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南昌机场发生的一起特大火灾，烧毁了南昌机场的几乎所有设备，油库、弹药库的爆炸震动了整个南昌城，在民间引起巨大恐慌。南昌机场是由3万民工历时9个月艰难建设起来的新机场，资金来源于“无数海外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没想到还没真正投入使用，就毁于一场大火。大火发生后一周，关于大火引发的原因开始流传。其中流传极广的一个说法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纵火主谋徐培根在投资机场中一再失意、一败涂地，不到一年时间先后投入两三百万元，都血本无归。徐培根的钱是哪里来的呢？是贪污，是挪用公款购买飞机！到1934年5月底，一纸调令下来，徐培根不再担任航空署长。此时不销毁经费的收支账目，贪污行为必定暴露。于是，在新任署长到南昌交接的前夜，他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制造了大火案。
蒋介石听闻是贪污，他也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立即先入为主地相信，是徐培根收取回扣，才有随后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颜面扫地。蒋介石决定，软禁徐培根、罢免调查不力的邓文仪、取缔“文化学会”。
命令下达后，蓝衣社丢掉“文化学会”这个影响广泛的公开机关。此后一两个月，几十个分支机构、多达几千名的“文化学会”会员，纷纷作鸟兽散。他们有的回到书斋，有的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还有的则转身加入了CC系控制下的、他们曾与之为敌的“文化建设协会”……
几十年后，在台湾，晚年邓文仪曾谈到，由于案情重大，当年《密报》文件是他亲自起草、直接呈递的，除他自己外，没有一个密查组成员接近过《密报》。而如果没有《密报》的泄露事件，“大火案”风潮很可能就不会卷起，国民党派系格局也将发生变化。
很久以后，随着一批蒋介石秘密档案在台湾的公开，人们才知道，将《密报》故意泄露给媒体的，就是CC系的头领陈立夫。
在陈立夫浮出水面后，“南昌大火案”也就浮现了一角真相。当年，蓝衣社正得势，而CC系正是抓住当时舆论的风潮，试图将蓝衣社扳倒，甚至直接将徐培根、邓文仪置于死地。
而蒋介石在撤销邓文仪职务之外，立即派遣干员赴美国察访飞机制造商，查清徐培根在任职期间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此时，和邓文仪有多年过节的政学系代表人物杨永泰建议：该“干员”不能是CC团、中统人物。而在杨永泰的建议下，这个“干员”人选，选择了戴笠。
随着“第五次围剿”即将成功，瑞金指日可下的消息，开始成为新的舆论焦点。一度耳熟能详的“南昌机场大火”词汇，终于在街头巷尾稀薄下去了……
南昌和南京，又恢复了平静。大火过后，蓝衣社这个权力大厦，终于缓慢地、不可挽回地开始倾斜倒塌了。
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黄埔同志们中间，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是邓文仪。我们已经看到，邓文仪是蒋的一个“狂热信徒”，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使他到了经常唾沫四溅、胡说八道的程度。在黄埔圈内，他被认为是最疯狂的“清党”鼓吹者，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拥蒋有功，被任命为总司令的侍从室长。他死心塌地，哪怕蒋有时对他不好，他也还总是站在领袖的身后，虔诚地为其主子服务。他积极地在其他黄埔学生中筹款以出版蒋介石的文章，同时起劲地印刷各种“剿共”手册，如《“剿匪”手册》和《“剿匪”主要文献》。
1932年之前，邓文仪在侍从室的位置对于控制反共间谍来说十分关键。戴笠组织的日常报告总是送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这个组由邓文仪控制。1932年后，邓掌握了南昌行营总部调查科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机场纵火案使邓文仪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架正在南昌机场修理的军用飞机着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机场的营地和楼房，烧毁了整个机场，那是蒋介石持续轰炸江西苏维埃的基地。邓文仪的调查科奉命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上海报界的传说是，纵火是航空局的官员干的，目的是掩盖他们贪污国家资金的痕迹。但邓的调查组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于是他们就此向南昌发电，而这份电报被截收后向报界透露了出来。
上海报纸立刻发表了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并指责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掩盖整个机场纵火案的真相。尽管邓文仪本人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们为了控制航空局而制造的阴谋，但他无法向蒋介石证实他的无辜没有太多的纠缠，总司令便下令开除了航空局的官员，解除了邓文仪所有的公职。戴笠马上接管了邓的反间谍角色，把自己的特务处与南昌行营的有关科合并，于是他总算让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规军事供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