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朱新礼:农业梦 “创业就是战斗英雄”

汇源总部位于北京顺义小营汇源路。那些我所见过的位于CBD、中关村豪华气派的写字楼,与汇源总部一比,空间都显得太逼仄。我第一次看到汇源总部时,感受是太大了,大得空荡荡的。这里占地2000亩,有广场、办公楼、桃园、工厂、健身大厅、食堂、公寓、别墅,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办公楼多是两到四层的欧式楼房,粉红色外墙,屋顶是尖塔形的。会展中心的风格则截然相反,一眼就能看出人民大会堂的影子。平整方正的造型、青灰色的砖墙、六根浑圆的柱子,都强调着这栋建筑的威严、庄重。会展中心楼顶上竖着“汇聚五洲英才,源通四海财富”的大标语。在健身大厅里,摆放着16面从山东运来的大鼓,鼓王直径三米。每逢汇源开全国大会,总要擂一通大鼓。朱新礼喜欢听鼓声,这战鼓隆隆,让他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情绪立即高昂起来。他没当过兵,这是他的遗憾,他把儿子送去当兵,也爱招聘退役军人。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集团总部到各分厂,却设有党支部和党委书记。

最开始,这是一片荒地。1994年汇源从沂源迁往北京的时候,在此处开荒。

1988年,为弥补因为“文革”没读大学的遗憾,朱新礼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回县后,被安排到沂源县外经委当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发展出口贸易。一个办公室五个主任,天天上班喝茶看报纸,下了班就去喝酒。在外经委副主任这个位置上,朱新礼什么都没干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朱新礼眼里,这个讲话恰到好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消除。当时社会上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之争进行激辩。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是正确的”,因而,中国再一次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这让朱新礼兴奋,感觉自己必须干一点事,“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像在战争年代,你可能是战斗英雄”。

尽管国家的舆论导向是,谁把经济搞上去谁就是英雄,但在私下里讨论的时候,多数人仍觉得这个事有风险,很难去做。朱新礼的家人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城市户口和干部身份,反对他下海。他所在的办公室,五个主任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了。

英雄主义的浪漫激情鼓荡于他心中,他主动要求去县里最差的企业。管工业的县长列了一串名单,他挑了最差的一个——水果罐头加工厂,即汇源的前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卖果难一直是个问题。从跑水果运输开始,朱新礼就目睹了无数水果烂在山里、树上。

他接手的罐头厂,隶属于县商业局,1985年落成。当时鲜果储备技术不行,很多人都买水果罐头吃。但过几年,鲜果储备技术上去了,罐头市场就疲软了。当朱新礼接手的时候,这个罐头厂已三年没开工了,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大多数工人回家做农活或者打零工,还有二十多个工人守着这个厂,沈效伦即是一个。他负责管设备,厂里把冷库设备租给别人换一点钱。

当时罐头厂欠了一千多万元的债,七个银行的贷款无法还。县政府把工厂整体评估了一下,折算成550万元,让朱新礼签了个合同,三年还完这笔钱,之后工厂就归朱新礼。20亩地,快塌了的破房子,一堆手工设备,这就是朱新礼的家当。后来废旧的设备被朱新礼当废铜烂铁卖了一万多元。

厂里杂草丛生,工人们懒洋洋地抽烟、打扑克。朱新礼一来,就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愿意走的加发三个月工资,不愿意走的工资上浮40%。最终150名工人,只一个人因回青岛的缘故离开了工厂。这些工人现今绝大多数还在汇源干。

为了凑钱,朱新礼跑到厦门、青岛、临沂等地方,找朋友、同学、亲戚借钱。将发工资的钱、买设备的钱一块一块地凑了起来。当时他兴奋得很,没意识到未来的困难,这就跟娶媳妇一样,“光想着媳妇多漂亮、多好,娶了三个月以后才为着柴米油盐乱七八糟地吵架”。1992年邓小平讲话,为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也找上门来给你贷款。

1993年,麻烦来了。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如此前的七八年那么快,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国家资源基本向城市倾斜。由于经济过热,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开始宏观调控,要求经济软着陆。为控制物价,国家一下子银根紧缩,立即出现大量的三角债。汇源有2000多万的三角债没要。因为去法院打官司,钱没要到,反而还被罚钱了。这两年,是朱新礼记忆里汇源最难的时候。

1994年,出于吸引人才、营销等多方面的考虑,汇源搬至北京顺义。直至1995年,汇源才有利润。此前,全在投入和还债。

广为流传的一个商业故事是,朱新礼去德国展会拿到了一个大订单,挖到了第一桶金。沈效伦记得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以150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德国出口浓缩果汁,这是沂源县第一次出口贸易,工人们敲锣打鼓地将集装箱送上货车。罐头厂的重振,对沂源县周边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苹果、山楂都卖到了工厂里。

那时,朱新礼出国考察国外水果产业,发现一半是鲜果销售,一半用于工业加工,而当时中国水果工业加工基本为零,“一点点山楂做糖葫芦,能做几个糖葫芦?做果脯,又做得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