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内环京津，外环渤海，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自从1989年国家实行了治理整顿政策、外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后，使河北这个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北方沿海大省遭到了重大挫折，一股姓社姓资的讨论也随之在河北展开。
1990年河北省组织了一个赴南方领导干部考察团，南下参观学习，一个领导干部从南方考察归来，在省五大班子会议上放声痛哭地说：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别的全部都黑了，那里纯粹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天下完了。河北绝不允许这样，谁要是在河北搞资本主义，我非枪毙了他不可。
就在各地就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南方广东正抓住国家治理整顿的时机，他们一举将国营企业全部改制，率先一步实现国有企业股份制民营化。1991年春节，广东省的一位河北籍副省长回乡探亲，专门带了一份该省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民营化的文件给河北省领导，让河北尽早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民营化，早行动，早主动。学习国外经验，企业应该是民营股份制的，经营得好坏，政府不用管，政府不用直接管理企业，而仅仅靠政策去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仅靠税收、货币、财政杠杆去调节企业。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公共服务。河北省几个领导看了文件后大惊失色，这还了得，这不是让我们也走资本主义吗？他们当即将文件悄悄地收藏了起来。而这时广东省已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民营化，国有企业在广东所占的比例降到百分之十以下，而河北恰恰相反，国有企业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河北省一位管工业的副省长写成了一个国营企业改制议案拿到省政府办公会上进行讨论，未能获得通过。
河北省在原有的体制下进行观望，他们在等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自己还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致使河北1988-1991年丧失了一次调整自己产业结构、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天赐良机。
1992年小平南巡后，河北省还是一个三无省：即无两院院士，无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无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而且作为省会的石家庄是全国惟一没有民航机场的省会，河北省东南部邻海也没有一个深水良港，这是为什么呢？
1993年6月程维高当上省委书记后，很想干一番事业，以便将来在仕途上有大的升迁，因此，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远学广东、福建，近学山东，派出一大批干部陆续去考察取经。南方的不说，就说山东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经济与河北差不多，在全国排位中还列在河北之后，但是经过十年多的发展，山东后来居上，超过了河北，位居全国第5位，而河北省由原来的第7位，退到了第8位，是不进反退了。
山东和广东的经验是：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闯着走，遇到绿灯抢着走。即对中央的红头文件规定有利于自己的，要创造性地执行，不适合自己的不闻不问，自己干自己的。而河北南下考察的干部返回河北后，大都认为，南方改革的经验也太出了格，河北学不了，不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处于无动于衷的状态。省委领导说，一些干部学习山东和南方的经验后是：听了以后感动，看了以后激动，回到河北不动。
李真考察了河北基层后认为，不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河北的当务之急是先学习山东跑步进京，争取一些大型项目在河北立项，靠这些大项目对河北经济起个龙头带动作用，在河北开始储备一批国家优质资产，为河北经济起飞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此他和省领导数次进京，去争取石家庄机场、黄骅港、神黄铁路、京石高速、石太高速、张家口电厂二期等一批大型项目的国家立项，有的在年内动工新建。李真说这时的他主要靠自己在北京的特殊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3年以后，李真对河北的落后痛定思痛地认为河北应实行吏制改革，经过到基层调研后，他看到了一些怪现象，在酒桌上吃饭时一些基层干部给他们讲了许多顺口溜。
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拍肩膀：弟兄们好好干，谁提干了许许愿，出了问题扯扯淡。
啥事儿也不干，到了6点半，坐在那儿就吃饭；三只烧鸡两瓶酒，老虎杠子五魁首，迷迷糊糊往回走……
描述统计数字是：拿着本，看着天，领导要数咱就编，不高兴了聊聊天。
描写基层干部腐败的有：九十年代一大怪，人到四十才学坏，系着花领带，搂着小姐搞腐败，开着车是现代，唱着一曲迟到的爱……
拉着小姐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拉着情人的手，酸甜苦辣全都有；拉着小姨子的手，只恨当初拉错了手；拉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拉右手，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近日接待过度，接连喝酒无数，呕吐、呕吐。躺在医院深处，心中虽然孤独，却有小姐照顾，舒服、舒服。因为输了性激素。
