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民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后，即着手和平建设，当时他们面临着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工业、农业、运输业极端困难的状况要求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于经济战线。必须派出几百万复员兵从事恢复工作，必须减少军队的开支。但同时也必须保持并巩固国家的防御。列宁曾说过：“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放弃了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能不能长久，我们不敢担保。”
在1920年和1921年已开始把没有直接参加作战的军队全部地或部分地转入劳动生产。为了这一目的，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建立了一个由М·И·加里宁和Ф·Э·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从事劳动的军队为了增加燃料、原料开采量，为了提高农业，做了大量工作。
军队复员以后，到1924年底，整个武装部队的人数由550万缩减到了56.2万人。
当然，复员符合几百万士兵的利益。他们向往土地、车床，想要回家与家人团聚。要想在军队中保持士兵骨干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农民。复员的步伐如跨得太远，可能“冲掉部队的精髓”。1921年2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复员。在此以前，俄共（布）中央曾向所有党组织发出《关于红军》的通知，严厉警告所有党组织绝不允许放松对红军的关怀。总的说来，在军队中基本上保留下那些志向和能力适宜于并有决心献身于军事工作的人。
在当时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巩固正规红军，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新的复杂问题，妥善安排军政干部的训练。当时已特别注意到，必须加强专业技术部队（机枪、炮兵、装甲、空军及其他部队），保障其全部必需品的供给。
这些问题在俄共（布）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都经过了周详认真的讨论。当然讨论中不是不存在尖锐的争论的。М·В·伏龙芝和С·И·古谢夫受党中央委托起草了《红军的改编》提纲，提纲坚持保留常备军，提出逐渐过渡到民兵制，并鼓励发展苏维埃军事科学。另一些人则强调，军队应当立即过渡到民兵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列宁方针。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写道：“有些同志提倡实际上取消现在的红军并立即转为民兵制，这在当前来说是不正确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
尽管党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军队，但看来仍有必要采取某些较为强硬的措施，而且越快越好。
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我担任骑兵第38团的一个连的连长，后来任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40团的副团长。这些团的领导都是一些有经验的指挥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团的指挥人员、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组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集体。
当时在红军大多数部队中，还不具备军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设备良好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俱乐部和其他设施。我们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农民的小屋，做饭是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我们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条件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
部队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年青力壮、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再者，我们大多数是单身汉，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牵挂。我们兴高采烈地工作，每昼夜工作15-16小时，但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仍感到时间不够。
1923年春天，接到师司令部的电话通知，要我去见师长。原因不明，应当承认，我多少有点紧张，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错？
师长Н·Д·卡希林热情地接待我，请我喝茶，长时间地询问我们团战斗和战术训练的情况。后来，他又突然问我道：
“你看，我们对骑兵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对未来战争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复杂。我脸红了，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很明显，师长看出了我有些慌张，他耐心地等我镇静下来。
我回答说：“为了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来教部属的。为了能很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这是对的”，师长同意地说，“我们尽力做到我们的指挥员能进军事政治院校和训练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我们的学校又很少。所以指挥员首先得自学。”
他在房内走了几步，突然向我宣布，已决定任命我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
“我对你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谈过的一些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请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签署了。”
我同师长分手后，心情十分激动。新的职务十分光荣，责任也十分重大。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最重要环节。
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组织陆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有时还不仅限于陆军的各兵种。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分队，以及在战斗情况下通常配属给团的加强兵器。团长必须善于在战斗中选择主要方向，并把基本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这一点当敌人在兵力兵器上占有显著优势时特别重要。
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保障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在国内战争末期，军队中共有200多个训练班和学校，培养各兵种的干部。1920年指挥人员训练班已培养出26,000名红军指挥员。广大的训练班、学陵、学院网逐渐建立起来了，训练和培养无产阶级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统一制度也诞生了。初级指挥人员首先在团属学校训练7到10个月，中级指挥人员在军校和海军学校学习，高级指挥人员在军事学院学习。在各共和国还开办了民族军事学校。后来开办的指挥人员深造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在这种班上学习过，这方面的情况以后会谈到。
现在我想谈的一点是，我认为，直接在野营条件下，也就是说不脱离工作的学习和自学，对于培养熟练称职的指挥人员，特别是培养初级和中级指挥人员，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几万、几十万军人用这种办法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并在演习和行军中加以演练，提高了作战技能。那些因某种原因未能进学校的人曾直接在部队顽强地进行自学。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指挥员，在胜利结束国内战争后，觉得自己是军事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们之中有一些后来认识到自己错了，及时改正了；而另一些仍然背着过去的包袱，自然，不久就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需要，于是不得不转为预备役。
1923年5月底，当我接任团长时，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这是国内战争以后骑兵部队第一次拉出去进行野营训练，许多指挥员对于新条件下的工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我接任团长时，发现部队在战斗准备方面存在缺陷。部队的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特别差，因此我要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6月初，营地基本上准备好了。团得到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出色的夏季食堂和俱乐部。营地构筑有马棚和系马场。特别是进行各种武器射击训练的射击场简直是团的骄傲。
