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下旬，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陈华堂，预定为炮校校长的孙超群与防空部队军校处处长梁家珍，提前到上海筹备校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我们受到陈毅市长的亲切接见。
陈毅非常爽朗，对我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久闻四军这支陕北红军是作风硬、军事强、很能打仗的英雄部队。军委命令你们到这里办高射炮兵学校，上海市一定全力支持。你们需要什么，就尽力解决。江湾五角场的五个角就给了你们三个多角嘛！现在蒋介石的飞机经常空袭上海，我们很需要一支高射炮兵队伍教训他们。他还风趣地说，假如再有敌机空袭，五角场的防空就由你们包下来了。陈毅指示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地把学校建立起来。大力培养高炮、防空专业干部，尽快输送到急需这方面人材的抗美援朝前线和各个城市，以保卫祖国的领空。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急待建设的时期。陈毅对驻沪所有部队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容许多占一寸民用土地。可他对高射炮兵学校的筹建工作却非常支持。他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了全校同志的建校热情。使我们更坚定了不向上级伸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
不久，我随同肖克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并聆听了刘伯承院长关于办军事学院的精辟见解。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说，现在仗打得少了，就要抓人才，办学校，培养干部。想办好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教员，师不高、弟子拙。就像办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他还说，防空部队的建设是彭总根据朝鲜作战经验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防空部队迅速壮大起来。通过办学校来培养专业干部是个好办法，军委决定是英明的，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所学校办好。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使自己的生命为国为民更加赤诚的燃烧，我将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李宗贵”改为“李赤然”。
根据军委7月21日电令，原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直属机关26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的大部分机构及其400余名人员；沈阳高射炮学校20多名干部教员；准备作为教员培养的120多名各校毕业学员；上海曹家花园军委防司高炮技术教训大队10多人和军委防司分配的10多名干部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射炮兵学校”。原步兵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任校长，原第四军副政委李赤然任政委。
该校的任务是：培养与训练防空部队的战炮、指挥、观测排长和火炮观测技师及连队政工干部，使其成为政治品质优良，能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精通各种条令、条例及熟悉本职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德才兼备的军官。学校党、政、后勤、卫生工作由华东军区负责，教学工作由军委防司负责，干部与学员调配由军委统一筹划。
1952年9月，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了任命我为高射炮兵学校政委的命令。10月1日，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庆祝国庆三周年暨学校成立大会上，校长孙超群宣读了军委组建高射炮兵学校的命令。我作了合编报告。从此，一所专门培养高炮人才的学校诞生了。
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新学校的机构建设，其核心问题是干部的合理使用。要从不同的单位抽调大批人员并编制出有效机构，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
首先按照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关于第四军军直及第三防校机构人员之调配计划》的要求，需要把第四军军直、第三防校和军委防司的机构人员分编出来。我们从四军军部调出通讯营的200人，教导队的100人，去南昌防校；又调出干部战士60多人去军委防司；从第三防校调出训练处和6个学员中队，共计约150人去南昌防校；另调8名干部到军委防司。总计调出干部、战士500多人。
第二步进行“合编”，就是把原四军军部和第三防校各自的机构撤消，按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所拟的高炮学校编组计划，建立起学校机构。把所有人员基本上归口编配到各机构中去，同时指定各级负责人。人员各就其位，思想趋于稳定。
在合编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军委防司颁发的《高射炮兵学校编制草案》进行整编。对某些机构和少量人员作了调整。按照编制建立了各级机构，基本上配齐了干部，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全校编制和干部名单。
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和队列处；3个学员大队下分8个中队，1个高级班（有3个中队）和1个练习团，该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和2个炮营1个干部连。
杨易风任训练部部长，李振华任副部长。训练部设教务科、教材科、战术科、射击科、兵器系、观察系、雷达系、政治文化系、军事教育系和体育系。
政治部主任由李赤然兼任，骆柯良任第一副主任，张尚义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和俱乐部。
物资保证部由杨振东任部长，该部下设财务科、军需科、给养科、营房管理科、卫生科和运输连。
技术部由温亮忠任部长，下设修理所和3个仓库。
干部部长霍源丰兼管子弟学校和家属，这些均为非编单位。队列处由牛占彪任处长，该处下辖警通连、保密室和招待所，招待所亦非编单位。
在炮校机构的组建过程中，可以说正确使用干部是个关键，也是办好学校的前提。该校人员来自5个单位，情况比较复杂，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老红军，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自民党起义人员。我们牢牢把握住“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对每个干部的使用，都经认真酝酿和慎重考虑。比如：在训练部部长人选上，经反复比较和研究，认为沈阳炮校的杨易风虽然在国民党炮校学习过，可也担任过我民主政府县长。他学的是高炮专业，有办学经验。而另一位人选姚知一虽各方面条件比杨都好，但不懂专业，最后还是决定杨为训练部部长，以发挥其所长。实践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干部政策，使整个机构组建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圆满。全校几千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战士和职工，决心为办好高炮学校而团结奋斗。
