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重新被元政府起用，不是元政府幡然醒悟他是个人才，而是和几年前一样，也是朋友的推荐。他这个朋友叫石抹宜孙，契丹人，是个传奇色彩浓厚的人物。石抹宜孙性情洒脱但很机警，能力突出但谦虚谨慎。年轻时曾袭了父亲的官位来到江南，在处州担任行政长官。当他弟弟成人后，不能自力更生，所以他就打通关系，把父亲的官位袭给了弟弟，而自己到台州闭门读书。1351年，方国珍在台州革命，江浙行省想到这位传奇人物，就命令他到温州担任行政长官。刘伯温在绍兴监狱游山玩水时，石抹宜孙已凭多次击败盗贼的功勋荣升江浙行省枢密院判官了。
从各种关于石抹宜孙的记载来看，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儒将中的奇葩。他的军队纪律严明，能吃大苦耐大劳。他本人则是个书痴，特别善于写优美动人的诗歌。由于都在江浙行省做官，所以刘伯温和石抹宜孙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刘伯温在绍兴监狱时，二人的关系升温。石抹宜孙有意识地接近绍兴文化圈，所以有心人经常能在绍兴看到石抹宜孙的身影。就在那时，石抹宜孙和刘伯温开始频繁交往，两人同时确定，这是双方伟大友谊的开端。
刘伯温对时局的看法让石抹宜孙深以为然，刘伯温在方国珍屡降屡叛处置问题上的是非观更是和石抹宜孙心心相印。所以在1356年正月，石抹宜孙就写了封聘用书，送到刘伯温处，请他出山帮自己。字里行间流淌着无限真情，使刘伯温深为感动。
一个人一旦被感动，必然要付诸行动。所以，正月末得到石抹宜孙的信，二月初，刘伯温就走进杭州城，接受了江浙行省都事的职务，三月初，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石抹宜孙办公地处州。
石抹宜孙激动不已，紧紧握着刘伯温的手，似乎要落下眼泪来。但他认为这样不合适，所以马上收起情绪，拿出一份档案，对刘伯温说：“这是逆贼吴成七的档案，你先看看。”
吴成七是刘伯温的老乡，青田县人，吃苦耐劳而且头脑灵活，并且在当地一位江湖高手手下练过搏击术。春天来时，在家务农，庄稼生长时，他就外出贩售私盐。这使我们想到了他的前辈张士诚，但吴成七和张士诚不一样，贩卖私盐只是兼职，并非主业。
1353年春天，吴成七在青田某个镇上贩卖私盐，结果被当地的盐霸欺辱，不但让他赔了本，还揍了他个鼻青脸肿。吴成七陷入两难境地，他不能报官，因为他就是违法犯罪分子，他又不能忍气吞声，因为从当年的气象知识判断，他的土地将颗粒无收。吴成七趴在地上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先出一口恶气再谈其他。于是，他站了起来，盐霸和他的几个喽啰对他这种挑衅行为极为愤怒，准备再揍他一顿。他们不知道，吴成七的搏击术造诣很高，有时候连他老师都不是对手。所以，他一记重拳就把那个盐霸脸打成了肉饼，盐霸当场死亡，吴成七逃离现场。
杀人肯定要偿命，天经地义。但有一种杀人就不必偿命，比如政府杀人，再比如造反杀人。吴成七在家中惶恐了一天后，找来了同行——民间搏击大师宋茂四，还有他平时经常救济的儒生支云龙和经常蹭他吃喝、并声称是青田第一谋士的周一公。
四人几乎是一拍即合，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心心相印和肝胆相照，而是因为那时候，江浙境内除了绍兴无烽烟外，其他地方狼藉一片。人人都在造反和准备造反，而且成功几率出奇的大。既然现在活得差强人意，那就重走出一条人生路。
宋茂四常在江湖上行走，认识了太多不如意的人，所以一经联络，马上站出了一群人。周一公扮演了街头革命家的本色，通过各种装神弄鬼，吸引了无数想要发家致富的人。
吴成七坐在高处，看着一万多人向他欢呼，突然想到了支云龙曾经说的一个成语：众望所归。
1354年，众望所归的吴成七自称“吴王”，开始了他和元政府的对抗之路。但吴成七只是穷吆喝，他称吴王很久了，只是在某某村和某某屯里称王称霸。也就是说，他开始时，根本没有和元政府的正规军接触过。他的军粮全从当地普通百姓那里得来，谁家辛苦种了粮食也不可能白给他，所以吴成七最开始革命时，是先对普通老百姓革命。这种革命方式有两种：有钱有粮的出钱粮，没钱没粮的就出人。
革命的成果极为乐观，因为人数的增多，吴成七不得不频繁更换巢穴。最终，他在青田县金炉乡金山村后面的金山顶上建立最终巢穴，后人称为吴成七寨。几年后，前来招安他的官员说：“这是个货真价实的易守难攻之处，海拔700余米，孤峰耸立，地势险要。吴成七把寨子分为三级，每一级都有重兵把守，加之地利，想要突破这样的贼巢，惨重代价在所难免。”
人其实就像动物，出发捕猎前，必须要巩固自己的窝。中国人对一个混得惨兮兮的人经常用一句话：把窝都混没了。但特别重视自己的窝，也会使人的防御思维特别突出，而进攻思维退居二线。
吴成七一直在加固他的老巢，就如孙悟空当年始终巩固他的水帘洞一样。所以，一年下来，他震撼的一次军事行动只是攻击了青田县城。
但对于当时风声鹤唳的元政府而言，这样的军事行动已足够他们惊恐万分了。江浙行省马上派遣剿匪部队去找吴成七。吴成七最开始时还心惊肉跳，但他的担心实属多余，因为政府剿匪部队走到南田山时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溃散了。几个月后，第二批剿匪部队又移动到了南田山，吴成七试探着派出一支小分队，在山顶敲锣打鼓，那支剿匪部队刚闻鼓声就一哄而散。
勇气固然来自我心，但很多时候，勇气的产生是因为对手的无能。元政府剿匪军的无能让吴成七有了走出巢穴的勇气，开始扩大他的势力范围。短时间内，他的部队犹如修炼成精的妖怪出山，横扫处、温、婺州及闽北建瓯一带。吴成七稳扎稳打，打下一地马上建立军事营垒（寨子），结果，如你所知，吴成七的势力就如一条蜈蚣，首尾联络百余寨。元政府头痛万分，只好再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招安。