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始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在野营训练中消耗的劳力和器材没有白费。各骑兵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齐心地积极地工作着。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创造力和主动精神。
我特别想谈几句我们的政治委员А·М·亚宁。他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体贴战士的心，很懂得如何对待战士、如何要求战士。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热爱他并尊敬他。但很可惜，这位出色的政治委员未能活到今天，1942年他在高加索前线与法西斯匪徒的搏斗时英勇牺牲了。他是和他的儿子一同牺牲的，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祖国英勇的保卫者。
仲夏，国内战争的英雄Г·Д·加伊担任了我们师的师长。
我现在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和Г·Д·加伊师长一同工作时的情况。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野营帐篷里，当时他召集各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开会。进门报告以后，Г·Д·加伊让我们围着他的工作桌坐下来。我发现他是二个漂亮的、军人姿态端正的人。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他平和、安静的声音说明他具有沉着的性格且充满自信。我过去听到过许多关于Г·Д·加伊的英雄事迹，这次我十分注意地观察他，真想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指挥员。
谈话继续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分手时，同师长的第一次会见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我告别时，他对我说，几天以后他想看看我们团的乘马队列教练和战术教练。我们团受到重视，我十分荣幸，不过我承认团里还有许多缺点。
“让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Г·Д·加伊微笑着说，接着补充了一句，“你很要强，这很好”。
三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我们全团带出进行检阅。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岗，注意地观看团的演习。他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骑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对演习的指挥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我估计的要准确得多。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这是哥萨克人沿用的一种冲击动作）。我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我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还没有等我开始报告，师长高高举起双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我，热情地说道，“谢谢，非常感谢！”
他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蹬子上向战士们说道：
“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作为红军战士，正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师长转向我，和我握手，微笑地对我说：
“演习的第二部分下次再看。让同志们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他在野营地转了两个多小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和战士们座谈了很久。Г·Д·加伊谈了许多国内战争中的战斗故事，直到值班号兵吹了吃饭号，他才站起来和战士们告别。
我和团政委А·М·亚宁送走师长以后，立即商量，我们应做些什么，以防止由于获得成功和表扬而“头脑发胀”。
对部属应做充分的评价，师长的称赞鼓舞了大家，这从野营训练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而对于我们这些指挥员来说，师长对待普通红军战士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后来，Г·Д·加伊常到我们团里来，长时间地和战士及指挥员谈心，他始终不仅是一位首长，而且是一位可亲的老同志、共产党员。
我们结束了野营训练，获得良好成绩。9月末，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开赴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这次演习也象野营训练一样，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
演习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各部队从野营返回时顺路实施的。但是我们师肩负了相当艰巨的任务，它必须强行军进入奥尔沙地域。师长指定我指挥的团担任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是说，我们团不仅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行军，而且必须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经常做好准备，以便能迅速展开与“敌人”“战斗”，并应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师进行了30小时的行军。我们走了近100公里，休息两次，每次5小时。这也是对马匹耐力的严重考验。而骑兵战士在休息期间还需要喂马、饮马和整理鞍具、装具。尽管十分疲劳，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演习以后，骑兵第7师将进驻明斯克。
拂晓时，派往前方的侦察向我报告，在莫斯科一奥尔沙铁路线那面，有“敌人”军队向奥尔沙车站方向运动。在奥尔沙接近路上，掩护铁路枢纽部接近路的部队已投入“战斗”。
象在演习中常见的那样，带白袖章的调理员从四面八方驰向我们团。调理员是帮助领导排练演习的指挥员。
“关于‘敌人’你了解什么情况？”
“你的决心是什么？”他们提出各种问题。
我回答说，我马上到前队去，亲自进行现地勘察，在那里定下决心。两腿一夹马刺，几分钟后，我就跑到前队。前队由积极主动的康斯坦丁·秋宾连长指挥。
秋宾向我报告，“敌人”近两个团的步兵已展开成临战队形，在铁路线一侧向前面高地方向运动。在高地一带我步兵已投入战斗。“敌人”步兵很显然还不知道我骑兵部队已进入这一地区，因为我们既没有碰到“敌人”的警戒，也没有碰到“敌人”的侦察。
前队指挥员还没有报告完，发现一群骑兵向我们跑来。其中一人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我们远远地就认出是师长Г·Д·加伊。我简短地重复了一下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后，向师长报告说，现在是向“敌人”发起突然冲击的最有利时机，我决定全团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翼侧冲击，特别是地形对我们的冲击非常有利。
师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然后说道：
“罕见的好机会，大胆行动吧！在攻击以前，用全部炮兵机枪火力进行射击。师的主力20-30分钟即可到达。他们将向‘敌人’集团的背后进行突击，以便彻底摧毁‘敌人’。”
一个钟头以后，整个“战场”烟雾弥漫，第7师的几个骑兵团展开成战斗队形，高喊“乌拉”向“敌人”冲去。整个景象真是动人壮观，战士的脸通红，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象在真的战斗中一样。“战斗停止”的信号中断了“战斗”的进一步发展。到此整个演习结束。没有进行总讲评。
听说М·Н·图哈切夫斯基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对我们部队做了很好的评价。他还特别赞扬了骑兵第7师的强行军和勇猛的冲击。步兵部队则因在翼侧受骑兵第7师部队的攻击时能迅速展开而受到称赞。
我们因受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同时对我们的“敌人”因出色的机动而受到嘉奖也感到高兴。
休息几天后我们就进入我们师固定的驻地明斯克。
成千上万的明斯克人涌上街头，满街的“乌拉”和欢呼声迎向我们。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能象苏联军队这样受到人民如此的拥护和热爱。
现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起，过去曾在本师的老战士，那些察里津、基兹利亚尔、阿斯特拉罕、普加切夫斯克、布祖卢克等地域著名交战的参加者是怎样欢迎我们的。正是他们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不惜自己的生命同白卫军部队和反革命进行……我们师的许多战士本身就经历过国内战争前线的严峻考验，往日战事的回忆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亲切的。
