他们要过江办事，上前打招呼说：“回来啦。”侦察组一跃登舟，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宋任穷命萧应棠率前卫连先渡，连长遂令3排在江边掩护，率1排、2排分乘两只船首批渡江，消灭了厘金局保安队30多人，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在船民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条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渡河指挥部，制订了《渡河守则》。令29分队架设电台，向总司令报告：“绞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依靠这六只船，军委纵队于5日全部渡完。
这时红1军团在龙街渡，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空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13团在洪门渡架设的浮桥又被激流冲垮，朱德立即下令全军都从绞平渡渡江，限红3军团6日一昼夜过完，7日、8日红1、红5军团渡江。
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绞平渡过江，便令宋任穷，只留工兵连守渡口，带第3营翻山越岭40里，支援干部团主力抢占通安州。3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把队伍集合好，刘伯承亲自交代任务：通安州是金沙江北面的门户。一定要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安全渡江。陈赓团长已率1营、2营上去了，你们跟进，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
5月4～9日，军委纵队及红1、红3、红5军团，除红3军团第13团从洪门渡过江，红1军团一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红9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从云南东川渡过了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蒋介石是在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才最终搞清楚朱毛红军的动向。他一面下令薛岳、孙渡部回头向西，作跨越贵州全省的追击；一面于4月28日打电报给龙云，令其控制船只，封锁金沙江巧家至元谋段，严防红军渡江。
薛岳统领追剿军两个纵队八个师官兵刚从赤水一带风风火火急行军跑到贵州最东边，又要千里急行军往贵州最西边跑，上下疲劳厌战情绪很大，希望能在贵阳休整一段时间。第1纵队司令官吴奇伟称病留在贵阳。但下级官兵得执行命令，一路急行军，沿途生病、掉队、逃亡者不少，遗弃辎重很多。到云南时，各连剩下的人数最多者仅六七十人。
孙渡部三个旅追至紫云以西时，又奉蒋电令说有红军四五千人的一支队伍，正在向宗地、龙场东进中，令孙渡再掉头向东追，一日之后，始知又中了红军佯东实西之计，待掉头再向西时，红军已安渡北盘江远去了。
云南王龙云实力比王家烈雄厚，地位比王家烈巩固。接蒋电令后，并不去封锁金沙江，而是集中兵力和民团防守昆明。当薛岳部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先头部队接近昆明时，龙云派专使来慰劳部队，带来了云南地图、白药和火腿，但装载慰劳品的汽车被红军“抢”去了，专使只代表龙云传话：不许薛岳的部队进入昆明。薛低声下气，只带副官、卫士各一人进昆明会见龙云。出乎意料的是龙云又以仅次于欢迎蒋介石的规格欢迎薛岳，场面宏大热烈，连日宴饮。直至5月7日，龙云才陪薛岳乘飞机到金沙江上空视察，见红军正在抢渡中。他们回来后，不忙“追剿”，忙着拜把兄弟，薛岳尊龙云为大哥，继续花天酒地。又过了两天，即5月9日，龙云给蒋发一电报谓：“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内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但何能尤人，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
蒋接龙云报告，5月12日只带参谋人员飞至昆明，住五华山官邸，部署大渡河会战。此役蒋要川军打头阵。川军共有5个军，名义上川军总司令是刘湘，他拥有3个军（第21、第23、第44军）的实力，刘文辉的第24军，杨森的第20军，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蒋电令刘湘以第20军全部和第21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第24军大渡河以南部队（6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进；第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岸北岸严密封锁；指定第20军军长杨森、第24军军长刘文辉到汉源指挥。电令说：“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匪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复辙，希各军师长致励所部建立殊勋。”
渡过金沙江以后，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从容休整半个月。5月12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红1军团林彪、聂荣臻，红3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纠正红军中因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理解而产生的消极埋怨情绪。遵义会议后，周、毛、朱为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忽东忽西，大踏步进退。虽然把薛岳的追剿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将士疲劳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因而对中革军委的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林彪是这种不满情绪的代表，说这一段尽走“弓背路”，“转圈圈”，“会拖垮部队”。他不顾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以他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信，提议“周、毛、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了顺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也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含有对他年轻幼稚不与计较的意思，板子的重点打在了彭德怀身上，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励写的，彭有野心要夺指挥权。彭德怀没有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就是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正直态度，反使其蒙冤26载，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重提此事，林彪才庄严声明，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并不知道。
因为大敌当前，处在战争环境下，说清了问题，统一了思想就完了，并没有过分追究，以利团结对敌。
会议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5月16日，刘伯承率先遣团至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其第29、第30、第32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许剑霜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曾参加过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亲笔写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刘元璋不置可否，许理解是默许给红军让路。16日黄昏时许旅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宁南来援。邓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族武装近万人。邓率部前出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邓通汉文，在川军混事多年，久闻刘伯承大名，只见信上写道：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在刘元璋那里不好交代。最后的决心是：摆开打的架式，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彝兵走火响了一枪，引起别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用彝话制止。第1军团前锋亦未还击，红军战士边走边喊话：“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其时有两架蒋介石派来的飞机临空，邓部未摆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炸伤邓部官兵数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撤往冕宁地区。