然而，双方的谈判过程没有任何进展，因为大家讨价还价，谁都不相信谁。所以，吴成七继续做他的山大王，元政府这时才命令石抹宜孙对吴成七作坚决彻底的剿杀。
刘伯温看完这份档案，对这位老乡的评价并不高：吴成七很难成事，他喜欢建寨，这样的人不是进取型人才。
石抹宜孙说：“固然如此，但他建寨的同时在屠杀我们的子民，所以还请你出计策。”刘伯温笑了笑，看了看他的同僚们。当他正在看档案时，石抹宜孙的三位最得力的下属已经陆续来到。其实，对这些人，刘伯温都认识。而且，刘伯温也认定他们是肯做事而且能把事做成的人。
比如站在石抹宜孙身边那个儒雅但眉宇之间却透着一股英气的章溢，是元朝大儒王毅的关门弟子，1352年，红巾军把他的侄子捉获，他挺身而出，主动替换侄子。红巾军曾闻他是个人才，想要他为己效力，章溢死都不肯。后来，他贿赂看守，逃出囚牢，散尽家财组建民团，帮助石抹宜孙把进入龙泉的红巾军打退。石抹宜孙对章溢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台州之民的救世主。
另外那个章溢的老乡胡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龙泉大乱时，他集结家族子弟，组成武装部队投靠石抹宜孙。多次不动一兵一卒，仅靠嘴皮子招降山贼海盗。
刘伯温看档案时，他就站在刘伯温身边，皱眉思考。
坐在那里的那个五短身材的叫叶琛，脸横着比竖着宽，有人说他是蒙古人，有人说他是契丹人，也有人说他有二分之一蒙古血统、二分之一汉人血统。他初做官时就来到处州，和石抹宜孙成为莫逆之交。这三人中，他和吴成七打的交道最多，曾亲自去招降过吴成七，对坚不可摧的吴成七寨有着深刻印象。
还有传言说，叶琛初到青田时，曾被吴成七俘虏过，而且和吴成七结下了深厚友谊，所以元政府准备招降吴成七时，他成了最佳人选。但这种说法很少有人提及，因为叶琛自认根正苗红，说他和吴成七有瓜葛，那就是在侮辱他。
刘伯温是个有话就直说的人，所以他就对石抹宜孙说了他的计划：第一步当然是写安民告示，因为现在处州附近不仅是吴成七，还有很多山贼。历来战争，讲究的都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刘伯温这一招起到的就是“平乱”前安抚民心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吃不起饭、穿不起衣被迫落草为寇的百姓，如果能在战争之初就把他们争取过来，不费一兵一卒就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这是战争最理想的效果。另外还有一点，没有参加山贼的普通百姓也是潜在的山贼，这些人就是山贼的招生对象，所以，必须要堵塞山贼的兵源，暂时可行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政府是正义的，山贼是邪恶的。
叶琛听完刘伯温的话，站了起来，鼓掌说：“其实所谓安民告示，无非就是替咱们政府辩护一下吧？”
刘伯温对他的聪明很认可，但是，为元王朝辩护是件苦活。因为在那时，如果不是聋子或者是瞎子，都能看出来，政府和山贼没有不同之处。
可这难不倒刘伯温，因为激情和忠贞是智慧的源泉。刘伯温的安民告示是这样的：一开头，总结了元王朝建国八十余年是怎么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证明元顺帝还有为民之心，然后就开始替皇帝作自我检讨，他认为现在社会这么浮躁、险恶，都是当官的问题，皇帝问题并不大，接着，刘伯温开始循循善诱，告诉百姓：“我的父老乡亲啊，不要再被蒙蔽啦，欺侮你们的是贪官污吏，我也知道你们是被逼的，但是你们的矛头指错了，不应该对着我们圣明的皇上啊！你们无知的行为已经惊扰了皇上，何况那些贪官污吏你们也杀了不少，该够本了吧，该收手时就收手，你们再胡闹的话，皇上不客气了。”
实际上，刘伯温纵然有如椽大笔，有点石成金的水平，由于事实所限，他的论点也没有办法使所有人都信服。因为百姓们的认识都没他那么深，何况他们忠君意识并不强，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要是好皇帝，那当官的也不敢这么胡作非为。
安民告示没有起到作用，这就证明有时候攻心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恰好相反，有时候，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吴成七的军队号称十万，其实只有几万人，这几万人里还有被逼当贼的人。所以，吴成七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不过，此人的部队有个优点，就是善于山地作战。叶琛最有体会，他指出，吴成七那些喽啰简直不是人，在南方的山地之间，吴成七和他的部队如同鬼魅，飘然而来，砍了几颗脑袋又飘然而去，有时候又像是山神，可以移山挪树。老实说，元朝的陆军横扫天下时，对森林和山地也是束手无策。忽必烈活着时曾对安南和缅国进行过多次试探性的攻击，结果都是惨败而回。蒙古军队的名利场在大平原，而不是深山老林中。
刘伯温对叶琛说：“打仗，就四个字，扬长避短。绝不能拿自己的短处去碰对方的长处，那不是打仗，而是自杀。应该把吴成七叫到咱们的平原上来打。”
叶琛也是打过仗的人，而且读过兵法。纸上谈兵大家都是高手，都明白战役不是请客，要人家来就来。刘伯温又补充说：“要引蛇出洞。”
叶琛苦起脸来说：“我的部队一听说跟吴成七打架，就浑身无力，四肢发抖。引蛇出洞这种事，他们肯定不愿意干，我也不想让他们白白去送死。”