分配给我们团的营房还住着步兵第4师，他们还来不及搬往斯卢茨克。于是我们不得不暂时住在城郊居民的房舍里。每3-4个人住在一处，住的地方一般都不十分方便。
使情况变得更为困难的是开始了连绵秋雨，接踵而来的是难以通行的泥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护好马匹，建设马厩，修膳营房和仓库等设备并准备冬季训练用的设备和器材等。
我们召集党员开会，然后向全团讲清了当前的情况。
回忆起这一段遥远的艰难的岁月时，我想指出，当时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宁愿作出任何牺牲，忍受任何艰苦。当然，也有个别人怨天尤人，但是很快就受到红军战士的舆论抵制。健康的红军战士的集体精神，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哪里有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那里就始终充满了集体团结友谊。这是在战斗准备中发挥创造精神和获得成功的保证。
到11月末下雪时，我们搬进了营房，马匹也进入马厩。当然修膳营房设备的工作还是大量的，但是主要的工作已经做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下一项任务是正确地组织新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
现在来看，这一切很简单，可是当时，我26岁当骑兵团长，有多少生活经验呢？在旧沙皇军队里我进过军士教导队；在红军进过红军骑兵指挥员训练班。这就是我全部的学历。尽管在国内战争以后，我曾加紧学习所有可能得到的军事书籍，特别是战术方面的书籍。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比在理论问题上强，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受过不错的训练。我很熟习军事训练的方法而且很喜欢这一套。而在理论方面，我知道，我落后于生活本身对我这个团长的要求。经过思考我得出结论：必须抓紧时间顽强学习。可是，团的工作呢？在团里事事都得管，一昼夜必须花上12个小时。出路只有一个：在每天的工作日程上再加上3-4个小时自学，至于睡觉和休息，那没有关系，可以在获得知识后再休息。
象这样想的不止我一个人。在国内战争期间，从普通红军战士、旧军队的士兵和过去的军士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指挥员也都是这样想的。
到那个时候，军队的骨干核心大大地巩固了。然而，人员的流动性还未能克服，供应很差，军队的动员准备也很差。当时在托洛茨基管辖下的军事机构缺点严重。
1924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检查军事机构的工作，委托起初以В·В·古比雪夫、后来以С·И·古谢夫为首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检查。М·В·伏龙芝，К·Е·伏罗希洛夫、А·С·布布诺夫、Г·К·奥尔忠尼启则、А·А·安德烈耶夫、И·С·温什利赫特、Н·М·什韦尔尼克和其他人参加了向中央全会报告军队状况的材料的准备工作。对于收集到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很尖锐。
很明显，巩固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要求我们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由俄共（布）中央批准的该委员会的建议成为这一军事改革的基础。
军事改革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结合常备军制推行就地补充红军的原则。
就地补充原则适用于步兵师和骑兵师。这一原则的实质就在于，使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民在尽量少脱离生产的条件下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步兵师和骑兵师中，大约编制人员的16-20％为基干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其他则为非基干人员，他们在五年期限内每年集训一个月（第一次三个月），其余时间战士从事工农业劳动。
当情况需要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各师以原有基于力量为基础，迅速补充足够数量的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员。再者，地区部队五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比常备部队两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要少得多。当然，全是常备军固然更好，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不现实的。
各项军事改革措施在1925年9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兵役法中固定了下来。这是我国规定全体公民服义务兵役制的第一个全苏兵役法，它还规定了武装力量的组织编制。
还改组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以М·В·伏龙芝为首（М·Н·图哈切夫斯基和Е·М·沙波什尼科夫为副）的新的工农红军参谋部真正成了红军的主要组织中心。指挥层次简化了，而工作效能和责任心增强了。党自上层巩固了领导武装力量的新的组织系统。1925年1月，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和统帅М·В·伏龙芝担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天，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来到我们团。革命以前，他是梅提施车辆制造厂的工人，后来是沙皇军队的军士。В·К·布柳赫尔从1916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但见到他这还是第一次。会见布柳赫尔这对于我们全团的战士和指挥人员来说是一件大事。是Г·Д·加伊师长邀请他来视察我们团的训练教育工作的，这是我们团的很大荣誉。
В·К·布柳赫尔首先仔细地察看了人员的伙食，对做好的饭菜很满意。他走出厨房时，同所有炊事员紧紧握手。他们脸上显出十分激动的神情。然后，他察看了所有的宿舍和文娱设施。在视察的最后，他问道：
“你们的战备情况怎么样？要知道你们离国境线不远。”
我回答说，全团人员都清楚了解自己的职责，随时准备履行对祖国的义务。
“那很不错嘛。现在请你向全团发出‘警报’信号。”
说实话，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但我毫不慌张，我向团值班员命令道：
“发出‘战斗警报’信号。”
一小时以后，全团在驻地集合完毕。В·К·布柳赫尔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骑兵的驮载、武器、装备及其一般战斗准备。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机枪连，对一个机枪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没有按规定往机枪内注水，而且毫无水的储备。
В·К·布柳赫尔问道：
“你们知道这种疏忽在战争中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无言对答，脸胀得腓红。
“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同志们。”
В·К·布柳赫尔在检查过战斗准备以后，提出一个补充战术情况：假设敌人正接近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地区，企图很快地夺取它。“敌人”距该地区12公里，而我团距“敌人”约25公里，这就是说，有利的战术地区位于我团和“敌人”的中间。
时间紧迫，已不允许向下级指挥员说明情况、解释战斗任务，因为延误时间“敌人”就可能先于我方到达该地区。我定下决心：第1连带4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作为前队随我快步前进，战斗任务在途中布置。团的主力在副团长指挥下距前队3公里行进，准备投入遭遇战。
在前进中不断变换步法，有时用跑步。最后前队得以先“敌”占领该有利战术地区，组织火力迎击敌人。
战斗结束后，В·К·布柳赫尔向全团讲话：
“谢谢你们，指战员同志们，你们忠诚地履行了军人职责。你们团今天显示出的一切都是应当受到称赞的。我号召你们忠诚地继承并发扬光荣的萨马拉骑兵师的战斗传统，这个师曾同白卫军和干涉军进行过英勇战斗。希望你们随时准备完成我们伟大祖国的战斗命令。”
全团报以欢呼“乌拉”。很显然，В·К·布柳赫尔热情的话语使战士们非常感动。
他那热诚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这位同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英勇斗争的无畏战士、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是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毫不隐瞒，我一直梦想成为象这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坚定的同志和天才的统帅一样的人。
1924年7月底， Г·Д·加伊师长召见我，问我在充实自己知识方面做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我读了许多书，并且分析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另外还准备了不少材料给团的指挥干部上课。
Г·Д·加伊说：“这一切都不错，都值得赞扬。但是还不够。军事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指挥员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军事问题。我认为，今年秋天你应当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大有益处。”
