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一生的事业

“所有伟大作品都绽放着人性的光芒”,这是我前几年看普利策获奖作品集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我这几年做的商业报道,更侧重于“商业中的人”,注重那些企业家商业逻辑里的人性,是什么让他这么思考?是什么让他这么行动?最后,这些报道集成了《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本书。

这本书收录了2009年4月到2011年8月我在《东方企业家》发表的主要文章。 2009年3月,《东方企业家》主编魏寒枫问我有无兴趣做商业报道,此前,我们分别在《南方体育》、《体育画报》共事多年。这样,我到了《东方企业家》,开始财经领域的采访写作。

这些文章有个特点,偏重于对采访对象的家庭、经历和个性的挖掘,我觉得,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家庭教育、经历对他的人生必然有很大影响,这导致他的性格形成,并影响到他的公司。商业只是表象,人性才是核心。这是这本书的内核。

因此,从黄怒波、潘石屹到任志强,甚至后来的陈年、王兴,我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探究,对人的成长过程的考量。

对我来说,文章和书的品质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其他都是可遇不可求。这本书引用别人的内容我都作了标注,除此之外的每一句都基本来自我的采访录音、我的观察。

大约两年前,有位同行问我:为什么你的文章,总喜欢采访他的家人,像父子、母子等?我这样回答:家庭是人成长的第一步,很多时候,少年时代的性格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而一个人的性格和家庭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实,我并非只采访主角的家人,《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本书的几乎所有文章,像黄怒波、任志强、陈年等,我还采访了很多相关联的人。我从中国同行奉为圭臬的《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里学到,要完全诠释一个人,要从六个维度来做:本人、家人、朋友、同事(上司或下属)、对手、中立人士(如观察家)等,这样避免了盲人摸象只看到局部的问题。

我出身草莽,我的很多采访来源于我的调查功底。顺藤摸瓜般的调查,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我在江汉平原的农村长大,那里湖泊纵横,盛产莲藕,我10岁左右的时候,到水塘岸边捉鱼挖藕居然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挖啊挖,当我顺着藕尖挖出一支完整的莲藕时,我很有成就感。也许,挖藕和调查他人人生的过往有共通之处吧。

严格来说,我作职业记者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2004年到重庆采访亚洲杯足球赛,当时我没采访到什么球员,但花了半个月,作了一篇“重庆球迷如何反日的调查”,曾引起日本政府的抗议。

2008年在《体育画报》中文版作记者期间,在调查的基础上,我开始关注人性、人的命运,像关注举国体制的《八月的乡村》、《大院》,以及《暴力棋王》等文章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回到《人生:中国首部商业领袖集体传记》这本书,2009年采访潘石屹前,我在海口待了三天,从房管局到当年海南的炒房者,逐一调查,终于找到了潘石屹、冯仑们当年赚到第一桶金的地方——九都别墅,他们十几年未去过那里,潘石屹看到我拍的照片时,猛地一惊,用天水话说:“这不是九都别墅吗?!”一般来说,人对自己成功的处女作总是难以忘怀的。

做任志强文章之前,我找到了和任志强有四十年交情的战友阎阳生,还到延安一趟,通过延安,找到当年的知青、同学等,通过熟悉任志强的人,还原了任志强的少年时代,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他们都说,几十年过去,任志强除了年龄,争强好胜的性格一点未变。但潘石屹和阎阳生也告诉我,任志强近两年性格或许会有所改变,我问原因,阎阳生说是年龄,潘石屹说是微博的互动。在下属眼中,任志强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的原文标题是“傲慢与偏见”,这次本书编辑将它改为“傲慢的好人”。

我最近几年做了一些关于个体微观的采访,但我感觉这方面接近自己的瓶颈了,所以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做群像、或者相对比较大的历史题材。但不管怎么样,最终还是依靠我最本质的特长——微观的、具体事实的调查采访和写作,核心仍将是人性以及人的命运。

美国的记者40岁才迎来黄金时期,我今年才36岁,黄金时间还没到,我会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