刘伯温说：“这简单，给我权力，我来招聘在山地生活的平民。贼最了解贼，用山地平民对付山地平民就是这个套路。”
据说，这件事后来的结果是，刘伯温招收山地山民，给吃给穿给兵器，和吴成七交战数次，吴成七屡战屡败，最后他的武装部队土崩瓦解，吴成七死在乱兵中。
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石抹宜孙和刘伯温等人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1356年三月份，计划开始实施。叶琛被任命为剿匪司令，带领当时江浙行省所能集结起来的一万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对吴成七发动全面进攻。一个月后，叶琛的部队一举荡平吴成七的二十余座军寨，并且击杀了吴成七的军师周一公。吴成七在总寨惶恐不安，就在他惊魂未定时，叶琛的部队又破了他三十余座军寨，同时还消灭了吴成七派去增援的五千精锐。
吴成七正要有所动作，准备继续增援其他几十寨时，叶琛出奇制胜，绕过了他那些寨子，直扑他的总寨。在一个时辰内就彻底扫平了吴成七总寨外围的防御，对其完成包围。吴成七的寨子虽然易守难攻，但有个致命缺陷：水源短缺。叶琛按照刘伯温的方法，只围不攻。吴成七多次派人下寨要和叶琛决战，叶琛坚守壁垒，就是不理他。
吴成七被围了一个月后，水源枯竭，精神崩溃。在一个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夜晚，他扔下了大部队，带着自己的卫队奇迹般地冲出包围圈。叶琛围追不舍，吴成七联合其他还在的寨子，调整兵力，和叶琛在平地上对攻。在平原作战是蒙古军的长项，所以吴成七屡战屡败。但吴成七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一面和叶琛对抗，一面派人打通总寨和地面的水源问题，大功一成，吴成七杀了个回马枪，又跑回了总寨。
叶琛这次没有只围不攻，而是对吴成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进攻，但是收效甚微。
刘伯温来到前线，查看了地形，观察了敌人的士气后，对叶琛说：“他们支撑不了多久，我们用灯笼计。”
叶琛问：“何谓灯笼计？”
刘伯温回答：“你让一支队伍到他总寨对面的黄呈羊山岭上，黑夜时，每人肩挑悬挂有二十多盏灯笼的长竹竿，从山岭头挑到龚宅，吹熄后返回黄呈羊岭头。到山岭头后再次点燃灯笼向龚宅行进。如此往返，每夜以一二百名官兵轮流进行。”
叶琛说：“这不是驴拉磨吗？”
刘伯温说：“咱们知道是驴拉磨，但吴成七看到这种情形，一定认为是咱们的增援部队。他部队的士气现在很糟糕，又因为粮草将尽，内外合力作用下，人心不稳。你抓住机会，来一场猛攻，胜利就在眼前。”
叶琛问：“你怎么知道他士气糟糕、粮草将尽？”
刘伯温说：“观察。你看他寨子上的巡逻士兵，站得不直，而且来回走动的次数越来越少。再看他寨子的炊烟，前几天还是一日一升，现在是三日一升，所以我有此断定。”
叶琛惊叹道：“真神人也！”
按照刘伯温的指示，叶琛开始行动，随后又派出一支三千人的精锐，从吴成七总寨的后山摸了上去，双方在约定时间同时发动进攻。
正如刘伯温所料，吴成七的部队防御能力大大下降，叶琛很快就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吴成七寨。在一块树丛中的崖壁里，叶琛发现了吴成七的尸体，死因不明。
这就是灯笼计，刘伯温在元朝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运用他军事智慧的结晶。自此后，他那无穷的智慧全部奉献给了朱元璋。
繁星满天，不如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不如一个太阳。刘伯温的灯笼计虽然出神入化，却不能扭转乾坤，所以不可能为元王朝照耀出一条光明大道来。时光流逝到人类纪年的1357年时，元王朝已如烈日下的冰山，融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担任烈日的是最早向元王朝叫阵的刘福通，刘福通是那个年代革命家中最有责任感的英雄人物。方国珍、张士诚，包括正在鬼鬼祟祟打家劫舍的朱元璋和刘福通那光辉得如金子般的品德一比，简直连土块都不如。
刘福通反元毫无私心，他本是富户，不愁吃穿玩乐，但却和他的战友韩山童抛弃富贵，专心致志地以驱逐蒙古人为使命。
如果从刘福通的自我宣传来看，他和刘伯温还是亲戚。刘福通自称是刘伯温的七世祖、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他的那位战友韩山童则宣称自己是赵佶（宋徽宗）的后人。两个人在黄河岸边造反不久，赵佶这个懦弱无能的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后人，所以韩山童战死，刘福通一人顶着无边的压力和元政府对抗。
他虽然在中原地区攻陷了许多城镇，但因为中原是元王朝重兵所在，所以他的革命生涯可谓上气不接下气。1354年阴历十月，元朝四十万大军在高邮城下不战自溃后，元王朝再也不能集结这样大的兵力，所以各地的革命家们缓了一口气。刘福通也不例外，他度过寒冬，大踏步进入春天，这位高风亮节的英雄把韩山童的小儿子韩林儿立为皇帝，国号“宋”，史称“韩宋帝国”。然后，转守为攻。
当刘伯温在青田专心致志地用灯笼计时，刘福通制定了让元王朝魂不附体的斩首行动。执行斩首行动的部队分为三路：西路军由大将李武率领，攻今陕西地区；东路军由大将毛贵率领，攻今山东地区；北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率领，攻上都。