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把营区建设列入日程，动员组织全校干部、战士、学员掀起劳动建校的热潮。3个多月中，共计投入劳动力8万多人次，清除杂草3万多平方米，修排水沟1000多平方米，平整道路5000多平方米，修整运动场和炮场20多万平方米，打井70多口，植树7000多株。往日荒草丛生，垃圾如山，废弃了多年的侵沪日军旧营地焕然一新。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群众以及复旦、同济大学的教授们，惊喜地赞不绝口。全校涌现出一大批建校劳动的先进人物，其中4名同志荣立二等功，100多名同志荣立三等功。
学校机构的组建工作，从9月下旬开始至10月底顺利完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11月，防空部队副司令部员谭家述在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上向我校授予军级军旗。
1952年12月，高炮学校党委会经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讨论通过并报总政批准，正式行使权利。校党委会由孙超群、杨易风、骆柯良、张尚义、杨振东、霍源丰、李红先、牛占彪、张思聪、魏建明和我共11人组成。经我再三推辞由孙超群任书记，我任副书记（1954年4月改由我任书记）。炮校党委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有力的推动了建校的各项工作。
学校工作中教员、知识分子是主要支柱。正如刘伯承所说：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处于教学第一线，其他工作都应围绕教学工作进行。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那些来自硝烟弥漫的，来自山南海北的军队同志，可并不简单。特别是一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战斗员，现在要他们全力支持那些入伍没几天甚至从未参加过战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子。学校里当时流传着顺口溜：“金教员、银学员、废钢烂铁工作员（指其他工作人员）”，就反映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
对此，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耐心谈话，反复说明：现在的“战场”已经不需要枪炮弹药，只需要知识，需要专家。现在是教师身处前线，你们负责后方保证。前方后方协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工作从来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老革命，老战士，应该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在说服教育的同时，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它对学校建设的危害性。我们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尊重教员的工作。还号召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此，学校各级机关越来越主动为教员解决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另一方面，对教员、知识分子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特别要学习这些老战士为革命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我们对于教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从不姑息迁就。凡学校要求学员做到的，更要求教员首先做好。对教师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训练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们见学校如此重视、关心他们，更加严格锻练、努力工作。在全校的出操、列队中，动作最标准的是教员队伍；每次我校官兵受阅，方队的排面兵、基准兵都由教员担任。在学校建设初期的各项活动中，教员队伍总是全校的榜样。这对于我校良好校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要求我校预科文化教育要于1953年1月开学，本科专业训练要于同年8月开课，学校初建时期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事实证明，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推动其它各项工作，才能完成学校的使命。
当时，学校师资远远不足，很多人还缺乏教学经验。我们从在职干部中选调了40多名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比较过硬的同志，充实了教员队伍。同时，对原有一些教员采取培训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高，能尽快走上讲台。训练部部长杨易风还亲自示范。此外在教员队伍中还提倡以老带新，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经过全校同志特别是全体教员的努力，开学前的各项教学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不到3个月，全凭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类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工作，制作了大量教学用模型，保证了学校预科文化教育和本科专业训练按时开课。
1952年10月下旬，苏联专家捷尔卡基上校来到学校任首席顾问。一年之后，苏联专家金果夫中校、卡斯秋克中校也来到学校，分别担任射击、兵器和雷达专业顾问。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学校专业化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在其帮助指导下，学校军事专业训练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活动、考试方法到规章制度等，都严格仿照苏军及其院校的一整套做法建立起来，一所正规的高炮学校初具规模。
学校坚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和政治委员制度。苏联专家也明确他们只是学校的顾问，仅需履行顾问的职责。双方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团结共事。
苏联专家在炮校工作期间，与学校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撤回苏联以后，每年炮校校庆，捷尔卡基等专家都发来贺电，表示他们对中国同志的怀念和祝贺，从未间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4年9月，国民党反动集团派遣飞机窜扰上海。我校担任战备任务的练习营炮连，同驻守上海的高炮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上海各界人士对此曾向高炮学校表示热烈的慰问。陈毅也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1954年10月，高射炮兵学校第一期一年制指挥学员毕业。为了严格考察学员是否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并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据军队院校工作条例规定，要由国家考试委员会对毕业学员进行考试验收。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决定：由防空军副司令谭家述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在对我校毕业学员的考试中，他们取得了总评良好的成绩，并评出了优等生。这是全校的光荣，更是全体教员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