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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读完《中国橘子之谜》的时候写小结，猛然间发现奎因在国名系列里似乎已经把古典推理小说当中可以想得起来的诡计全部写尽。相比于卡尔终生在不可能犯罪这一个题材上的深度挖掘，丹奈和李这两兄弟似乎着意要在推理门类的广度上下功夫，所以我们在有限的9部小说里看到了多重解答、密室、消失的线索、无面尸……如许多的引力因子被奎因一个一个纯熟的写过来，其中颇有些登峰造极之作，在这里，我把它们归为国名系列中的关键词。
看到这个名词无疑就会明白所指———《希腊棺材之谜》。这个案子是整个奎因系列小说当中推理段落所占最多的一部，所以大家会看得很过瘾，而一案四破，就是大段推理得以形成的最大功臣。
为什么多重解答会出现在这部小说里？从侦探个人成长的角度，作家给出了一种解释，他们把《希腊棺材之谜》安排为埃勒里走出大学校门之后破的第一个案子（尽管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并不在先），让他在早先错误的推理结论上栽足了跟头，以此让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明白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要轻易下结论的道理。作者在创作的早期其实并没有太多地去关注埃勒里本身的性格和形象，所以我非常怀疑他们安排这样的成长其实是为了合理的解释在其他作品当中埃勒里在案件尚未水落石出时对他老爸的闭口不言，当然，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当中了。
单纯从案件的角度，我认为在这个案子当中安排这样的一案四破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与大部分的奎因小说不同，这个故事的头绪相当纷繁，我们看到在诸如《中国橘子之谜》、《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孪生之谜》等前期小说和大多数的后期小说中，侦探只要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就可以完成对整个案件的推理，但在《希腊棺材之谜》当中，得到最终的答案之前首先要通过表面现象推出一些铺垫性的结论，把这些结论与之后得到的新的线索相结合又能得到更加接近真相的新结论，如此环环相扣，需要很长的路才能够准确无误地确定凶手地指向。而所谓铺垫性的结论，全部产生于前面失败推理中的正确部分。这样，本来可能会全部集中在故事最后的案情分析就被分散在了故事的不同阶段当中。可以想象，对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小说，如果把所有的分析全部压到最后，势必会造成头绪太多不知从何说起的局面，而“一案四破”的安排无疑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读者的新鲜感和故事本身的整体感也得到了保持。
多重解答常常是侦探作家想要刻意营造的一种“噱头”，它是小说结构的主导，很多时候小说中的其他因素必须为它服务。而在《希腊棺材之谜》中，它对于故事情节的推动反而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奎因的功力可见一斑。
除了奎因，我看得最多的是克里斯蒂的书，两相比较有一个相当鲜明的不同点，克里斯蒂宁愿在藏书室女尸这样最最老套的题材上发掘新的犯罪手法，也绝少动脑筋去想奇特的犯罪现场，而在奎因笔下，有些罪犯是很喜欢费心费力制造出让人眼花缭乱的奇怪现场，哪怕是冒着要花去很多时间，被人抓住的风险，他们也绝不愿意把凶器一扔指纹一擦就简简单单地离开。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橘子之谜》中被倒置的房间和尸体，《西班牙披肩之谜》中一丝不挂的死去的帅哥，还有《弗兰奇寓所粉末之谜》中经典的商店橱窗惊现恐怖女尸。我前面提到有相当一部分奎因小说是通过解决一到两个问题来完成推理，这一点在这类拥有奇特现场的案子中是相当典型的，而侦探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破解这个现场的含义所在。
罪犯布置复杂现场的原因是相当简单的，就是掩盖某些事实以获得自保的机会，这个基本上不会有例外。但是，我们看到，在奎因的故事当中，作者始终在通过案件的破解去强调一种理念，那就是哪怕现象再复杂，解答都不能脱离绝对的合理性，他们不会去刻意追求“因为一个怪异的理由而去建立一个怪异的现场”这样惊奇的构思，在我看来，同样他们也不会抱定最终事实一定很简单这样的原则靠心理盲点去胜过读者，他们的原则就是合理。所以大家都说奎因很公平，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用华丽现场吊足读者胃口的同时，他们依然不忘记作品的公平性。
这应该属于不可能犯罪一类的诡计，似乎深受奎因的喜爱，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奇怪，埃勒里特别喜欢去观察现场少了什么。比如说《罗马帽子之谜》里的帽子，《美国枪之谜》里的凶器（凶器消失倒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橘子之谜》里的领带……
具体来说，同是消失诡计，但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侧重点也各有不同。《美国枪之谜》中的凶器，消失的方式可能是侦探最关心的问题，而类似于·子领带这一类本不起眼的物品，它们消失的原因就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它们可以揭示动机、死者身份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时候回过头去想一想，在侦探小说里，通过现场的物证来揭示人物关系和谋杀动机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做法，侦探们可能更多的会采取问问题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奎因的专利便是用纯粹推理的方式去发现哪怕是最最人性化的秘密。我想，把凶手带离现场的物件作为这一类推理的起点未必是奎因刻意为之，只是，这反映了他们强调公平的写作习惯和理念，甚至，可能被人忽略的东西埃勒里会特别的指出来，读者不需要去分辨哪些人说的是真话哪些人说的是假话，只要认真地推敲埃勒里提出的这些线索，比如帽子和领带，就可能达到正确推理的终点。