李武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发，进入陕西后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推进到陕西行省行政首府奉元（今陕西西安）城下。不过在围攻长安一日后，元政府援军赶到，双方就在平原展开激战，李武战败，西路军宣告失败。
毛贵率领的东路军目标是占领山东后北上，然后和北路军夹击大都。按照作战计划，毛贵在海州击溃元王朝的海军，然后乘海路攻下胶州，在扫荡了山东的蒙古人势力后，毛贵并没有等北路军，而是豪气干云地兵锋直指大都，挺进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
大都城如被浇上了热水的蚂蚁窝，元顺帝魂不附体，准备向北逃亡。新任宰相拓跋太平是个头脑冷静的人，认为毛贵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只要拖住他一段时间，他就会不战自退。元顺帝战栗不已，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拓跋太平。拓跋太平集结了当时大都城内所能集结的一切兵力，主动出击柳林村。双方就在柳林村发生激战，毛贵错误地估计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和蒙古军队展开野战。结果，毛贵惊讶地发现，蒙古军队当年横扫地球的气势犹存，但发现时已经晚了，他的军队经不住蒙古骑兵的冲杀，溃败而退回山东。
毛贵退回山东后，重新调整兵力，准备再来一次斩首行动，但很快就出现内讧，毛贵死于内讧中，这支曾和大都擦肩而过的东路军灰飞烟灭。
运气最好的是关先生的北路军，但最莫名其妙的也是这支北路军。按刘福通之前的作战计划，北路军的任务是越过太行山，绕过所有城镇直奔大都，在大都外围和东路军汇合，联合夹击大都。可计划不如变化快，关先生到太行山时，元军已把各个关口堵得水泄不通，关先生进行了几次试探性攻击后，发现不可能完成任务。但他也没有通知刘福通，而是擅自做主，强攻冀宁（今山西太原），冀宁城高墙厚，关先生损失惨重，但他运气好，终于攻陷冀宁。在休息了一个月后，又强攻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顷刻而下，关先生志得意满，一股气荡平了从大同到上都的元军防御据点，推进到上都开平城下，一阵猛烈的攻击后，开平城陷。表面上看，关先生完成了军事任务，但由于他在路上耗费了太多不必要的时间，所以当毛贵在距大都五十公里的柳林村放眼四望时，根本没有看到战友关先生。关先生在上都踌躇满志，因为南下二百八十公里就是元大都。但莫名其妙的是，关先生没有南下，却向东推进，攻陷了辽阳（今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
高丽王国当时是元王朝的卫星国，主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但他们没有和关先生刀枪相见，而是乞灵于阴谋诡计。他们派出大批美女和关先生的军队缠绵，又搬空了国库，把所有珍宝献给关先生。当关先生和他的部队沉浸在这种奢华纵欲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时，高丽王国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早已准备好的特种部队对他们进行了偷袭，接着就是疯狂的屠杀。关先生死在美人窝里，只有一万余人逃出高丽回到中国，但被正在等待他们的蒙古军队一网打尽。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耗尽。刘福通本人在韩宋帝国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郁郁寡欢，元军趁机围攻汴梁，刘福通带着皇帝韩林儿逃跑。至于他以后的结局，将是朱元璋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论述。
韩宋帝国的斩首行动虽然把自己的力量耗尽，但元王朝的根基已被掏空，现在，只需要轻轻一推，元王朝就会轰然倒塌。也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刘伯温向他的好朋友石抹宜孙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
刘伯温用灯笼计剿灭吴成七后，江浙行省对他进行了嘉奖，他被升为从五品的江浙行枢密院出纳文书（行枢密院经历），这是刘伯温在元朝时做的最高的官职。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因为对从前的回忆使他感到压抑。况且，当时北方的局势急剧恶化，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带给刘伯温的冲击不亚于小行星撞地球。
他当时有点万念俱灰的意思，如果非要说有使他心动的事，那也只能是石抹宜孙。
1356年阴历三月，也就是刘伯温刚重出江湖时，方国珍第三次洗心革面，归顺元王朝。刘伯温对方国珍的痛恨深入骨髓，其实他不是痛恨方国珍这个人，他的痛恨是和方国珍类似的人。消灭吴成七后，刘伯温就试探着石抹宜孙，要他对方国珍用兵。刘伯温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国珍现在表面上是为政府出力，但贼心不死，肯定还会反叛，不如现在就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让他将来没有见风使舵的机会。这个提议相当冒险，甚至有被治罪的可能。人人都知道方国珍当时已经是元政府任命的江浙行省副宰相（参知政事）兼行省后勤部部长（海道运粮万户），是政府公职人员，如果真对政府公职人员动武，那罪名可不轻。况且，方国珍当时控制的地盘占了浙东沿海一大部分，海军军舰有千艘，实力已今非昔比。石抹宜孙即使想打方国珍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