5月20日上午，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率先遣团到达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到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大凉山彝族区。
晚上，刘、聂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党派来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对于搞清敌情有很大帮助。
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24军，其第4旅旅长袁国瑞，旅部设在泸定城南50里的龙八部，守泸定桥一带；第5旅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旅长杨学端率一个团驻富林。另据传闻刘湘所属王泽俊正向富林开进，21日即可到达。
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将富林作为防守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是否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需要细致认真地做好工作才能通过。”
聂荣臻表示同意：“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二人商议妥当，立即给中革军委发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刘聂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5月21日18时，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全军，摘要如下：
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罗（炳辉）何（长工）邓（发）蔡（树藩）：（万万火急）
（甲）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路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刘敌第五旅到越西讯似不确（刘聂侦察报告另抄发）。
（乙）我野战军以执行昨20日9时半电令所规定的任务，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筿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
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进敌，其前进道路按日规定……
（丙）为绝对保证改道秘密，必须：
一、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7时半至10时半，下午3时半至5时半，冕宁至渡口严禁部队运动。
二、第一军团部队对去路，第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入。
三、严密搜捕敌探。
（丁）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冕宁、礼州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戊）关于搜集筑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军委主席朱德
过了一些时候，刘聂又收到中革军委一电，译出来一看，是由总司令朱德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但从内容和文字上看便知是毛泽东的手笔。刘伯承将这个红军布告交给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萍、廖志高，让他们组织人大字书写，在冕宁城乡广泛张贴。布告的内容是：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远播西蜀。
这张布告鲜明生动、深入浅出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彝族人民的拥护，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四川地下党为配合红军过境，在冕宁县文昌宫召开有城乡彝汉民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告冕宁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军代表李井泉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野萍为副主席，廖志高、李祥云等为委员。朱德总司令与汉彝人民见面，即席发表了讲话。
革命委员会第一条新政是废除“轮班坐质”制度。所谓“轮班坐质”是军阀政府令彝族各家支头人到县城里坐牢，作为人质。坐牢的“质彝”可以以子代父，以弟代兄，以侄代叔，顶替换班。凡有抗捐抗税、聚众闹事者，即向坐质的头人施加各种酷刑，乃至杀害。这种对彝民的残暴统治从清朝延续到民国，遭到彝人的切齿痛恨。然后，革命委员会又宣布没收县城大土豪刘耀南、刘勃如的财产，没收大桥镇大地主周顺武的财产，不分汉彝，分配给穷人。这两项政策一执行，立时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先遣团从大桥镇出发，经过一段彝汉杂居区到俄瓦垭口，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区了。境内有“孔明寨”，相传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就在这里，“孔明寨”便是蜀军兵营的遗址。这里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小路从藁草和密林中穿过，便于隐蔽，易守难攻。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种武器的彝人堵住了去路。他们“呜呼，呜呼”地吆喝着，人愈聚愈多。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交涉，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要你们通过。”冯问：“要多少？”回答说：“要二百块。”马上给了他们二百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了一群人要钱，说刚才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器材武器都被抢了，被抓去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萧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一个彝人去请沽基家支的首领。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的汉子走过来，头上缠一条帕子，长发纷披，赤膊，腰间围着一块麻布，赤足，后面跟着十几个手持长矛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萧华先去向刘司令员和聂政委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从后面跟来。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坪里，有一个清水池塘，名为袁居海子，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这里相见。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梧，后面跟着几个“亲兵”，知是刘司令员到了，就按彝家规矩，取下头上帕子，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趋前几步把他扶起，二人在池塘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
