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勤的话：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才智。
童年辗转四处的动荡经历使张亚勤很难在同一所学校连贯地读书，但客观上也给从小以自学为主的他创造了跳级的机会。日后12岁上大学的伏笔，就此埋下。每一次转到新地方，学校就根据张亚勤的知识水平决定他上哪一个年级。通常是家人把他带到老师面前。老师随手出几道数学、语文题，哪个年级的问题都有，以他能够解答的难度最大的题目为准分配班级。
感谢姥姥和母亲始终坚持不懈的家庭教育，张亚勤的自学反而比体制都被彻底破坏的校园学习效果更好。张亚勤面临的最有难度的一次考试是，一位老师给当时只有9岁的他出了一道五年级的算术方程式。这确实是张亚勤从来没做过的一道题，但母亲曾给他看过五年级的课本。“拍照式记忆”又发挥了作用，沉思之后，他最终还是得出了答案，这也让本来有心试探的老师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亚勤频频跳级，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居然才9岁。同一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得天天上班。于是，照看妹妹的工作也落到了刚刚9岁的小亚勤的身上。已经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张亚勤索性休学，留在家里一边照看妹妹一边开始学习初中的课程。
“文革”后期，长达数年的混乱令整个社会疲惫厌倦，人们开始反思，砸学校、批老师、焚烧书本这些行为也激起大众的反感，理性求知的愿望从人们心底里迸发出来。渴望知识、尊重知识的风气悄然回归。在那个学业荒废已久的年代，突然出了张亚勤这么一个总是辗转求学，却接连跳级的成绩很好的孩子，马上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满城皆知，都说太原出了个“神童”。在当时求知若渴的大氛围下，张亚勤成了被推崇的榜样，毋宁说这个9岁的孩子令人们感受了扑面而来的新时代的微风，变革的希望似乎并不遥远，恰恰就在身边。于是，有学校请他去宣传“经验”，教大家如何快速提高成绩。
“我的法宝就是‘求知欲’：刨根问底，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比如最容易遇到的数学难题，一下课，我就会拿着不懂的问题去问老师。如果老师已经下班，那就追到老师家里去问。”有一天，张亚勤看到数学老师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北京大学编写的有关三角函数的参考资料，这是当时高中的数学课程。一向喜欢钻研的张亚勤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他向老师借这本书回家看。尽管知道他聪明，但老师还是很惊讶：“这个是高中课程，你能看懂？”张亚勤小声说：“试着看看。”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张亚勤兴冲冲地来还书了。
老师问他：“看了？”
“看了，我把里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说着张亚勤把自己的习题本交给老师。老师一边翻看习题本，一边暗自称奇。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都聚拢了过来，有位老师不太相信，当场出了三道难题让张亚勤计算，他真的都做出来了。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星期内学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习题，这让教研室的数学老师们也刮目相看。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张亚勤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得越加明显。11岁那年，他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并且又一次考了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
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但知识青年返城政策还没有出台，高考也没有恢复，初、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沿袭旧的制度，城市里仍旧使用“留城证”，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张亚勤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妹妹出生后，母亲曾经和张亚勤开过这样一个玩笑：“我们家只有一个留城名额，你留还是妹妹留？”
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似乎太过严峻。但是因为已经上了高中，所以抉择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牙牙学语的妹妹，张亚勤的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是妹妹拿那个名额，他对母亲说：“当然给妹妹。”
恰逢此时，1977年山西美术学校招生，尽管这只是一所中专学校，美术天分不错的张亚勤还是想去报考，考上的话，就可以将留城证让给妹妹，而自己也可以继续学习。历经十年断档后初次恢复招生，考察项目比较简单。张亚勤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
但是，连连跳级的神奇少年选择了美术学校，怎么看都是一种志向屈服于现实的妥协，令周围的人唏嘘不已。考虑再三，张亚勤和母亲还是决定放弃。下一步怎么走？从来都是周围孩子学习榜样的张亚勤毕竟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的茫然是实实在在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跳进了他的视野，彻底改变了张亚勤的学习轨迹，这个名字就是—“宁铂”。
1978年，高考恢复，百废待兴。中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同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从这片荒芜已久的人才荒漠里迸发出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岁的少年宁铂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指示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作为天才少年的宁铂成为新时代的符号。
“13岁上大学”的消息在张亚勤这里轰然炸响，令他豁然开朗。
最先把这件事告诉张亚勤的是他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非常关心张亚勤的成长，同样经历过“文革”洗礼的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一个像宁铂一样的少年天才。
那天一大早，老师拿着《光明日报》来到张亚勤家里。张亚勤的母亲看完对宁铂的报道后，马上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有疑虑的：张亚勤年纪小，读高中尚不满一年，去考少年班，实在是太仓促了些。母亲不由得摇摇头。
老师和母亲不寻常的神情，吸引了正在和小朋友下军棋的张亚勤，他也好奇地拿起报纸。一排醒目的黑色粗体字标题令他莫名地一震，认真读完报道后，“宁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这几个词在张亚勤的心里挥之不去。
“应该说就是那个时候，宁铂激发了我最大的潜力。这之前，我只是读书、跳级，一门心思学习，除了一直都希望能够飞到更广阔天地的朦胧梦想外，从来就没有对将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有过明确的定位。那份《光明日报》告诉了我目标在哪里，自己将要去做些什么！以前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大学生活—校园里成排的白杨、宽阔的操场、摆满玻璃器皿的实验室和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这些画面似乎离我并不遥远。”
第二天一起床，张亚勤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时候距离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而11岁的张亚勤刚上高一不久。要考中国科技大学，意味着他要马上进入高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高中的所有课程。