听到刘伯温的提议，石抹宜孙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自家人不打自家人，万一出了事，你我人头不保。”刘伯温说：“都包在我身上。”石抹宜孙觉得这事太不靠谱。刘伯温又提了个建议，险些把石抹宜孙的胆子吓破了。刘伯温这个建议是用诗歌的形式提出来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周纲虽云弛，一匡赖齐桓。”
这是一句运用典故的诗，“周纲”是东周的纲常，春秋时期，各路诸侯雄起，东周天子成了受气鬼，龟缩在洛阳城里看着各路诸侯打架。不过，东周天子仍然挂着“天下宗主”的牌子，各路诸侯虽然吹口气就能把它灭了，但谁都不想动手，惹天下人咒骂。“齐桓”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和他的国家称霸时，南方的楚国一直想向中原挺进，但被齐桓公的阵势给吓到了。所以，孔子说：“咱们没有被楚国灭掉，成为披头散发的野人，全是因为齐桓公啊！”
刘伯温的意思是这样的：现在的元王朝就是当年的那个受气鬼、窝囊废，而石抹宜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可以自作主张，明火执仗地摆平各路反政府武装，用武器来维护元王朝这块招牌。也就是说，石抹宜孙你有枪杆子，完全可以自主创业，把元王朝放在一个人人能看得见却不需要它的地方，比如灵堂。
刘伯温的这种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官方的说法叫谋反，政治学家的说法叫分裂主义，曹操的说法是“用天子之名以成己事”。有人会从刘伯温的这句诗中得出牵强的结论，认为刘伯温对元王朝根本就不忠，所以后来才跑去给朱元璋当参谋。这显然是对刘伯温的污蔑，刘伯温没有说让石抹宜孙放弃元朝的皇帝，而是希望石抹宜孙用手中的资源来扶持元王朝。换个说法就是，他希望石抹宜出去开分店。石抹宜孙头脑虽然清晰，却远没有刘伯温那样灵活，所以，他拒绝。其实，石抹宜孙理解错了刘伯温的建议，他以为刘伯温要他单干。他可能也想过，但权衡后发现，单干的利润和他现在给元政府打工的利润几乎相当，给政府打工，那是旱涝保收啊，但单干，可就没谱了。所以，石抹宜孙偷偷把这首诗毁了，但刘伯温却把诗歌留了下来。
多年以后，刘伯温站在青田山上回想往事，仍能想起他给石抹宜孙写的那首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刘伯温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必须要有齐桓公那样的人。但是，现实又一次让他失望，确切地说，是石抹宜孙击碎了他的梦想。
刘伯温和石抹宜孙在处州的合作开头美好，结局却不尽如人意。刘伯温在剿杀吴成七之前回老家招募了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但很能打。当时在处州各处的反政府武装，几乎都是被这支部队消灭的。
最好的军事训练基地是在战场，刘伯温手中有这样一支部队，并且取得了还算辉煌的诸多胜利，可当中央官员来评定功劳时，刘伯温的名字居然没出现在功劳簿上。事情是这样的，南京军区司令员（经略使）李国凤巡视江南，得知刘伯温此次处州剿贼的胜利之后，对刘伯温的才能十分欣赏和推崇，便把刘伯温的功绩上报了朝廷。刘伯温也很希望能够通过李国凤的举荐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为朝廷平定红巾军起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那些当初庇护方国珍的大臣们，在李国凤上承的军功簿上一见到刘伯温的名字就觉得厌烦，哪里还会去嘉奖他的军功，至于授予重要官职那更是不可能的了。诏命下来，最后刘伯温反而被降职录用，让他做文职，不得参与军事。
石抹宜孙认为这是小事，而且对刘伯温受到不公平待遇进行了细致但不合理的分析。首先，刘伯温没有上功劳榜，是因为方国珍在搞小动作。方国珍和刘伯温上辈子有杀父之仇，刘伯温总想搞掉他，方国珍心知肚明，所以就利用金钱和后勤部长的权力明示中央政府，刘伯温是高危分子，将来会破坏团结，能打压就尽量打压。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深信不疑。石抹宜孙就接着分析说：“你现在手里有支很能打的军队，如果再给你戴红花，上光荣榜，你的威信在军队中膨胀，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了。”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想对石抹宜孙说两个字——放屁。元王朝虽然靠砍刀斧子起家，但它慢慢地惧怕起这些东西来。忽必烈还在位的时候，元朝的军力全球无二，可还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禁得最厉害时，十几家人使用一把菜刀。在长江以南，一个村里只有一把菜刀，搞得很多家庭妇女做饭时，只能靠牙齿来“切肉”或者是“切菜”。元顺帝即位后，各地烽火连天，对已经革命的地方他们管不了，所以就对还没有革命的地方进行百倍的严格管制。