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诺林事件是三十年代初上海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甚至到了今天它仍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海莱尔·诺林（Hilaire Nuolens）的真名是雅可夫·儒德涅克（Yakov Rudnik），他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OMS）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FEB）。在妻子塔尼娅·诺林（Tatyana Noulens）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CEEI）与中国共产党（CCP）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CCP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KIM（共产青年国际）、CCP等。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用于FEB、其他军事部门，或OMS的编密码和存盘这类互不相连的活动），或者是开会（FEB和CCP成员的会议、与信使或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人的会议各自有独立分开的地点），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公寓里配有家具和佣人，一旦某个特工人员离开后便立即撤销。去KUTV（东方工人大学）的学生和共产国际的人员，都得经过上海。总之，所有与安置、财经和通讯有关的活动都在诺林的管辖之下。
他持一份偷来的比利时护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吕森（van der Cruyseen）。他在上海有10个不同的住处，8个邮箱，7个电报地址，两个办公室，一家商店和10本储蓄簿，共有储蓄50万元——这在当时是极为巨大的数目，在大萧条时期尤其惊人。
警方首次察觉到诺林的存在，是从一个叫约瑟夫·独克劳（Joseph Ducroux）、化名为色基·拉·富朗（Serge Le Fran）的法国共产国际信使从新加坡经过时被警察逮捕开始的。在他的随身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Hilanoul，Shanghai”）和一个英租界的信箱号码。这个号码是一套复杂的通讯暗号，它后来被发现是由两套电码组成：一套用来与在亚洲的共产国际人员联系，另一套用来与莫斯科和欧洲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系。
与此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索，中国调查人员开始发现共产国际的这个网络。此案始于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关兆南，军统在武汉的审讯人员反复企图让他开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后来南京派了个司法官员说服他给共产党上海支部写信，让他们派信使来与他联系。
上海很快答应，并派遣了一个叫陆独步的人到达武汉，他马上被戴笠的人带走。虽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陆所能告诉他们的关于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内部情况非常少，因为他只负责党的外部联络通讯工作。于是戴笠决定利用他来引诱其他地下人员出笼，并将这个倒霉的共产党人带回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看管。然后特务们让陆照常按照他的接头程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登了记，并给他的哥哥写了一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里。次日，陆独步的哥哥陆海防来到了旅馆，径直去了陆独步的房间，连门都没敲。一推门，陆海防就看见了在椅子里睡着了的特工员，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没有惊醒那个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里由沈醉率领的特务发现了他，便朝着正在下楼梯的陆海防冲去。陆差一点就溜走了。他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在人群里不见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边门旁，当这个共产党员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扑了上去，他拼命挣扎，但沈醉终于给他戴上了手铐。
事实证明逮住陆海防意义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市政警察局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戴笠亲自监督审讯。还没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摆出刑具，陆海防就自愿向军统出卖了他的上级。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产党员中，投降最快的一个。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发现，他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特殊：他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最高领导人的英语翻译。
沈醉后来说，是陆海防向法国警察出卖了诺林。
其实，是上海市政警察在1931年6月15日，在这个苏联间谍的一个位于四川路上的公寓单元里，把他逮捕的。但陆海防的确与特务处的特务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尽管他的妻子咒骂他为“叛徒”。
接着，他又出卖了一名左翼作家联盟的共产党员，那是一个正在演电影《自由神》的女演员、绰号叫“黑牡丹”的年轻女士，曾在杨虎和张群支援下去过德国留学。陆把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上级的情况都供了出来，但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一开始，警察对他们的囚犯什么也发现不了。此人先说自己是瑞士人，叫Germain Xavier alois Beuret，后来又说叫Paul Ruegg。
在这期间，与他被逮捕的妻子的泼辣好斗相反，洛德·诺林保持了一种寡言而不失尊严的态度。开始戴笠不得不向蒋介石坦白他不知道此人是谁，虽然他怀疑此人就是英国人正在寻找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领导人。最后，诺林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武汉受审，被南京的法院判处死刑。后来改成无期徒刑，但诺林夫妇因间谍罪最终只服刑了五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诺林夫妇被释放出狱自找赎金。他们在上海短暂地再现之后又消失了，也许去了苏联。
中国报纸将对诺林的审判称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着迷。当诺林夫妇在1932年7月2日开始绝食时，宋庆龄和杨诠还有沈钧儒都去南京监狱探望这对夫妇，然后给政府写信要求释放他们。一封信上这么说：“要是你们拒绝诺林们（被释放）的要求，迫使他们继续绝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舆论将会认为是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这样屠杀他们便是与德国的纳粹完全一样了。”
虽然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绝食，不过诺林夫妇都不承认有罪。他们坚定的态度，使众人眼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更加完美了：他们在拷打之下甚至不会吐露自己的姓名。
这一形象后来在小说和故事中继续存在，尤其是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作品里。如《红岩》描写了戴笠去世后的秘密特工，描写了共产党囚犯面对审讯“面不改色，心不跳”，双眼射出“冷峻”的目光。
而徐鹏飞（其真实人物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组组长），在小说里被描写成心惊肉跳神经质的样子，以为只有用突然和极其残暴的方法，才能使这个秘密特务头子打乱一个“坚强”的犯人的从容不迫。
徐鹏飞暗自吃了一惊，像突然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那种旁若无人的气派使他感到棘手。他尽力排除涌向心头的杂念，盘算着：“对付这样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掉他那颗镇定的心！”
的确，大多数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迟早会招供。但也许是他们对审讯的经历早有训练和准备，共产党囚犯似乎最擅长的是提供假情报来帮助其他的组织成员躲开。比如，往往一个共产党特工在侦察大队受刑，他会假装透露地方党组织的地址，但这个地址距离真正的地点有一两个路口之差。然后秘密警察就会对这个完全无害的地点发动突击，而那里与真的地点离得那么近，使真地点上的党领导警觉地安全转移到别处，等到秘密警察察觉出上当，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