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由于长期战乱，农田荒芜，粮食匮乏，澳门人口激增，经常闹米荒。澳府成立贸易局，就是为了解决澳门50万人口的生计问题。
何鸿燊受梁基浩派遣，前往广州采购大米。广州的黑市米也很昂贵，何鸿燊凭着出色的外交才能，购得市政府囤积的平价“官粮”。
数天之后，何鸿燊率领4艘满载大米的船队回澳。航抵码头，上千澳民站在岸边拍手欢迎，令何鸿燊激动不已。数十年后，身为澳门赌王的何鸿燊，对此情景仍记忆犹新，脸呈欣喜之色：“1944年澳门缺米最惨的时候，我上广州，同广州政府左右斡旋。他们开出一列需要的机器零件清单，我想尽办法，好不容易凑齐，弄回四船米。米包运到下环街，满街围满了人，掌声欢呼声震天价地响，令人感动。所以我对澳门是真的有感情。人们欢迎我们，我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我与澳门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是澳门的一分子，我觉得应该为澳门做一些事情。”
何鸿燊所说的“做一些事情”，是指博彩业。自有商业化的赌博以来，开赌一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偏门生意，因为它造成社会风气败坏，也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赌商日进万金，被人们指责为昧着良心赚黑钱。
澳门赌场每年吸引了有数百万人聚赌，搜刮了数以亿计的赌利，当然会有人指责澳门赌业的巨头何鸿燊，认为他是制造那些悲剧的罪魁祸首。
尽管许多人指责赌博的种种罪过，何鸿燊坚持认为赌业是澳门的“福祉”，没有赌博，就没有澳门的繁荣。
“博彩税对澳门政府来说，就像二战闹米荒那样人们盼望救命米。”何鸿燊燊如此反击别人的指责。
后来，何鸿燊又与何善衡（港澳金融界巨头，恒生指数编制人）合办大美洋行，优势互补。何鸿燊利用官商的权利，争取限额生意；何善衡融资方便，保障资金正常周转。大美洋行生意兴隆，利钱滚滚。
我们从何鸿燊的早期史，可见他的发迹得官商荫庇甚多。他熟谙官商的运作与利益，这有助于他成为日后澳门最大的官商——全面垄断澳门的赌牌。
不过，当时何鸿燊根本没有想过日后要经营赌业。其时澳门赌场为老赌王傅老榕所把持，何鸿燊对赌博毫无兴趣，一次也没有进赌场玩过。然而，何鸿燊无意赌业，却会依托赌业赚钱。
二战结束，港澳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许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而海上交通相对滞后。何鸿燊认为港澳客运大有可为，就与人合伙开办一家船务公司，投资购买了一艘载客300多人的“佛山号”客轮——为当时港澳间最大最先进的客轮。投入运营后，乘客满船，又是一项成功的生意。
二战结束后，何鸿燊的财富增加到200万港元。他的生意范围逐步扩大，除上面提到的，他还做拆船、金银买卖、药品代理、火柴制造等业务。何鸿燊长袖善舞，是澳门屈指可数的大商家、大富翁。
何鸿燊说过，“我从来不认为开赌场是一种罪恶，我不认为自己应该负上黑手党之类的污名。这污名将随着道德观念和新法律的出现而消失；再者，人们只会钦佩他自己的技能和天才，并充分发挥澳门赌博的潜质，使赌场成为他们赚钱的最佳途径和最好地方。”这对任何一个商人来说都有很大的启示。
目前，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市场千变万化，充满生机，做生意，永远不要怨天尤人，抱怨市场不好，真正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商业头脑、商业眼光。
做生意要抛弃面子，想发财要不怕羞，什么生意都可以做，只要能赚到钱。何鸿燊对金钱不问出处，因此他的商业思想非常自由，丝毫不受世俗观念的约束。什么生意都可以做，什么钱都可以赚，只要有钱赚，就是一门好买卖。做生意不应该有禁忌，不能给自己预先设定行业。
现实社会中，有的人做生意很挑剔，这也不做，那也不做，到头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最终一事无成。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曾说过：“只有淡季思想、没有淡季市场，只有疲软的思想、没有疲软的市场”做生意，首先要有商业头脑、市场意识，不要把戴着有色眼镜看市场。如果你顾虑重重，先要解放思想。要大胆想、大胆做，突破禁忌，会发现遍地都是财富。市场永远是充满活力的，只要我们换个思路想问题，大胆尝试，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了解各个行业的特点，体察商业世界中的人情冷暖，感悟、把握商业的真谛。
商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思想开放，能够灵活适应形势变化，从中发现并把握商机。在经济全球化、资讯网络化时代，一个商人应该追随着市场的趋势行动，去赢利。如果抱着种种禁忌不放，对商人来说不但可怜的、可悲的，也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