小叶丹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的人，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
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我们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小叶丹非常高兴，叫一个娃子到家里去拿一只公鸡来。结拜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娃子拿来公鸡，用碗在塘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把鸡头一斩，鸡血滴在水碗中，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小鬼”看着好玩，有的发出笑声。只见刘司令员面色凝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端起“血酒”，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懂汉语，听罢刘伯承的誓言，激动地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这时夕阳将要落山，刘伯承决定返回大桥镇宴请小叶丹。小叶丹带领18个小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人嗜酒善饮，叫管理员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举行，这里是红军的先遣司令部。
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把村寨给他们烧光。”
刘伯承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压迫你们的反动政府，对付军阀刘文辉。”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大。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希望彝族各家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刘文辉、刘元璋。”说罢站起来，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尔基拉为副支队长，当场写了委任状并把自己随身佩带的手枪送给他，小叶丹大为感动。刘伯承又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个淳朴的汉子把刘司令的教诲，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当晚，小叶丹住在先遣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团再入彝族区。小叶丹跟着前卫6连走在前面。进入彝族区时，沽基家的娃子拿着红旗，背着弓箭，“呜呼！呜呼！”喊叫着表示欢迎。一些娃子主动接近战士们，战士们有的送给他们一条毛巾，有的送给一双鞋子，得到的人欢呼雀跃。
小叶丹陪同刘司令员、聂政委走了一程，依依不舍地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界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我挑选了二十个娃子当红军，学了本事回来打刘文辉。”
刘伯承说：“后边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时，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锃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的坐骑——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刘司令。
大凉山的道路就这样打通了。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司令的嘱托，与罗洪、罗伍各彝民部落联合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篥箕湾，经过七天七夜，红军大队一路畅通无阻，安全通过彝族区。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出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1935年8月在冕宁县萨塔村，联合罗洪、倮伍家支，召开反对国民党军阀誓师大会，提出“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外”的口号，在留下来的红军政委的帮助下，组成千余人的游击队，坚持了五年斗争。
1941年彝族败类邓秀廷在军阀支持下，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命，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拿出1500块银元给邓秀廷，赎出了红军政委。后来小叶丹和古尔基拉的委任状被邓秀廷搜去，以“通共有据”的罪名，在大桥镇杀害了他们兄弟。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妻子和弟弟古尼基尼杰：“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的伟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在红军主力部队经冕宁向安顺场挺进的同时，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红2师政委刘亚楼率红5团和军团侦察连，从泸沽出发，经越西县城向大树堡疾进，声势浩大。5月22日进入越西县城，砸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彝汉群众500余人，其中有彝族各家支换班坐质的头人。在彝人带领下，红5团团长陈正湘率部追歼县府武装两个连，活捉县长彭燥（原第24军参谋处长），然后翻过晒经关，直逼大树堡。大树堡守敌一个营没敢抵抗，过河逃窜。红5团一直追到大渡河边，占领了大树堡南岸渡口，大事张扬，收集渡船和架桥材料，动员许多民工和船工，造船扎筏，扬言要在这里强渡大渡河，攻打汉源，进军雅安。
蒋介石部署大渡河会战计划时，一再强调四川各系军阀要同心协力，建立殊勋。实际上因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8个县（西昌、越西、冕宁、宁南、德昌、会理、盐源、盐边），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北6个县（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都是24军刘文辉的地盘，川军总司令刘湘和第20军军长杨森对大渡河会战并不热心。刘湘为敷衍蒋介石，派出王泽俊旅到富林。当王旅5月21日到达指定位置时，蒋介石、刘湘电告刘文辉与杨森联系，令杨部向富林靠拢。在汉源的刘文辉与杨森联系时，杨森部前锋已到富林以东40公里处之金口河，侦知富林有战事，又撤走了。刘文辉则下令把自己的第5旅从富林调到次要方向，让王泽浚旅独守他们认为是红军主要突击方向的富林。都怕损伤实力，而不愿跟红军硬拼，这是川军各派系军阀的共同心理。正当蒋介石、刘湘、杨森、刘文辉眼睛盯着富林勾心斗角的时候，从大渡河上游传来了红军强渡的消息。
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他心存侥幸，以为红军必走富林。当红1团1营冲人街心的时候，敌哨所还传来胡琴声和唱戏声。赖执中已沉入梦乡。惊闻枪声赖执中翻墙而逃，士兵作鸟兽散。赖执中奉命把所有的船都烧掉了，剩下一条船是准备自己逃命用的。这条船被眼明手快的1营战士缴获，成为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唯一渡船。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百余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丛生，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河，鹅毛沉底、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只能漕渡。漕渡时要先把船拉到上游二里许，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10余名船工篙橹并用，精神和体力都紧张到极点，与激流形成一种合力，使小船沿着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渡口有防护设施，如对不正渡口，碰到石壁上，则船毁人亡。