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绝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回到团里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坐下来学习教材、条令、教令，并着手准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很容易，可以说是形式，我名列前几名。当时一起入学学习的还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А·И·叶廖缅科和其他许多团长。
象其他许多学员一样，我是第一次到列宁格勒。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该城的名胜古迹，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当时我哪能想到，17年后我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法西斯军队，保卫列宁城！
高等骑兵学校的校长是В·М·普里马科夫，他是国内战争的传奇英雄，曾是光荣的契尔沃哥萨克骑兵第8师的师长，这个师在国内战争时期打得白卫军胆颤心惊。他很结实，中等个子，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一双聪明的眼睛，一张讨人喜欢的脸。В·М·普里马科夫不久就赢得了学员的好感。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话简洁，善于确切表达自己的思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В·М·普里马科夫被调往乌克兰，担任一个哥萨克军的军长。继他之后任校长的是著名的骑兵理论家М·А·巴托尔斯基。我们都很高兴В·М·普里马科夫的提升，而且深信，凭他的才干，他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指挥员。
不久我们高等骑兵学校改名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
课程相当繁重，上课以后还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自修。现在，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韧不拔、狂热的顽强性，真有些吃惊。
记得有一次，军事科学学会让我做一个题为《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现在这个题目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在当时，我简直不知道如何论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们党组织的同志给了我帮助。这个报告甚至登载在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员所办的刊物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深造班的党组织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在社会政治工作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列宁格勒各工厂的老工人——伟大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常来我们这里作客。我们热情地听他们讲述会见列宁和冲击冬宫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到他们工厂去，给工人们讲在国内战争前线上同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斗争的情况。我们中间许多人不久以前也是工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很容易了解，有着牢固的友谊。
我们经常举行骑马竞赛。在这种场合总有许多列宁格勒人来观看。我们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以及夏季赛马，障碍赛跑特别受大家欢迎。这些竞赛每回必到的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和我，以及深造班的其他运动员。
秋季和冬季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课。我们常常通过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学习理论。另外还用不少时间学习骑术和调教术，这在当时是部队指挥员必须熟练掌握的。对于使用马刀和击剑术的练习也很重视，但这个课目是利用课余时间作为文体活动来进行。
1925年夏季，大部分时间是在深造班主任М·А·巴托尔斯基直接领导下进行野外战术训练。通过这段训练巴托尔斯基传给我们许多知识和经验。
骑兵指挥员深造班结束时进行了一次向沃尔霍夫河的强行军。在沃尔霍夫河我们学习了携马泅渡和强渡江河。
携马泅渡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目。因为不仅要能熟练地着装游泳，而且还必须学会控制游泳的马。在骑兵训练中是很重视掌握这套技术的。
我还记得在沃尔霍夫河训练时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作、业已经结束了，我们班的学员、骑兵第42团团长米哈伊尔·萨韦利耶夫想显示一下自己高明的骑术。他提议，让他表演一次不湿衣服和装具站在马背上渡河的技术。
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命令准备两条急救船以防万一。萨韦利耶夫把马蹬子搭在马鞍上，勇敢地骑上马向河里走去。马越过浅滩，向深水游去，萨韦利耶夫紧握缰绳很有把握地站在马鞍子上。起初一切顺利，大约到了河中间，马显然是疲乏了，开始烦躁起来。萨韦利耶夫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持平衡，一头栽进水里，没入水中。幸好准备了急救的船只，否则就糟了。马单独游上了岸，不久，载着萨韦利耶夫的船也靠了岸，萨韦利耶夫象个落汤鸡一样。自然，大家都哈哈大笑，拿他取笑，可是他一点也笑不出，因为他渡河失败了，而且在水里把靴子弄丢了。靴子他渡河时是挂在脖子上的。这样一来，他不得不穿着袜子走回营房……
深造班结业后，М·萨韦利耶夫、阿斯特拉罕第37团的一个连长Н·雷巴尔金和我决定不乘火车而骑马返回明斯克的工作地点。路程为963公里的田野道路。我们计划的行进路线要经过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和鲍里索夫。
我们把计划呈送骑兵指挥员深造班领导，获得批准，但是很遗憾，沿途不能为我们组织检查站、保养和膳食。我们坚持不放弃原定决心，尽管我们事先清楚，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寒冷多雨的秋天已经到来。963公里的路程我们计划走七昼夜。这种集体乘马远行无论在我们苏联，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先例。如果情况顺利，我们准备创造一次集体乘马远行的世界纪录。
我们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检验一下我们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
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我们的朋友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我们启程。
上路以后我们决定不断变化步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第一天我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我们发现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我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12岁，就马的岁数说，这已是老年。
我们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农民热情地欢迎我们，帮我们喂马，也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我的情况仍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我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我决定牵着马走。很幸运，不久马就不跛了，我骑上去一试，不错，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它受伤的右脚的负担，我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我的伙伴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轻松得多，而我常常得下来，牵马走很长距离，自然体力消耗就比较大。不过，我的伙伴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我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我们发现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我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我们。我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我们已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我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我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评价。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
