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进行政治暗杀的第一个中国革命者是史坚如。作为一个志士，他在1900年10月企图刺杀旗人广东总督德寿。虽然史对自己自杀性的努力并无完整的想法，但其他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主义影响的人在1902年开始宣扬一种关于自杀恐怖主义的理论。烟山专太郎（Kemuyama Sentaro）曾着有《近世无政府主义》（Kinsei Museifushugi），中文版译为《自由血》，一个在早稻田学习的中国学生杨笃生从中获悉了俄国革命志士从事暗杀的情况。结果杨协助湖南学生领袖黄兴建立起第一支暗杀队。在这支暗杀队和其他行刺团体的基础上，“北方暗杀团”于1905年成立。
“北方暗杀团”的成员吴樾在1905年9月企图在北京火车站炸死一个政府改革五人团，该刺杀团因此而著名。结果，吴樾却把自己炸死。但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篇声明，发表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上，题为《天讨》。声明号召“刺杀主义”，文中引用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语录，并以崇敬的口气提到由陈胜领导的反秦专制的农民起义，把他们当做浪漫主义的“侠”或中世纪骑士鼓舞人心的正义榜样。
起初，关于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传统的沿袭。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在广东发生的暗杀孚绮和风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尽管每一事件的起因有所不同，但这些案子多少都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而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醇亲王）的著名事件，使这种潮流达到高潮。
清朝被推翻后，政治暗杀并未终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一案那样，它已不再打着革命的幌子。而且，在这个政治分裂和重组的时期，个人野心无限膨胀，具有“好汉”传统的冒险者们毫不犹豫地在武装人员中挑起头来，他们或给一些人当雇佣军，或者紧跟另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争权夺势者的爪牙。戴笠正是这样一个头目，而且他并非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