1935年5月25日早晨，一个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到河边。刘伯承亲自和老船工谈话。这些船工家里的船被赖执中烧掉了，还要烧他们的房子强迫搬家。所以船工都愿意帮助红军。当然，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对眷属的抚恤都作了安排。
7点整，刘伯承、聂荣臻来到岸边。这时，第1营的战士们正在为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至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旧军队是靠组织督战队解决问题的。但红军战士面临这样的场面，却要争，要抢，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自己去冒最大的危险。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政委发话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就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孙营长。孙继先营长找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由第2连组织突击队。2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是连长点名，挑选了十七个人，他们是：连长熊长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仓，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在熊连长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
这时候，刘伯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黄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黄参谋回答：“追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看了看腕上的表正好9点整，抬头对杨得志说：“开始！”杨团长下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在船工的熟练的操纵下，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6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对岸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船靠岸了。17勇士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英雄们利用石阶的死角掩蔽，竞没有伤亡，英勇机智地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防守大渡河北岸的是刘文辉的第5旅韩槐增营。韩是名山县百丈场的袍哥首领，他的队伍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却还没经历过正规战争。一个军官带着二百多人从碉堡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向上岸的17勇士发起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果断下令：“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打在敌人的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集拢起来的队伍中。敌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17勇士占领了北岸的登陆点。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到26日上午10点，1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得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至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陷入深深的焦虑中。他指挥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搞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又搞到3条船，加上原来的1条，共4条船，但在敌人已经迫近的情况下，靠4条船全军过不完就会遭到敌人的“半渡之击”，那将是湘江惨败的重演。
中午时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到达安顺场，刘伯承、聂荣臻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问起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刘伯承微笑着说：“人乡随俗嘛！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周恩来说：“后续大队通过大凉山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派向导一程一程地领路，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族区赤化了。”
朱德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听到这里，刘伯承插话：“总司令先别夸奖，我正为这大渡河不能架桥发愁呢。”接着详细汇报了漕渡和架桥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刘伯承的汇报说：“我提议，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东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隔了，刘聂就率部单独走，在四川搞个局面。”
毛说完，周、朱均表赞同，遂以军委主席朱德名义给各军团发出相应电报。
泸定城西有泸定桥，是大渡河上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桥东与泸定城相连。泸定桥是铁索做成的。从东岸到西岸有十三根用粗铁环连成的长索。两边各两根，做为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为桥面。桥面上横铺着木板，行人走上去，摇摇晃晃。下面奔腾的激流咆哮着，令人毛骨悚然。
守桥的是刘文辉部第24军第4旅第38团（欠一营）。原以为红军从富林渡河，直至5月28日团长李全山才令周桂三营由冷碛跑步前往泸定桥布防。周派连长饶杰带20多人为先遣队，带上全团的旗帜，28日傍晚到达泸定，将旗帜插遍全城，虚张声势，然后上桥拆除桥板，因士兵疲劳不堪，又多是“烟枪兵”，烟瘾发作，进度很慢，把桥面拆得七零八落。周营主力赶到泸定桥时已是29日凌晨3点钟了，立即构筑工事，进入阵地。
林彪把抢占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红4团。安顺场离泸定桥160公里，命令他们3天赶到，29日要把泸定桥拿下来。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以“要桥不要命”的精神硬是29日早晨6点钟赶到了。
总攻泸定桥的战斗于下午4点打响。王开湘和杨成武在桥头指挥战斗。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支部书记李友林率领19名红军战士（可惜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在凌厉的冲锋号声中冲上泸定桥。守敌周营见22位英雄硬是不怕死往前冲，虽然有6人因中弹或失手坠入深渊，英雄们仍前仆后继，不久，后续部队也上来了，守敌军心动摇，打了一阵，放火烧了桥东的凉亭就往后跑。
因长李全山得知红军从泸定桥打过来了，在电话里向旅长袁国瑞告急。第4旅旅部设在泸定城南50里的龙八部。刘伯承令邓华和萧华率红2团直取龙八部，配合夺桥战斗。袁国瑞接到泸定桥有失的电话时，旅部已乱了营。袁国瑞说：“我这里也很紧张，红军快打到旅部了。”29日17时，红4团乘敌犹豫动摇之际，冒着大火冲过了泸定桥，守敌向天全退去。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提上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他从桥西折回走到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啊！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为你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蒋介石要红军当石达开的迷梦破灭了，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