菜刀不许有，地方政府专门设立部门来为百姓切菜。刘伯温的意思是说，政府都能禁止菜刀，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的部队收回？可他们对我的部队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刘伯温无话可说，叹息一声，说：“老天喊我回家写书去，我是不敢负国，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刘伯温似乎在向朝廷表白，也似乎是在告诉世人：他的离开，并非意味着是对元王朝的背叛，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时候的刘伯温，大概觉得自己的心志和遭遇实在是像极了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元顺帝就是楚怀王。
屈原无比热爱着楚国，无比忠诚于他的国君，可惜楚怀王却听信奸佞的谗言，把屈原流放在汨罗江边上，让屈原受尽精神的折磨，最后带着满腔的幽怨，自沉汨罗而亡。临死前，写了首《离骚》来表明自己的心志。
当然，刘伯温这时候是不会像屈原那样往绝路上走的，但他心中又确实沟壑难平，总想对世人说些什么，就像屈原一样。挠了半天头皮后，他还是决定用文字把心情记下来，于是他仿照《离骚》的格式写了篇长诗，抒发内心的痛苦之情。
《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刘伯温正是这一类精英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在处州三年后的1358年，刘伯温离开处州回到老家青田，跟随他的是他那支能打硬仗的小部队。
刘伯温的眼界只限于南方，他目力所及处只能看到石抹宜孙。如果他能再来次大都之行，路过中原时，他就会看到一位身高七尺、长眉遮住眼睛、左脸上有三根长毛的壮汉。这个人叫察罕帖木儿，武侠迷会告诉你，他就是《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父亲，张无忌的老丈人。
他才是那个时代货真价实的齐桓公，再确切点说，是个如假包换的元王朝的中兴名将。如果不是察罕帖木儿，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差一点就成功了。
察罕帖木儿祖籍北庭（在今新疆）。他的祖上后来到中原做官，所以，察罕帖木儿就成了颍州人，察罕帖木儿自幼受到儒家教育的训练，后来还中了进士，就给自己起了个汉名“李察罕”。1351年，刘福通、韩山童在察罕帖木儿的老家颍州革命，如风卷残云一样，江淮方面全部沦陷。中央政府组织征讨部队，但成效甚微。
如果手边有张地图，打开它，我们就会发现察罕帖木儿所居的沈丘（今安徽临泉），距离刘福通的革命地——颍州仅百里之遥，也就是说，按当时刘福通的军力，必然会把战火蔓延到这里。察罕帖木儿冲冠一怒，脸上的三根毫发坚硬如针。他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开始保家卫国。这支武装部队可怜兮兮的只有几百人，但察罕帖木儿认为它能胜过千军万马，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且对他和他的祖国忠贞不贰。
察罕帖木儿第一次“亮剑”的目标是罗山县（今河南罗山），刘福通有一支红巾军在这里驻守。命运垂青于他，罗山县汉人李思齐忧国忧民，主动找他，把罗山县的防御情况透露给他。察罕帖木儿就用他的几百士兵，里应外合，光复了罗山。他的第一步走得很漂亮，前程似锦，万里无云。
李思齐也是个硬汉，后来他独立于察罕帖木儿，用手中的武装为元王朝延长了寿命。后来他投降了明王朝，当朱元璋派他去劝降跑到北方的元朝英雄人物、察罕帖木儿的养子王保保时，王保保对他以礼相待，但就是不投降。再后来，王保保派骑兵送他出境，即将离境时，骑兵对他说：“主帅有命，请您留下一件东西再走。”李思齐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骑兵说：“你有，而且是两个，就是你的胳膊。”李思齐暗骂了朱元璋十八辈祖宗后，抽出骑兵的刀，手起刀落，一条胳膊便离开了他身体。回去后不久，便因伤势过重而死。
但在罗山城上，欢呼光复时，李思齐和察罕帖木儿一样，认为前程似锦，万里无云，国家在他们的努力下将会恢复青春。
察罕帖木儿收复罗山的消息传到大都后，人心振奋，元政府马上派出使者前去慰问并授予官职。由于当时大都和罗山的交通已被红巾军切断，这名使者曲折辗转，走过各种各样的路，翻过无数狰狞的山，涉过无数险恶的江河，在盗贼的袭击、自身的病痛和绝望的折磨下，终于到达了罗山城下。察罕帖木儿为中央政府的真心实意所感动，接下授命书，流下眼泪，誓言要以生命的代价保卫祖国。
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信奉“先干了再说”的真理。就在接受政府的任命书后，作为一支独立于政府军之外的察罕帖木儿兵团，四处出击，歼灭了红巾军无数支小股部队。他像蚂蚁一样秘密而又不懈地工作，又像蚕吃桑叶一样，持续不断地、小声地吃着红巾军。
1352年，察罕帖木儿的部队扩充到一万人，他光复了沈丘并将其作为根据地，开始改变从前小心翼翼的作风，正式大张旗鼓地和红巾军较量。
对于时势，察罕帖木儿和刘伯温的想法截然不同。刘伯温认为这是灾难，察罕帖木儿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刘伯温想进入体制内来完成保卫祖国的愿望，察罕帖木儿却决定自己动手来完成保卫祖国的愿望。
这是两种不同的做事思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有人全靠自己；有人希望找个已经搭建好的平台，有人自己搭建平台。