我们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我动身回乡里去看望妈妈和姐姐。
我发现妈妈在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些年月里，苍老多了，但她还象从前一样辛勤劳动。姐姐已有两个孩子了，她也老多了。很显然，战后的年代和1921-1922年的饥饿把他们拖苦了。
我的两个小外甥很快与我搞熟了。他们毫不客气，打开我的箱子，见什么东西新鲜就往外掏。
村子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以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正确地理解战后的困难。
富农和商人并没有死心。很显然，他们还在梦想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区的中心——乌戈德厂，饭铺和私人商店又开张了，新生的合作社商业必须同它们艰苦竞争。
回师以后，我发现编制有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我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骑兵第41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
这一改变对于我和骑兵第42团团长М·И·萨韦利耶夫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因为只能由我们中间的一个任新编的第39团的团长，另一个得调到其他师。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想留在原来的师，因为这个师就象我们的家一样，已经习惯了。
师长让我留下，而М·И·萨韦利耶夫另有任用。我知道萨韦利耶夫心里很难过，我们友好地分了手，我们后来见面时仍然是好朋友。
过去的骑兵团编制是4个骑兵连，根据军事改革的需要改编后的骑兵团编制上有6个骑兵连，每两个连编成一个骑兵营。此外，在团的编成内还有1个机枪连（16挺机枪），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通信排，1个独立工兵排，1个独立化学兵排和一个团属军士学校。
回来后，我和全团人员一起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军事改革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实际贯彻了单一首长制。单一首长制有两种主要形式。如果指挥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通常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给他配有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
这项巩固军队纪律和战备的重要措施在当时已完全能够贯彻了，因为指挥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善了。
如果指挥员是个非党人士，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状况负责。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一项命令中曾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要牢记，苏维埃政权在建军方面的任务是确立单一首长的领导，政治委员一方面应当尽力使与之共同工作的指挥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应当本身努力学习军事，以便以后担负指挥职务或行政职务。
我还记得，1925年春天，我们接到党中央给所有党组织的指示信《关于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信中说明，由于党和军事机关过去为巩固整个红军、特别是指挥干部而进行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已形成了贯彻单一首长制原则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时有些同志，当然是少数同志认为，贯彻单一首长制可能削弱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但是，要知道，担任单一首长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党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相反，会增大。指挥员的责任加重了，他应就军队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党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武装力量的纪律巩固了，战备加强了。
在实际工作中，指挥员同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改善。我记得，后来在1928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颁布了关于政治委员、单一首长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副职的条例。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领导党和政治工作，对部队（兵团）的政治思想状况负责，完全解脱了政治委员的监督职责。
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毕业回来以后，我觉得工作胜任多了。对于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我感到很有信心，能应付自如。
这段时间我们团的工作搞得不错。1926年冬季，骑兵第3军政治委员А·П·克罗赫马尔和军长С·К·铁木辛哥（1925年2月任军长）召见我。
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我们师的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师政治委员Г·М·什捷尔恩和政治处主任Л·И·博恰罗夫也在那儿。
С·К·铁木辛哥说：“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师的领导和政治处都认为你有条件担任。你有什么意见？”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我希望能胜任新的职务。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在骑兵第7师这是第一次类似的尝试，责任相当重。党组织书记和政治副团长在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方面，给了我帮助。当需要根据党的原则纠正我的缺点和提出忠告时，他们是毫不客气的。我对于新的工作毫无经验，初期自然不免犯了一些错误，同志们的帮助对工作很有益处。
为了能正确地领导政治教育，上级应比自己的部属在这方面有较高的修养。可是，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指挥干部在军事训练方面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懂得多些，学得也快些。
一个原因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军事训练和自修军事的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人没有能充））认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必要性。当然，政治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修养比我们强得多。
不久，从乌克兰调来的Д·А·施密特接替了师的指挥。新的师长在性格、经验和工作作风上都与前任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大不相同。前任师长瞎忙、话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话匣子，而Д·А·施密特是一个聪明人，善于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很遗憾，工作不够细心耐心。
1926年夏季，我们师出去野营。地点是在距明斯克约20公里的风景幽美的日丹诺维奇地区。
野营时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主要着重在分队、指挥人员、司令部和整个部队的野外战术训练。应当承认，在所有军事课目中，我最喜欢战术，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钻研它。
大家知道，军队是战争的工具。之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它首先必须具备充分的战术训练。一支缺乏战术训练的部队就不得不在作战过程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来补课。
为了提高战术素养，我们团进行了许多次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指挥员通过这些作业学习侦察、组织战斗和与其他技术兵器协同的技能。
大家知道，部队全部战术训练结束时要进行演习。从1925年开始，白俄罗斯军区每年在野营季节以后都进行演习。
骑兵第7师参加了所有这些演习。在战术训练方面我记得我们师还没有得过不及格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指挥员对战术作业认真对待的结果。应当承认，第7师的全部团长都很懂战术并且学习很努力。