张亚勤要跳级考少年班的事情一传出来，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个高一的孩子6个月后参加高考，这怎么可能？”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按照规定，只有高二应届生才可以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还有两年的课程需要补。好在学校支持他，校长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先考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师资力量强，考上了尖子班才有参加高考的希望。”
当时距离尖子班的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成功升入高二尖子班。若干年后，谈到那一个月的学习，他说：“当时的功课比较简单，所以一个月学完两年的课程还是有可能的。那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差不多学习接近20个小时。所以，动力很重要，我的动力就是高考，就是中国科技大学。”
接下来的高考冲刺阶段的学习是张亚勤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为了顺利考试，张亚勤在老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制订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学习计划，每天科学地安排时间，系统地学习各科知识。除此之外，在上学的路上、课间活动等点滴时间里，他也要见缝插针地背上几个外语单词，做上一道数学题。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再没有了平日里的逍遥自在，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他都是在埋头苦读。
亚勤的话：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的思维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一定要上中国科技大学。”明确的目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鼓舞着张亚勤。年仅11岁的孩子，如此的懂事和刻苦，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每晚10点之后，她便硬性要求亚勤必须马上睡觉。可“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张亚勤心中的火焰。即使躺在床上，他还会闭上眼睛回想一些英语单词、一些解题原理……
这种刻苦经历，在张亚勤此后的生活中屡次出现。无论是读研究生时攻克电路板问题、留学时攻克论文，他都会彻底沉下心去，潜心专注于问题。有一次数学课随堂测验，时间是15分钟。发完卷子，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便开始埋头答题，前面的题目轻车熟路，张亚勤答得很顺当，几分钟就做完了，可是最后一道题他从来没见过，一下子卡住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张亚勤心急如焚，他绞尽脑汁，仍旧没有任何思路。最后，他只能空着这道题交卷。下课后，他仍旧念念不忘那道题，直到放学回家路上，他还在想那道题，快到家的时候他还是没想出来，于是，他又转身跑到数学老师家里，把那道题问了个水落石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已经拥有多项专利，张亚勤依旧对那道没有解出的数学题心有不甘，挫败感记忆犹新：“做数学题就如同上阵杀敌，一道题没做，就相当于跑了一个敌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然而，就算他如此拼命，在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
太原的一些学校甚至挂起了“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等标语。张亚勤看到这样的标语，心里难免有了小骄傲，禁不住有些炫耀地指给母亲看。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表扬他，而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都一样。”
这句话让张亚勤躁动的心一下子就跌落到了冰点。他不明白，一直鼓励他的母亲为什么突然浇他冷水。后来，张亚勤才体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担心我在突如其来的荣誉面前迷失了自己，生怕我小小年纪就背负上盛名的压力，母亲只想让我顺其自然地快乐成长。事实证明，母亲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低调沉稳、踏实内敛是必备的人生态度。”
亚勤的话：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重要100倍—如果判断失误，那么其他能力也都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的沟通能力很强，那就更糟了，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你的错误判断影响别人。
岁月荏苒，转眼30年过去，再回首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有惊无险，张亚勤颇多感慨，而对最后考试成功，他也解释说：“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看并不突出。尽管数学得了高分，最后一道附加题只有我一个人解出来。但那道题是我做过的，我最初见到那道题的时候也解不出来，整整想了两天才解出来，要是让我当场做那道题，我根本不可能做出来。”
回忆起30年前的那次考试，张亚勤说：“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气魄与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而恢复高考则是彻底改变每个普通人以及整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根本性战略。中国的发展需要人才，高考正是遴选人才、进而创造整个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机制。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
一个多世纪以前，梁启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如何培育中国的未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点，就成为一个关乎民族兴废的话题。也正是因此，记录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中国故事》节目选择了张亚勤、柳传志、郭凤莲等十个标志着新时代印记的名字，记述那段凋敝岁月之后的复兴历程。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和特别聪明的孩子在一起。”若干年后，张亚勤这样回忆自己“神童”经历的缘起。在时代提供的宏大背景下，张亚勤创造了自己的传奇。
如果说，张亚勤能够考上少年班，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人会有异议。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动力，那就是榜样的力量。在那个阶段，这种榜样的力量来自宁铂，他几乎是张亚勤当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今天张亚勤回忆起来，说道：“有一个目标、一个启示对人的成长很重要，或者说你不同时期的人生确定了不同的目标，对人生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点上，还要追溯到母亲的教导：那时母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她从精神层面上给了我激励。她常说：‘不管古今中外，处处都有你学习的榜样。’我上中国科技大学时的榜样就是宁铂，我也切身体会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亚勤的榜样观也随之变化了。他说：“人的年龄越大，就越不容易产生偶像感了。不过，我后来也佩服过很多人，比如说我很佩服我留学时的导师，还有一些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