这里所说的开放式其实也是相对的，侦探小说写到奎因那个时代，即便不是暴风雪山庄模式，也不大可能有纯粹的开放式谋杀，否则公平性就很难保证了。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只是奎因对于大场面描述的一种超强的功力。
在我看来，奎因是生来具有描写大场面的天赋的，即便被人提及最多的是后期的《九尾怪猫》，并以此拿来作为作家写作技巧日趋成熟的佐证，但是，在丹奈和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罗马帽子之谜》当中，他们就让整个罗马剧院的几百号观众都成为了嫌疑犯。随着奎因警官指挥着对现场的细致搜查，我们看到作者描写的笔触就好像警官手下的警探们一样对业务颇为娴熟。几年以后，《美国枪之谜》里，在马术表演的竞技场中，又是在上万名观众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谋杀，这次，还是两宗谋杀。
或许，在例行的警察搜身结束以后，谋杀嫌疑又会缩小到那么几个人身上，调查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或许，对大场面和其中观众百态的描写对于探案本身并无助益。但是，盛大场面在奎因小说中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看点，它不仅是作者写作功力的反映，同时，当作者刻意带着读者走进古典推理小说中极少涉及的公共场所，它也带给人们这样的讯息，丹奈和李是两个热爱创新、想法不落窠臼的推理小说作家。
在国名系列里，出现密室这个最令人心驰神往的不可能犯罪元素的小说只有一部———《中国橘子之谜》，此外比较著名的大概就是《王者已逝》了。
当然，关于《中国橘子之谜》中的这个密室，向来争论颇多。一方面，很多权威的评书者会把它排进所谓密室书单的十大，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密室相比于心理密室比较难以理解和想到，因此《中国橘子之谜》当中这个纯粹的机械密室为很多人所不能够认同。我想，大约卡尔的《三口棺材》当中那种以心理为主，融合部分机械原理的密室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既保证了读者方面的易于理解，又不落俗套。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心理密室比较难于设计，而机械密室则是写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看到的好的机械密室并不多，而在优秀的名单上，奎因的名字还是赫然在列。可以说，纯机械密室作为奎因小说的一种尝试，再一次印证了丹奈和李这两位作家勇于和乐于尝试新的创作手法的特点。
1952年，我们终于在《王者已逝》里看到了心理密室。你看，奎因把两种密室也都写全了。
个人认为，临终线索作为所谓惊险或间谍小说中的常用伎俩，如果用得不好，很容易落入俗套。比方说，克里斯蒂的《七面钟之谜》和《悬崖上的谋杀》，都是被害者在将死而未死之时被陌生人发现，然后吐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字，在来不及解释之时再成功地死去，大家见得太多了。而在奎因的笔下，他们绝不让死者开口说话，而是采用所谓的物证：一张临终的扑克牌几乎支撑了《孪生之谜》的整个框架，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大概还是《X之悲剧》当中死者临终的那个手势。
从小说质量的层面上来说，《X之悲剧》要远远好过《孪生之谜》，但是从临终线索这个层面来看，《孪生之谜》要更加典型一些。原因是，在《X之悲剧》当中，小说的最后对于X的解说除了诱发读者的一声惊叹之外，并没有给雷恩先生太大的帮助，可以说，如果死者真的想表达什么，他的这种表达方式由于有些晦涩而并不能够称其为成功。而在《孪生之谜》当中，从发现尸体，到第一个答案，到第二具尸体，再到最终的结论，几乎全部围绕着扑克牌做文章，书中没有警察程序，没有太多的线索，心理分析的作用也不大，奎因试图从一个简简单单的题眼出发去破解整个谜题，这样的写作方式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极少见。
在这里，我们是多么充分地体会到了纯粹理性的埃勒里·奎因，他可以抛开一切的人性因素，假设一下，即便侦探完全不知当事人的身份和关系，他也可以照样推出凶手。于是，极易落入俗套的临终线索，就这样在奎因的笔下跳出了一切的模式，自成一家。
在奎因小说的阅读笔记里我说，奎因几乎把所有侦探小说的“噱头”写尽，也难怪后期的他们要换风格了，这差不多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在我看来，丹奈和李是两位拒绝单调永不满足的作家，克里斯蒂曾借奥利弗太太之口表达她写侦探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稿费的想法，所以她可以接受对自己的一再重复，但奎因不是。在第一时期他们完成了对于纯推理门类的所有尝试之后，在第三时期他们开始转向别的创作方向，比如对埃勒里本人形象地塑造，比如在作品当中加入更多的人文和社会意义，再比如，办杂志。不论这样泾渭分明的转变是否为大多数人接受和喜欢，至少，这样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良苦用心，并·让我们为之深深地感动。
我想，如果真的用一个关键词对奎因的小说进行一个总结，那么，应该是，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