当时骑兵第37团团长是В·Т·沃尔斯基，他在1942年11月指挥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的机械化军。这个机械化军协同第51集团军向卡拉奇方向实施了突击，并在卡拉奇同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会合。骑兵第38团团长是В·А·加伊杜科夫，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指挥过军和其他兵团。师的其他部队也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我们也很重视体育和运动。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兵比谁都清楚，只有经过锻炼的体格健壮的战士才能承受战争的艰苦。整个部队的胜利取决于对每个战士的训练。大家知道，在战争中不得不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在昼间和夜间，在有道路或没有道路的条件下，进行紧张快速的行军和强行军，在行进中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实施猛烈冲击，并且常常需要在战斗后对敌人进行追击直至全歼敌人。在战斗结局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撤出战斗并改变部署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一切只有体力经过锻炼的部队才能完成。而体力没有经过锻炼的部队很快就会上气不接下气，不能及时赶到规定地点，还会遭受重大损失，有时甚至可能成为缺乏锻炼的牺牲品。
应当说，我们骑兵第39团在各项骑马运动中是白俄罗斯军区优秀骑兵部队得奖名次的主要竞争者。在团里我们组成了一个积极锻炼的运动员组，其中包括不少指挥员。我本身也经常参加各项骑马运动。
不过，我们团在各种武器的射击比赛方面稍差一点。骑兵第40团的特等射手队常打败我们，而在骑马运动方面则相反，我们总是把第40团抛在后面，不仅如此，还把军的其他部队抛在后面。
我们的对手对此非常恼火，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力图超过我们，甚至耍诡计、采用非法手段。
记得在军区的一次骑马比赛中，骑兵第6师的一个指挥员想炫耀自己的骑术和自己马匹的特殊耐力。他在赛马路线中途的树林里事先藏了一匹马，这匹马同他在起跑线上所骑马的毛色很相象。赛跑的前一半路程他用最快的速度飞奔，到树林后，这位巧手把累得半死的马交给自己的传令兵，自己骑上藏在那儿的马，耀武扬威地跑完了全程。在观众的热烈欢呼声中，他获得了全军区的第一名。可惜，好景不长，这个诡计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得到了应得的处罚。可是，骑兵第6师里的这些竞争者们并不甘心，他们有时在赛马时有意拦阻自己的主要对手，有时在比赛砍劈时，给自己的运动员插上新鲜嫩树枝，而给我们插上千树枝，使我们砍起来困难，等等。
我记得С·М·布琼尼到我们团里来的情景。过去我没有见过布琼尼，但是我很熟习他在与白卫军和干涉军的斗争中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并且很想见到这位骑兵第1集团军的杰出的司令员。
大约在1927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师长Д·А·施密特打来电话：
“С·М·布琼尼可能去你们团，你们准备欢迎。”
“什么时候来，我们应当怎样欢迎？”我问道。
“我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他先到第37团，然后去38团，再就是你们39团。至于如何欢迎，这由你决定，你是团长嘛！”
我懂得，师长不主张举行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应按条令规定的迎接上级首长的仪式来迎接。
中午，第38团团长В·А·加伊杜科夫给我来电话：
“准备迎接客人，他们到你那儿去了。”
没有时间再说别的话了。我立即召集政治副团长弗罗尔科夫，团党组织书记А·В·谢拉科夫斯基，团军需主任А·Г·马雷舍夫等几位主要助手，并一起到司令部门口等候。5分钟以后，两辆小汽车开到门口。从第一辆走出С·М·布琼尼和С·К·铁木辛哥。按条令规定，我向布琼尼作了报告并向他介绍了我的助手。布琼尼一一问好。
我向布琼尼问道：
“首长有什么指示？”
“你说呢？”他反问我道。
“首长看看我们战士和指挥员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吧。”
“好吧，不过我想先看看战士的伙食。”
在食堂和厨房，布琼尼仔细地了解了食物的质量和制作，在食堂的留言簿上写下了嘉奖炊事员和团给养主任的话。然后，又检查了部队军事训练的情况。接着他说道：
“怎么样，现在看看你们的马匹吧。”
我发出全团“接受检查”的信号。十分钟后，各连都站好队，开始检查马匹。全团马匹都保养得很好，马掌也钉得很好。
С·М·布琼尼夸奖了战士马匹保养得很好，然后，就到琼加尔第6师去了。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А·И·叶戈罗夫也到我们团里来过。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口中，我了解到，叶戈罗夫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铁匠。他通过努力自学提高了文化，应征入沙皇军队后，住过军校，成为军官。在旧军队末期，他升为中校。1918年7月，А·И·叶戈罗夫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直到死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在国内战争时期，А·И·叶戈罗夫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统帅。他曾指挥南线直至把邓尼金的白卫军彻底歼灭，后来他又指挥西南战线，抗击波兰白军。
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杰出的统帅А·И·叶戈罗夫曾连续领导过几个军区，1931年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参谋长。А·И·叶戈罗夫曾荣获四枚红旗勋章和荣誉革命武器。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А·И·叶戈罗夫到我们团来我们事先并未得到通知。这事发生在1927年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以后，叶戈罗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得到报告说司令员来了时，我正进行例行战术作业。
А·И·叶戈罗夫想看看我们的作业情况。我们作业的题目是《骑兵团隐蔽地前出到敌人翼侧和后方，并猛烈冲击敌人》。
一切进行很顺利，分队指挥员定下了大胆主动的决心。司令员很高兴，说了不少有趣的话，这缓和了所有在座的人的紧张情绪。
在我进行总结以后，А·И·叶戈罗夫提了几点意见和希望。我特别记得他提出的一点，他认为仅仅让指挥员学习战术是很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学习战役学；必须考虑到，祖国的敌人一旦挑起战争，就要求我们许多指挥员有战役学方面的知识。
在作业结束后，司令员间我：
“你们团的动员计划搞得怎么样？”
“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制订团的动员计划，不过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上级还没有回答。”我回答说。
А·И·叶戈罗夫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动员计划和你们提出的问题。”
我和团参谋长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汇报了我们拟制动员计划的情况并回答了司令员提出的问题。然后他说道：
“不错，很不错，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我说：“我们离国境线很近，这使我们的处境很复杂。发出警报后，我们不得不在人员缺额很大的情况下开赴战场。此外，团还必须从现有人员中派出骨干去编组第二梯队。在缺额很大的情况下与敌人第一次交战，这可能会影响士气。”
“确实如此，”А·И·叶戈罗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编组第二梯队部队是必须的。我们绝不能低估敌人。必须认真备战，做好同聪明、能干且强大的敌人作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实际上并不那样强大、聪明，那么，这样做只会使我方处于优势地位。”
А·И·叶戈罗夫对许多事都感兴趣，如紧急备用品的状况，士兵的宿舍和军官的住房等。我们报告说，指挥人员基本上住在居民家里，通常一家住一间房。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自动捐献个人财物以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来建设工厂。А·И·叶戈罗夫对这事也很感兴趣。
他问道：“团长自己捐了些什么？”
“我在骑乘比赛中得奖的四个银烟盒，我妻子的一个金戒指和一对耳环。”
说实话，当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司令员看了我们大家一眼，然后说道：
“很好，同志们，你们做得很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27年有个英国工人代表团来到我们师，希望对他们经常给以指导帮助。他们给我们送了红旗。从此后，骑兵第7师被命名为“英国无产阶级师”。
当我们师长Д·А·施密特由骑兵第1集团军的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塞尔维亚人Д·谢尔基奇替换以后，师里的工作很有起色。Д·谢尔基奇立即投入积极工作并赢得了部队指挥员的拥护。我特别喜欢他对部属有严格的要求、对部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不断提高深为关心。Д·谢尔基奇非常关怀党生活中的各项问题，是一个称职的单一首长。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
