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勤的话：从小一定要养成独立的能力。独立要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缺少独立，就会形成依赖的惯性，没有自主的思考而过分独立，则可能会导向偏执或自负。
1966年，年轻的新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非常年代。
张亚勤对于五岁以前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山西大学附中教书的父亲极少在他身边，“父爱”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连父亲的长相他也没什么印象。年幼的孩子还不知道“五岁丧父”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缺憾，敏感的他却是能隐隐感受到的。看到别的孩子被父亲呵斥，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也不一样。尽管“文革”过后，张亚勤的父亲被平反了，但生命中的缺憾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多年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一对儿女在自己和太太的庇护下快乐健康地长大，张亚勤自己也意识到了一直在心中积蓄的那种父亲情结：“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亚勤与母亲
庆幸的是，张亚勤有一位不同寻常的母亲，这位早年曾留学苏联的母亲坚强勇敢，乐观积极，在风雨飘摇的政治风暴中，在家庭和自身都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压力的时候，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教育儿子。在同龄的孩子还围着父母脚边转的时候，母亲就放手让亚勤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在亚勤因为一点成绩开始骄傲自满的时候，母亲及时提点，鞭策儿子继续努力。她的胸怀和眼光，在亚勤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亚勤后来的跳级、提前参加高考进入少年班，以及出国留学等等，都受益于母亲很早就开始的对他独立和坚韧精神的培养。
从3岁起，寄居在亲戚家的张亚勤就开始学习给母亲写信，这是他和母亲交流的重要方式。最开始信封是别人代写，信是自己写。母亲的回信总是先表扬，然后在末尾把来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到了亚勤5岁，忙于工作的母亲无法照顾儿子，就打算让他上学。“文革”时期的太原很乱，大街上随时都会上演“武斗”，学校风气也不好，于是，他被送回了姥姥家。
5岁的张亚勤在相对安稳的晋南小城—运城开始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在那里，姥姥带着他度过了三年相对平静、安稳、令张亚勤至今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很温暖的日子，而姥姥也是母亲之外对他幼年成长影响最大的人。
“我3岁能识字就是因为姥姥。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有文化的女性，能识字，会算账，这使得她比同龄女性更为开明。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这句话培养了我的学习能力，使我受益终生。”
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开始给小亚勤买大量小人书。最早是姥姥一边陪他看一边给他讲，后来就不再给他讲了，“想看就自己认字，你自己认识字就不用别人给你讲了。”有了看故事的动力，刚刚3岁的张亚勤就开始学认字。很快他就认识了小人书中出现的大部分生字，能自己读懂《水浒》、《西游记》，还把家里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一遍。
这个时候，尽管还没有因为12岁上大学而被冠以“神童”的名头，但张亚勤过目不忘的本事已经让他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拿一份报纸，张亚勤只要看几分钟，基本就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字不差地通篇背出来。张亚勤称之为“拍照式记忆”。因为这页报纸在他脑子里不是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字符或段落，而是像存在脑子里的一幅图像，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按照脑子里的这幅图像“说出”上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才”。
张亚勤9岁时小学毕业，太原市举行了一场演出活动，他被选去说相声。如今，他已经不记得相声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自己当时没花多少工夫就记住了大段的相声台词，当他一句不差、声情并茂地表演完后，台下掌声雷动，观众都被这个9岁的小天才镇住了。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叫“张亚勤”的孩子有过目不忘的天赋。
这一切都源于和姥姥一起度过的那段启蒙期。每当夜色深沉，就是祖孙俩最安逸的时刻。姥姥在灯下做针线，小亚勤把他白天看到的故事讲给姥姥听。一老一小，一动一静，这是亚勤记忆中很温馨的一个场景。不仅如此，姥姥还找来唐诗、小学语文课本等更难一些的内容给他看，每次他都能倒背如流。姥姥的鼓励、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看各种书成了张亚勤更加努力的动力。看到了孙子的潜力，老人又开始加码：“不要跟着学校的课本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学了加减，觉得不够用了，就学乘除，不用管它是几年级的课程！”这种自小培养起来的“自主式”学习方式一直伴随他后来的人生，即使多年以后到了美国，一头撞进高度自由化、自主化的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系，张亚勤很快就完成了自我调整，在这种教学制度下游刃有余，令见过无数天才的美国教授都为之惊诧。
如果说神童们在智力的起跑线上是一样的，那么最终能够到达彼岸的，一定是那些能够驾驭自己超常智慧的真正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