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任志强:傲慢的好人 实话实说的倔头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任志强在军队已经待了十来年,他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他向父母报喜时,父母却告诉他:“我们在你这个年龄时早已有更值得夸耀的成绩了。”“这或许对任志强是个比较大的转折点,他父亲是副部级干部,他的目标比较高。”齐跃说。

对于一个具有野心、个性强烈的人来说,在和平年代从军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任志强后来当了华远负责人,我们都不感到奇怪。因为任志强的个性只适合当一把手,当二把手会干不好。”他的初中同学、一起到延安郭庄插队的知青赵晓航说,“任志强是个倔头,一条道走到黑。”

1980年,任志强转业,下海经商。他到一朋友开的公司任副总经理,主要经营百货、餐饮等业务。齐跃去任志强负责的公司应聘兼职财务。这是齐跃第一次见到任志强,他回忆:“当时是冬天,任志强像个土匪头子,在一个小房间里,穿一身绿色的军棉袄,理着非常短的小平头,典型的北京干部子弟的发型。见面时,他很严肃,坐在那里用眼睛瞪着你,基本没有笑容。”

任志强最早是做百货,在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租了一间房,做批发兼零售。1982年,他开始做餐饮,员工卖油条,他收钱。再后来,他又从山东贩卖苹果到北京。

据一位熟悉任志强的人士介绍:“任志强的命运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子弟都没吃过什么苦,他吃的苦比别的高干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拨干部子弟,他已经差了一大截。别人已经在倒腾服装、国家指标了,而他才开始做小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相对那些高干子弟的同辈人,他有一点自卑。”

我问任志强:干部子弟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便利之处?他一听就急了,瞪着眼呵斥:“这都是瞎扯!当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无权又无职了,我们发展和干部子弟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以为干部子弟都能走后门,胡说八道!你们把社会想得太可怕了!”他又强调:我父亲和西城区有什么关系呢?商业部和西城区隔着七八级呢,这都是瞎扯。赵晓航曾任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副局长、海口海关关长,亲手查处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厦门、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说:“官员如果贪污,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净,他们敢这么张狂吗?现在既仇富,也仇官。在这种情况下,任志强竟然常年坚持‘任大炮’,你说他没有一点自信,他没有一点坦诚,他没有一点纯正,他敢吗?”

齐跃说:“经商这件事,据我了解,他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父子俩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比如他父亲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强认识他们,偶尔能帮上一点忙。”

要说干部子弟身份给他带来的好处,应该是比常人更早一点知道政策变化的风吹草动。任志强说过:“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见《地产狂人任志强》,作者彭征、张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任志强到华远集团做部门负责人,他想到将齐跃招过来,齐跃当时的本职工作在一家国营单位。单位开始不同意,最后要求齐跃出三千元培养费。“当时三千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齐跃将实情告诉了任志强。任志强说:“三千元我给你出!”就冲这句话,齐跃来到了华远担任会计,后来做到了华远副总裁,直到2001年。

任志强这些年仍旧保持了倔强作风,说话直接,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齐跃说:“这些年任志强变化很大,比以前平和多了。”毕京京说:“他说的那些大实话,我估计是插队对他的影响。在插队期间,他亲眼看到了自然规律,并开始尊重自然规律,旱了就没有收成,涝了也没有收成。他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按规律办事,实话实说。”

2007年1月,任志强在《答复网民的提问》一文中提及自己1985年9月进过看守所的事,并在那里待了14个月,最终经检察院证实无罪而释放。

任志强并未详谈自己为何被冤入狱的原因。齐跃当时是公司会计,也一同受牵连入狱。因为齐跃妻子快生小孩了,检察院以“老婆生小孩,家里无人照顾”为由,将他提前释放了。齐跃分析,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任志强得罪人了。当时华远算新兴公司,西城区的审计局有时会来审计。一天,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权威专家来开会,就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任志强非常重视。就在此时,审计局局长来华远审计,约任志强他们谈话。任志强当时说:“你没提前约,我约了一帮工程师正开会,我今天不能接待你。”

“华远算小公司,在西城区,对那些官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来你这审计,你不拍手欢迎,还给脸色看,能好得了吗?后来审计局就开始找碴儿。那年中秋节,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齐跃说,“当时,新兴的东西总是要调查,但导火索就是任志强没有接待审计局局长。任志强吃亏在说话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想想当时审计局局长,在西城区是权力多大的官呀?”

齐跃和任志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传说,他们几个要被枪毙,这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很大伤害。他们的狱友也互相认识,那些狱友说,任志强天天在里面学外语,学了900个单词。尽管被冤入狱,任志强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还为此事和狱友抬杠。“像我们被冤枉了,发点牢骚很正常。但任志强出来后,一句话没说,这点我比较佩服。这可能是骨子里他父母带给他的。”齐跃说。

任志强出狱后,齐跃到他家探望,发现他的白头发比进去之前多了三四倍,当时他才35岁。

我问任志强:“华远遇到重大事情时是你一个人拍板决定还是集体讨论?”任志强说:“我们过去由党委作决定,现在是董事会作决定。我从来不自己作决定,因为我被在监狱里关过,所以我更知道自己作决定要承担责任。我一定会找个挡箭牌,坚决不自己作决定。你们恰恰都说错了,这都是极端错误的认识。”

不给面子的实话实说给任志强带来不少麻烦。李春晖说:“任总有时说话或发表文章后不久,会有一些国家相关部门来查我们,比如查我们的税收,看你是否合法。这确实让我们很被动,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但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接待他们,要把账本给他们看。实际上,查完了又没有问题。”

齐跃说:“任志强这种性格得罪了很多人,但他不考虑得罪不得罪,只考虑真与否。比如有时候央行出了一个政策,任志强会写文章评论。什么贷款啊或者办事,华远马上就会收到反应。”

“一般人会说算了,别跟国家较劲,犯不上,也不是我们家的。(任志强)他那韧性就是,这事我觉得对,我一定要坚持。”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中国经济都有用,你不能说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

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晖有时候劝阻任志强别说得这么犀利,委婉一点。任志强说:“别人都不说,你们还不让我说。”

他以前放炮时遇到麻烦,经常是华远的老书记周坚给他抹平。周坚是开国上将周士第的儿子。1996年,老华远在香港上市时,香港多家媒体和香港联交所收到一封揭发任志强1985年入狱的匿名信。周坚到北京市检察机关查阅十多年前的档案,并从西城区检察机关取得无罪的证明,才摆平了这件事。周坚现已退休,我多次寻找未果。周坚退休后,任志强还有一批特别能干的人,对外沟通能力都很强,这也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有一次,任志强告诉阎阳生:不说不行,人家以为任志强被抓起来了,所以还得说,不说对公司影响更大。阎阳生说:“任志强不怕麻烦,有一些事低低头就可以过去了,但他不低头。他就是这种牛脾气,其实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志强说,他父亲对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不光是我父亲,应该说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这个观念。当他们对革命事业有追求的时候,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任志强有一个哥哥在战争年代寄养于老农家里,后来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这种为了革命事业而作出牺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数出千千万万来。他们大部分都可以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抛弃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精神。我想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参军的时候他打桥牌,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没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后后查了他一个月。任志强每天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于是就有了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协。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说:“任志强应该是很纯真的人,因为我们都到了耳顺之年,都是60岁的人了,很清楚社会的险恶、站在对立面的压力和来自媒体的压力。但他单纯得像一个说皇帝没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样。他老捅窗户纸,你说他不童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