在Д·谢尔基奇的领导下，我们师所进行的一切野外演习和参加军区的各次演习都使我们很受教育，而且每次都给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带来荣誉。我们都深深感到自己在战役战术方面很有提高，我们知道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师长。一句话，他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1930年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师长。过了一段时间，同年5月，我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2旅旅长。
前面已经说过，我同К·К·罗科索夫斯基于1924-1925年一起在列宁格勒的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彼此非常了解。他对我非常客气，我也高度评价他的渊博的军事知识，他在领导军事训练和人员教育方面的丰富经验。我欢迎他来担任师长，并且深信，他能成为有着优良传统的骑兵师的称职的指挥员。我的估计一点也没有错。
我指挥骑兵团近七年。
这一段时间是我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在此期间，我参加过军区的演习，师和军的演习和军事导演，从中不仅得到实际锻炼，还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战役战术知识。作为一个单一首长，我深深理解了我们党在红军部队建设中和日常活动中的领导、组织作用。
当然，这一切得来不易，我在工作中也犯过一些错误。谁能不犯错误呢？难道那些呆板地按上级指示办事、而本身毫无创造性、主动性的人就能不犯错误吗？我认为，主要的不在于是否犯错误，而在于是否能迅速地察觉并改正错误。
过去有人责备我对部属要求过于严厉，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指挥员必不可少的品质。回顾过去，现在我承认，过去我有时确实要求太严了，对于部属的一些行为有时不能容忍、原谅。部属在工作中或行为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往往使我发火。有些人不能容忍我这一套，而我呢，很显然，对于别人的弱点太不宽容了。
当然，现在对这些缺点就看得更清楚了，生活的经验教给我许多东西。但是，现在我仍然认为，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劳动上。认清这一点对军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军人必须上战场，必须不惜自己的生命，奋勇保卫祖国。
我领导的第2旅系由骑兵第39团和40团两个团组成。我必须仔细研究骑兵第40团的情况，这个团当时由原沙皇军队的一个旧军官伊夫列夫领导。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不喜欢骑兵这一套，但是对射击训练很熟习，而且比较注意。所以，第40团在射击训练方面总是名列前茅。
可能由于我与骑兵第39团有多年的联系，人员熟悉、亲近，所以我总觉得第39团在军事训练和组织性方面较好。但是，我明白，骑兵第40团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也很珍视该团的荣誉，如果我把第39团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的话，他们会不高兴的，对他们应该一视同仁。
我努力发现骑兵第40团的一切优点，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作为其他部队学习的榜样。我们常常组织这两个团的各种示范作业，如战术、射击、骑乘及政治教育方面的作业。这个方法很快就收到良好效果，第2旅成了萨马拉骑兵第7师的先进旅，不止一次受到表扬。这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总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地努力工作。指挥员在工作中能依靠党组织，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不断提高战备水平。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我只列举印象最深的一两个例子。
一天，第39团党组织书记找到我，建议在全旅范围内交流两个团的工作经验。
在两个团的党组织联席会议上，决定进行训练法指导课，以便示范如何向最后进的红军战士讲解党对待各种复杂问题的路线。
第一课由第39团一个政治副连长Б·А·日穆罗夫进行，应该说这一课他讲得很出色。
然后，第40团的政治工作人员主动把一群最不守纪律的红军战士召集起来，准备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弄清他们犯错误的原因。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人之所以犯错误并不完全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了解战士的性格和他们个人的特点，有时不能够公正对待他们的行为，结果领导丧失了威信。红军战士往往故意让这类首长为难。
应当承认，这样开诚布公的谈话无论对于红军战士还是首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1929年末，我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深造班学习。我们住在中央红军之家招待所，在伏龙芝大街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厦内上课，那里有教室和专修室。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小组的主任教员是В·К·布柳赫尔的副职М·В·桑古尔斯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所作的关于军事科学问题的讲演和报告都恰当地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战例。我们班的其他教员也都是在战术和战役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
高干深造班的全体学员都对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寻求每一本新书，收集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军事著作，以便带回部队去。当时苏维埃军事科学已开始形成，伏龙芝的著作在这方面占首位。
1929年出版的伏龙芝选集，阐述了未来战争中人与技术兵器的关系、未来战争的性质、各军种的协调发展，以及后方与前线的作用。М·В·伏龙芝坚持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以便确定建军的特点、部队军事训练的方法，以及根据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来领导部队。М·В·伏龙芝深入地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提出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编写我军条令、教令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令和教令苏联红军这支新型的军队就不可能存在。
20年代末，出版了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军队的大脑》。在这本书中，沙波什尼科夫分析了大量历史资料，全面阐述了总参谋部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另外，他还写了《骑兵》、《在维斯拉河》等著名的著作。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我认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军队大脑”这个书名对红军来说是不确切的。红军的“大脑”从它存在之日起就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因为对任何一个重大军事问题都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参加下作出决定的。这个名称对旧沙皇军队非常合适，那里总参谋部是真正的“大脑”。
同时还出版了一些大型战史著作，其中包括А·И·叶戈罗夫的《消灭邓尼金》。
在这个时期，我们最有才干的军事理论家之一М·Н·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出版他的著作。М·Н·图哈切夫斯基对于未来战争的性质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他深入研究了新的理论原则和战略、战役、战术的新原则，提出了军队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工农红军副参谋长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的著作《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问世就获得广大读者的赞扬，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本书中，特里安达菲洛夫对当时军队的状况和发展的远景提出了大胆、深刻的见解，指出了用技术装备军队和组织军队的基本途径。关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特里安达菲洛夫写道：
“对于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战术作用现在已无人怀疑。目前步兵中自动武器的增加，将来自动武器的进一步增加和改进，防御中人工障碍物的广泛运用，以及压制兵器（炮兵）落后于防御兵器，这一切将使坦克成为未来战争中一种威力强大的进攻兵器。”
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役学问题，师、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进攻和防御能力的数据，研究了向战场开进、战役的持续时间和纵深、进攻正面的宽度、防御战役等问题。В·К·特里安达菲洛夫过早地去世了，他是1931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不幸死亡的。很可惜，他没有能完成关于未来战争、关于苏维埃军事战略和战役学的极为重要的原则的论述。