李真听了这些后又气又笑，他将情况上报给省领导。李真认为，河北省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技术型官僚太少，偌大的河北没有一个市县区长是学习城市规划和环保的普通正规大学毕业生。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文化，哪会有本领治理好一个地方？更谈不上富裕一方百姓，造福人民了。
他提出了选拔干部应实行考试制度，像我国科举制度那样，对干部再来几次大考，变人们的跑官要官为考官。他的建议开始未获通过，直到1995年河北省才在省开放办、招商局公开招聘三名副厅级干部，招考三十多名处级干部、上百名科级以下干部，而他认为这还不彻底，应全面放开实行考试。
跟着秘书处，天天有进步。跟着组织部，年华不虚度。跟着项目部，穷人会变富。跟着宣传部，越学越糊涂。
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没有达不到的目的，一个人应具备顽强的意志和献身精神，这与基督教义是一致的，意志创造奇迹。
在李真接任秘书之际，正值省长程维高能否从省政府完成向省委过渡之际，这也是他政治上极度需要李真的时候。1992年12月，河北省前书记因年龄问题到了规定上限，即将退休。就谁当河北省委书记，当时有三派意见正面交锋：即将退休的某书记推荐的是一位副书记接任；中央欲派一个北京的干部到河北任书记；另一种意见则是由省长转任书记。当时三种力量角逐，各为其主，相持不下。
按照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各省省委书记是一把手，省长是省委副书记，二把手，一旦当上了省委书记，就成为了中央委员，一是可以有望进入中央领导班子，至少也有希望进入全国人大、政协担任领导职务，其次还可以进入中央各部委当部长、主任，一旦达到了正部级干部，在中国就算是政治家了，其待遇也是特殊的：在生活上不用操心，由国家特殊统一供给，有了病国家也会调集最好的医护人员给予医治，离退休以后，还必须有一名秘书、一个司机跟随，直到去世。而当不上正部级的省委书记，就意味着没有享受这些特殊待遇的资格。副部级干部离退休以后，除了工资保持原有待遇以外，其他待遇和离退休的一般干部是一样的。谁当上了省委书记就意味着成为封疆大吏，特别是当上了河北省省委书记，地位就更不一般了。
河北拱卫京师，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省在清朝古称直隶，直隶总督署设在保定，任直隶总督的人，一般都在朝廷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如清朝知名的直隶总督：于成龙、李卫、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等。由于河北在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方面对京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对河北重要官员的任命都特别慎重。所以程维高和李真都不遗余力地为程当上省委书记而奋斗。但要当省委书记，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有两名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名推荐，才能作为省委书记的人选，进入中央政治局进行讨论。
这时李真再次进京活动起来，用他的北京资源，开始对北京不遗余力地进行投资。李真这时常住在让自己转运的李莲英大院里，开始运用自己经营的政治关系：父亲积累的政治资源、杨伯但的政治资源，进行不断地游说。李真推荐程维高的理由是：程维高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干部，在江苏曾任拖拉机厂技术员、厂长等，曾研制出新型手扶拖拉机，并进行了插秧机的改造，在全国首屈一指；他在常州任市委书记时，搞小区建设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他调到河北后又在河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绩斐然……
李真在北京的努力，汇集成众多努力中的一部分，最终，省长程维高接任省委书记。中央的干部仅被安排在省里当了一个副书记。原省委书记到龄退休。程维高由省长接任了省委书记，李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秘书。李真事后曾经对别人讲：程维高当上河北省委书记，是我给跑来的。
1993年6月，李真也随程维高从省政府进入了河北省委，成为第一秘，正处级，它在河北省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人们所说的河北省二书记，实现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跨越。
作为领导的秘书，能爬得如此之快，权力又是如此之大，李真可以说是空前的，是河北省乃至全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秘书”。从1989年调人石家庄到1994年12月，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职位连升六级，速度之快，在中国政界实属罕见，以致许多不了解其背景的人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猜测他的来头。人们评价说“李真是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人了，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李真这么一个“毛孩子”，在干部任免上作用很大。有人夸张地说，“李真真是个人物，他是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李真，这个少年得志的河北第一秘在省委、省政府的大院里，给人们留下了一片神秘的色彩。
少年得志的李真曾即兴作诗一首：
来省已五年，有苦也有甜；
我像过河卒，只有永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