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月4日（农历甲寅二月初八），我出生于安定县（今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家中。根据家谱，我们这一辈排在“宗”字上，爹给我起名叫李宗贵。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二哥和三姐不得已过继给了别人。
爹自己认几个字，深感识字的好处，所以，日子过得再苦也要让儿子念书。大哥李宗元老实厚道，但不是块念书的材料，进私塾读了4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整齐。爹说我从小就聪明懂事，他和娘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1921年，我七岁那年，被送进私塾，念了一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赵鼎铭先生，他除了主要教我们识字外，还讲一些前清政府如何腐败，如何造成中国的贫穷落后等天下大事。我人生的第一课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了。
1922年，我转入瓦窑堡米梁山贫民小学读书。家中省吃俭用，拚命为我凑够每年4000文钱的学费，供我读完了初小三年。
至今难忘的侯锡康先生，给我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学校每天早上朝会时，全体学生背诵“总理遗嘱”，让我们在小小年纪，就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新思想观念是很容易进入象我这样自小就吃苦的孩子的心田。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发奋苦读，还尽力帮助母亲去卖豆腐、卖油，设法分担一些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5年，我以品学兼优的名次进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这所进步学校，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在这儿，我迈出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步。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党领导的反帝斗争汹涌澎湃，工农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陕北，其革命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李子洲等创建的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积极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准备了新生力量。为在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进一些就读于北大等学校的党、团员学生到这些学校任教。当时教员中的党员有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孙绍山、桑非吾（化名）、营子硕等。桑非吾、张国仁教我们社会常识和自然科学。他们公开讲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讲袁世凯卖国，讲军阀混战，讲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从中分析中国为什么落后，如何才能解救中国。进而讲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讲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讲苏联革命，苏联人民平等自由。还讲共产党的纲领等等。他们受瓦窑堡地方党组织委派，挑选进步学生，秘密发展其成为共青团员。每逢暑假，再派这些团员召集一些经过考察的学生，以“进修标点符号用法”等为由，进一步灌输革命思想。
我在第二高小是优等生，全班五、六十名学生，我常考第一名。当时我看了许多书，如古代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还有进步老师介绍的《少年漂泊》、《鸦绿江上》以及郭沫若的著作等。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热烈的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
我姨的儿子杨延龄，是延安四中学生，放假回来常住我家，他已是共青团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史唯然，他当时被绥德党组织派到瓦窑堡驻军中发展党团员，对我形成革命理想影响很大，我决心走他们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党组织认为我出身贫苦，对旧社会有着天然的仇恨；学习好，且助人为乐；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勤劳朴实，能吃苦耐劳并容易接受进步观念，是一名可以造就的有志少年。
1927年的春天，党组织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介绍人是同班同学王思温和李登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