每一个职业军人都可以在С·С·加米涅夫、А·И·科尔克、И·П·特里安达菲洛夫、И·Э·亚基尔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著作中发现许多珍贵的值得注意的内容。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精神粮食已足够了，只是来不及消化……
在高干深造班的课堂上充满了有利于发扬创造精神的气氛，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我记得同我争论最多的是А·В·戈尔巴托夫。当时他是骑兵第2军的一个旅长，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学识的指挥员，同他进行讨论是十分有益的。
在高干深造班里，学员们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习了红军部队装备的新式技术和兵器。
当时红军的技术装备情况如何呢？在1920-1925年，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旧沙皇军队遗留下来的很单薄、很落后的武器装备。当时的工业还不能供给红军以现代化的技术兵器。但是，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改善陆军和海军的武器装备状况。
在全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讨论了建立巩固的苏联国防经济基础的问题和保障红军获得新的军事技术装备问题。当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重新审查了旧式的步兵、炮兵和航空兵武器，以便选择其中较好的加以改进。增加了拨款以生产军队的技术装备，恢复了金属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国防企业。
党从一开始就把建立苏维埃空军和海军的工作变为全民的事业。早在1921年劳动国防委员会就通过了关于制订建设空军的最低纲领的特别决议。为发展空军投入了几千万金卢布的资金。1923年春季，建立了空军之友志愿协会，两年内募款六百万金卢布。利用这笔资金建造了300余架作战飞机。到1925年，已停止从国外购买飞机。
从1922年起共青团就是海军的赞助者。经过三次征召志愿人员，有8,000名共青团员参加海军。进行了恢复和从组织上巩固海军的工作，当时的海军由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巴伦支海分舰队、里海分舰队和白海分舰队，以及某些湖泊和江河区舰队组成。在波罗的海，对战列舰“十月革命”号（过去的“甘古特”号）和7艘驱逐舰进行了改装和大修，建完了巡洋舰“工会国际”号；在黑海，巡洋舰“红色乌克兰”号和近60艘修复的舰只和辅助船只编入现役。到1928年海军舰只的修复和改装基本结束。
为了建造本国的军事技术装备和研制现代化的新型武器，必须掀起设计创造活动的高潮。1924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军事发明委员会条例及其组成。С·С·加米涅夫、М·Н·图哈切夫斯基，И·С·温什利赫特等人参加了该委员会。另外，还成立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和设计机构。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如А·П·克雷洛夫和С·А·恰普雷金成为炮兵特别试验委员会的顾问。在著名的中央气体动力研究所，试制了本国新型的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在该研究所，有才干的设计师Н·Н·波利卡尔波夫、А·Н·图波列夫等人设计出了试验型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其中的ТБ-1式重轰炸机，从飞行技术诸元来看，优越于国外同类型飞机。
К·Э·齐奥尔科夫斯基和Ф·А·灿杰尔以其在喷气发动机和宇宙飞行方面的卓越著作丰富了苏联科学；天才发明家Н·И·季霍米罗夫、Ф·В·托卡列夫和其他人的步兵武器研究工作也获得了大力支持。1927年В·А·杰格佳廖夫同В·Г·费多罗夫共同设计的新型轻机枪在设计和战斗性能上优越于外国轻机枪。当时我们生产了国产团属76毫米火炮，后来又生产了高射炮。
但是，就整个而言，二十年代的红军技术装备水平当然是很低的。这是因为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还很困难，军事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当时我们深感重机枪，特别是轻机枪不足，我们还没有自动步枪，老式的7.62毫米步枪急需改进。我们的火炮构造陈旧，且已磨损。到二十年代末，我们只有7,000门火炮，而且主要是轻型火炮。高射炮、坦克炮和反坦克炮完全没有。到1928年我们只有1,394架军用飞机，大多是老式的，约有100辆坦克和装甲车。军队的摩托化能力很差。到1928年末，军队只装备有350辆载重汽车，700辆轻型汽车，67辆履带式拖拉机。要知道，在1928年以前我国还没有汽车制造工业和拖拉机制造工业。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帝国主义强国正大力扩张其军事力量。一旦发生战争，例如英国每月可生产2,500辆坦克，法国可生产1,500辆，它们的空军有几万架飞机，它们的部队正迅速实现摩托化。一句话，我们不久以前的（和潜在的）敌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已远远跑在前面。
对比一下这些数字，反复想一想，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开始竞赛时，历史客观地给我们规定的起点，相差有多大的距离呀！于是，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自豪感，我们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感到自豪，依靠这种制度我们赶上并超过了，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超过了在军事上最发达的世界列强，我们为我国的人民和军队感到自豪，他们后来打败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敌人。
很清楚，只有建立起发达的工业才能供给红军和海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只有工业化才能保障苏联的国防能力。技术应能决定一切。我们当时的军事领导人对这一点都有明确的认识，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都有清晰的概念。
早在1925年，М·В·伏龙芝在他向俄共（布）中央一月全会所作的关于军事改革总结的报告中曾指出：“我认为，我们许多同志，特别是那些在国内战争前线呆过的同志，大概还持有我们国内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看法。我坚定地认为，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当然，它将带有国内阶级战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有白卫分子站在敌人一方，而在我们敌人的阵营里又会有我们的同盟者。但是，从技术、从作战方法上看，未来的战争将不同于我们国内战争。我们将同具有最新式技术装备的强大军队作战，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具备这些新式技术装备，那么，前景对我们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当我们决定国家对防御的全面准备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1930年春，我们从高干深造班回到自己的部队。
我指挥骑兵第2旅一年多，应当承认，这一段工作使我学到许多新东西，使我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增加了不少知识。
1930年末，听到消息我可能被任命为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的助理。虽然骑兵监察部的工作当时在骑兵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我和我们师相处太熟了，我认为我是这个和睦的萨马拉人家庭的不可分离的一员。
但是问题已经决定，我必须收拾行李准备去莫斯科。说实话，所谓收拾也就是一件军大衣加上几套换洗衣服。我们全家的东西一只箱子就够装了。我们这些人当时也没有什么家什，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正常的。
一天晚上，К·К·罗科索夫斯基打来电话，告诉我已接到莫斯科的调令。他问我：
“你得多少时间可以准备好？”
“两小时”，我回答说。
“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你走，”К·К·罗科索夫斯基说：“要知道你是第7师的老兵，我们要好好欢送你一下。这是第2旅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共同心愿。”
我听了，当然，很受感动。
几天以后骑兵第39团和40团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举行宴会，师首长也参加了。同志们对我说了许多热情赞扬的话，这些话都发自内心，使我终生难忘。
第二天一早，在我准备启程以前，我再一次到各分队同战士和指挥员告别。
我还到明斯克去了一下，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城市。在这里我住了八年，我非常了解热爱劳动、善良的白俄罗斯人民。我眼看着白俄罗斯成功地治好了两次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
晚上，我同妻子А·基叶夫娜（已故）和两岁的女儿艾拉动身去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