察罕帖木儿自己搭建的平台在1355年大显神威。前一年，元朝四十万精锐在高邮城下不战自溃，战局极度恶化，各路革命家纷纷扩张势力范围。1355年阴历十一月，刘福通的赵明远兵团北渡孟津（今河南孟津），攻破覃怀（今河南沁阳），威胁晋、冀。察罕帖木儿出兵阻击，双方在黄河岸边发生激烈的冲杀战，血流成河。最终，赵明远兵团全部被歼。
1355年冬末，之前被征调来对付刘福通的苗人兵团突然在驻地荥阳（今河南荥阳）叛变。察罕帖木儿傍晚得到消息，晚上就带领他的兵团急行军抵达荥阳城下，一抵达即发动进攻，苗人兵团手忙脚乱，荥阳城瞬间而下。
从刘福通的角度来看察罕帖木儿，他是个绝对的劲敌。察罕帖木儿兵团把在战场上失踪多年的蒙古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兵团善于野战、攻城战、防御战和突袭战。特别是察罕帖木儿兵团在战场上锲而不舍的缠斗让刘福通和他的将军们头痛不已。刘福通他们和元王朝的正规军作战，日出接触，日中时胜负已分。但和察罕帖木儿兵团战斗，日出接触，日落时还未分出胜负。刘福通如果不是靠人海战术，早就溃败。察罕帖木儿本人出色的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其兵团所向无敌的主要因素，刘福通深知，如果不把这只拦路虎清除，他的革命大业将备受折磨。
1356年春节刚过，刘福通集结重兵三十万向驻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的察罕帖木儿部发动全面总攻。察罕帖木儿遇到了自起兵保卫祖国以来最大的困难，刘福通几乎是倾巢而来，目的再明确不过，彻底歼灭察部。察罕帖木儿兵团当时只有几万人，而且还算上了收编的苗人兵团。他的参谋们说：“这是一场左右为难的战役，要提起十二分的战斗精神对刘福通，又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防备苗人兵团。”
有人认为应该坚守城池，但察罕帖木儿胆大包天，亲自带领他最精锐的兵团大开城门，冲出城去和刘福通的三十万人硬碰硬。双方一接触，察罕帖木儿兵团以一当十，杀声震天动地，在城墙上观看的苗人兵团个个面无人色，浑身发抖。最终，凭借着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察罕帖木儿兵团渐渐赢得主动，刘福通兵团体力不支，逐渐败下阵来。在溃逃途中，察罕帖木儿兵团苦苦追击，刘福通的三十万大军伤亡殆尽。
因此一战，察罕帖木儿名声远扬，红巾军听到他的大名，马上魂不附体。1356年九月，刘福通三路北伐，察罕帖木儿再次发挥他的兵团快速机动的优势，把刘福通北伐军的西路军打得措手不及，只好原路返回。
1358年春，刘福通的北伐军北路军与察罕帖木儿兵团同时进入战场，双方展开了血流成河的拉锯战。开始时，大家互有胜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察罕帖木儿兵团的顽强毅力发挥出神奇的功效，使得刘福通北伐军的北路军接二连三地遭遇惨败。
1359年，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宣告终结，他和那位小皇帝韩林儿坐困汴梁。一直在密切注视刘福通的察罕帖木儿在本年五月带领他的兵团向汴梁推进，一个月后，清除了汴梁城外围，对汴梁城完成包围。察罕帖木儿兵团百道攻城，喊杀声震荡天地，三个月后，汴梁城终于被攻破，刘福通带着韩林儿和百名贴身侍卫趁乱逃出汴梁城，从此一蹶不振。北方红巾军就此正式退出反元的舞台。
察罕帖木儿的功勋到底卓著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刘福通从1351年革命后，他的兵团就锐不可当，在察罕帖木儿未出现时，整个中原地区都是刘福通的控制区域，江南海运漕运不能通行，南北隔绝。察罕帖木儿消灭了刘福通的有生力量，使南北重新连接起来，海运漕运又能通往京师了。至于南方的方国珍、徐寿辉、张士诚，包括那个在悄无声息中发家致富的朱元璋，在察罕帖木儿眼中不过是一群不成气候的强盗而已。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他必然挥师南下，消灭这群南蛮子易如反掌。
从大都方面的角度看察罕帖木儿，他是一位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良将。但这只限于北方，也就是说，察罕帖木儿的威名还未传到江浙，当然也就不被刘伯温所知晓，既然无法知晓，刘伯温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北中国的齐桓公。
但是，用刘伯温大仙的语境来讲就是，虽然有察罕帖木儿这样的伟大人物，但元王朝的气数已尽，所以老天会千方百计让这样的人物演绎一段悲剧，而绝不可能让他成为喜剧人物。
察罕帖木儿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1362年，察罕帖木儿围攻红巾军在今山东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益都。之前投降他的红巾军将军田丰把他诱到自己的军营中杀掉了，田丰复叛。自此，中原再度陷入混乱，元王朝的局势又转为恶化。
田丰原本是元政府的一名低级公务员，趁着刘福通革命时，浑水摸鱼，渐渐有了自己的军队，后来恐惧察罕帖木儿的巨大实力，所以投降。但在围攻益都时，田丰突然就对部下说：“察罕帖木儿对中央特派员的态度傲慢，我本以为他是周公人物，想不到是曹操第二。如果做曹操，我也能做。”他的部下就煽动说：“那咱们就干掉他，自己当曹操。”
