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潘石屹:平凡的世界 苦难的少年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贫穷和政治痛苦成为缠绕潘家不散的阴霾。

后来,当潘石屹赚得盆满钵满、名震天下的时候,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对贫穷、饥饿的回忆,他“如祥林嫂似的”一遍又一遍讲述他童年的饥荒。这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个亿万富豪发家传奇的几个花絮、一篇花团锦簇文章的几处闲笔。

但是,贫穷对于当年的潘石屹,以及他的父母、他的妹妹弟弟来说,意味着困厄、煎熬、羞耻,甚至屈辱。由于潘家是队上唯一的地主成分,队上搞批斗只能选择潘家。批斗、贫穷、病患、苦难层层地向潘家压了下来。

当年的天水农家少年,与当下的SOHO中国董事长,中间是看似无法跨越的鸿沟。前者鼓足全部勇气、穷尽全部想象力,既想象不到、也不敢想象,他的未来是200亿元身家的中国富豪。2010年SOHO中国销售额达238亿元,位于北京核心地区的、富有未来科幻世界气息的银河SOHO创下了中国单体项目年销售额最高纪录:146亿元。

当时,潘家是潘集寨最穷困的一户人家。潘石屹母亲毛昭琴1973年就瘫痪卧床。家里唯一的成年劳动力是潘石屹父亲潘诗麟,潘石屹自己算半个。那时候,潘诗麟最大的愿望是“全家人不饿死”。而他卧病在床的妻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全家人一人一床被,起码能不冻着。冬天,潘石屹一家子一半的时间在床上,两三个人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在潘石屹的记忆里,童年有两年因干旱发生严重的饥荒。村里六七成的人都逃荒要饭了,潘家没有。潘诗麟常说一句话:“你看,村子的人饭量都很大,吃得多,我家吃得少。所以别人逃荒要饭了,我们没有逃荒。”这只是自我安慰,一般是别人吃干饭,潘家喝稀饭。在潘石屹的记忆里,他小时候主要是吃玉米面,高粱、小米都是不常吃的东西。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办喜事的时候,才能吃到小麦细粮。

潘石屹是老大,他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二妹一度送给别人,又要了回来。最小的妹妹因为母亲太饿没有奶水,而送给了一户姓董的人家。当时毛昭琴唯一的要求是:“谁家有奶羊,就送给谁。”这家姓董的,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家里有一头奶羊。

若干年后,在北京朝外SOHO,讲到激动之处的潘石屹伸手虚指远处:“天水往东,翻过秦岭,就是八百里秦川。”那是天水人向往的富裕地区。

1994年年初,已经在海南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和冯仑来到西安。万通准备在西安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场”,花钱将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拆掉。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1979年离家去读中专的少年潘石屹预料不到15年后的这一天。当时他烦恼的是,如何在没有一分钱生活费的情况下,在学校活下去。

中专在省城兰州。潘石屹离家求学,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给他买了一张上兰州的火车票。潘诗麟送儿子去火车站。当时潘石屹只有16岁,因为生活不好,发育慢,长得很瘦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背着一床棉被,被子里包着一件棉衣和一条裤子。这就是他带走的所有家当。潘石屹瘦小的身躯背着棉被,一步一步地挪动,慢慢消失在火车站长长的甬道里。望着儿子的背影,潘诗麟这位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来。

回忆往昔艰难生活的时候,潘诗麟语气轻松,那已是过往云烟。唯独忆起儿子在火车站渐渐消失的瘦小背影,他哽咽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家里就那么穷啊?”

他用手背搓了搓眼睛,又擦了擦鼻子,神情因激动而有些恍惚。他说,看到孙子条件很好,想起大儿子当初,心里很不好受。这是他最心酸的事,他和老伴觉得亏欠大儿子太多了。

如今的潘诗麟,和小儿子、潘石屹弟弟潘石坚住在SOHO现代城一套300平方米左右的复式房里,平常潘石屹只要有空,都会来看望父亲,一起聊天、吃面。另外,潘石屹每次出远门回来,也必定先来看看父亲。

少年时期,潘石屹需要为五分钱烦恼。在他的心里,钱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那时候,钱都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一元就是很大的数字。对潘石屹来说,钱第一就是能看病、买药。自潘石屹有记忆起,当地一直是合作医疗,无论中药还是西药,所有的药都标价五分钱。为了给潘石屹母亲看病,就得凑够五分钱。五分钱,足以缓解病痛、延续母亲的生命。当潘石屹离家读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他希望他下次回家,能看到母亲坐起来,坐在床上等他。这是他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