察罕帖木儿是否有当曹操的心，这根本不是问题。田丰所以说那段话，只是想激起部下的斗志，另外还有个原因，围攻益都时，察罕帖木儿的主力并没有上场，死在益都城下的都是田丰的士兵。田丰所以对察罕帖木儿下手，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实力继续受到损伤。
田丰邀请察罕帖木儿视察他的军营，察罕帖木儿一点都不怀疑。虽然有部下提醒他，田丰这样的人反复无常，应该有所防备。察罕帖木儿却说：“我真心待人，将心比心，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手？”
一个人在评价别人时，其实是在照镜子。如果你是好人，镜子里的你自然就是好人。如果你是坏人，镜子里的你自然就是个坏人。一个把别人看得特别复杂的人，自己也不简单；一个把别人看得特别单纯的人，自己也复杂不到哪里去。
察罕帖木儿就是个好人，是个单纯的人，所以他只带了一个护卫，就进了田丰的军营。结果显而易见，察罕帖木儿被杀。察罕帖木儿壮烈那天，山东风云突变，泰山一颤。远在千里之外的大都，皇帝元顺帝突然说：“东南将失一员大将，赶紧派人去通知察罕帖木儿，最近这段时间不要轻举妄动。”结果使者才进山东，就闻听察罕帖木儿已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人是真可以感应的；还告诉我们，元顺帝这人也是个半仙；又告诉我们，元王朝的气数到此真的尽了。
1359年年初，刘伯温走出处州城，他和元王朝缘分到此为止。放眼中国大地，南中国已成为战场，北中国也是硝烟弥漫。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老家青田。
关于他走出处州城的事，有两点补充：第一，石抹宜孙认为大丈夫应能屈能伸，不能因为障碍重重就放弃心中的理想。他的意思是，让刘伯温继续留在处州，可以给他打下手。但刘伯温已对政府失望透顶，发出哀叹：“我不敢负国，但现在的确是无所用力了。”第二，刘伯温走出处州城时，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着一支七百人的小兵团，这是他的心血，他必须要带走。
石抹宜孙最后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在为他践行的酒会上，和他说了一大堆豪言壮语。但刘伯温沉默不语，神情哀伤。就在那天晚上，刘伯温突然想起了去年牺牲的余阙。
余阙是当时安庆（今安徽安庆）的军政长官，在徐寿辉的天完兵团的蚕食下，今安徽南北只剩下安庆这一座孤城。在徐寿辉看来，余阙是他有生以来最讨厌的人之一；而在刘伯温看来，余阙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性格刚直，品行高洁。
余阙和刘伯温是同学，余阙是那年进士名单上的“榜眼”，而众所周知，刘伯温的名次被余阙甩出了几条街去。余阙是唐兀人，祖居河西武威（甘肃武威）。后来老爹到庐州做官，余阙也跟着去了，于是，他后来自称籍贯是庐州。
1333年，余阙中进士，到泗州担任行政长官。由于他刚毅耿介，对贪腐官员下手极狠，所以在泗州时被百姓称为青天大老爷。由于政绩突出，后被调到中央做御史。但这下他倒霉了，在地方他是老大，可在中央，他就是个芝麻。由于不懂谄媚之术，所以，他得罪了官场大家伙，被开除公职。当时有谨小慎微的朋友看到余阙大力发挥御史的功能时，就劝他少说话，避免灾祸。余阙回答，我是不怎么聪明，但也知道得罪官场大家伙的后果，可我天生一根筋，就喜欢跟不公对着干。
如果不是余阙后来被重新起用，那些龟缩着的励志学家就会用余阙做个反面例子，说他不懂得明哲保身。
1353年，余阙担任淮西宣慰副使，守卫安庆。当时，余阙面对的对手是徐寿辉。从徐寿辉的角度来看余阙，余阙是个不可多得的行政管理人才，比如他在安庆选中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命士兵屯田。1355年夏天，大雨冲击屯田，余阙率众加固堤防，秋季就获得大丰收。余阙还不辞辛苦地修筑安庆城防御工事，命令士兵疏浚安庆城的护城壕沟，增高低洼的地势。在外围又环以三道深沟，引长江水注入；四周植高大的木头为栅栏，城上筑起飞楼，使安庆城更加坚不可摧。
从安庆城里那些官员的角度看余阙，余大人是个正义感强大的领导。比如广西苗军后来到安庆支援，在城中抢劫百姓，触犯法律，余阙对苗军士兵从不宽恕，严格按军法办事。
如果从刘伯温的角度来看余阙，那余阙就是一位伟人。多年以后，刘伯温为了纪念余阙牺牲而特意写了首《沁园春》，词曰：
生天地间，人孰不死，死节为难。羡英伟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銮。面折奸贪，指挥风雨，人道先生铁肺肝。平生事，扶危济困，拯弱摧顽。
清名要继文山。使廉懦闻风胆亦寒。想孤城血战，人皆效死，阖门抗节，谁不辛酸。宝剑埋光，星芒失色，露湿旌旗也不干。如公者，黄金难铸，白璧谁完。
“黄金难铸，白璧谁完”是刘伯温对余阙最好的肯定。但在1358年他离开处州回青田老家时，他还从未想过余阙会这么早牺牲。因为一年前，余阙守卫的安庆城多次击退了徐寿辉天完兵团的进攻，安庆城在那时成为不倒的传奇。但就在1357阴历十月，徐寿辉的骁将陈友谅沿江而下，先是奇袭小孤山并将其攻陷，然后直趋安庆城下，并对安庆城完成包围，不分昼夜锲而不舍地猛攻数月。次年一月，安庆城陷，余阙以死殉国。
据民间传说，余阙牺牲时，刘伯温做了个梦。他梦见天突然大开，天开处突然走出一位飘飘有神仙之姿的高大人物来，并对他说：“走，我带你去见识另外一个天。”
刘伯温这时从梦中醒来，烈日炎炎，烽火冲天。他想，另外一个天，应该就是不同于元王朝的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