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察局特别分局曾在一份供内部使用的备忘录里解释，为什么1932年的报纸报道，尤其在报道任何不快事件时，人们经常会用“蓝衣社”一词。1933年8月25日，特别分局认为，尽管无法指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的名字，但有可靠的消息证明，“国民党内最接近蒋介石的部门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它以蓝衣社著称。”
这个团体的人没有使用正式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组织，但以它在组织和行动方面与意大利“黑衫党”的相似之处来看，“蓝衣社”的名称便自然而然地被公众采用了，尽管国民党及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完全不承认它的存在。
1933年夏天，《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蓝衣社敢死队的存在。为此，国民党公关负责人方治亲自来到上海保证说，“所谓的蓝衣党”并不存在，并指责该杂志的出版人海若德·易萨克（Harold Isaacs）是一个故意把公众引入歧途的激进分子。三年以后，1936年5月，《亚洲杂志》发表了一篇维布·伯敦（Wilbur Burton）的题为《中国的秘密结义》的文章，说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红帮”和“青帮”的成员，并说这些帮会与蓝衣社都有密切关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吉否认有蓝衣社这类组织的存在，并要求该刊收回这篇文章。
然而，根据上海警察大量来自于中国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有些人至少是属于力行社卫星组织的成员），复兴社和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一些人经常把自己认作是蓝衣社的人。他们声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致力于加强“蒋介石将军的独裁”，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他们认为：
“蓝衣社”成立于1931年，其目标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党的统治”。它得到蒋介石和他的一些最热诚的支持者们的赞助。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只在国民党内部运作。它的主要目标是制造“在普通军人中的强烈的国民党感情”。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军阀们以及他们对军权的滥用便会被挫败。
根据秘密情报，将要掀起三个运动。第一，“建军运动”。其目的在于对全国的将领们进行监视，并通过在政治训练学院搞军事训练班来使中国的军队“法西斯化”。这个运动也许是对“国民军训运动”的呼应（在关于力行社的叙述里曾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第二，“建党运动”。它致力于驱逐竞争集团，恢复蒋的全面总统权力；同时“为确保该组织的法西斯运动”而把蓝衣社成员送往各级地方党支部。第三，“建财运动”。它将平分土地，为国有企业集资，并“向法西斯运动提供物质援助”。
最后这个“建财运动”也许就是力行社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它遵循孙中山的民生原则，致力于创造一个土地拥有者和开发者的国家。在明确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下，力行社力图重新分配土地，支持农田耕作和生产，并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和出口。这个计划本应以黄埔校友会会员费为基金来执行。1932年夏天，蒋介石下令校友会团体从它的经费里拨出35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南昌行营财务部的65万，用这些钱来为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四省建立一个农民银行。根据计划，土地从“土匪”那里夺回以后，该银行应向回来耕作的农民提供贷款。1933年春蒋介石为此又增加了资金，使总数达到400万。凭着这笔资金再加上财政部的批准，一个国家农民银行成立了，它向信用社提供低息贷款。陈果夫被任命为董事长。
不过，对公众来说，中国农民银行与“蓝衣社”之间是毫无联系的。后者的思想原则从该团体的三大“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的演说和文字中得到阐明。他们反复强调的宗旨是，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民首先应当团结起来，通过消灭共产党来强化国家。等到这个歼灭任务完成后，在农村会有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振兴，从而向中国人民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使之能够集中“民族精神”于惟一的领导和政党上，而后者将指挥人民打击外来侵略者。
在这些文字中隐约可见一个政治纲领，但一个前省级领导人后来模糊地记得它的大致内容：绝对支持蒋介石领导，实行中央集权政府，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平均地权，发展农业，实行经济控制，发展国家资本，加强国防；实行征兵制，严格训练和发展国家军队；在政府中清除官僚腐败，普及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给国家带来和平与社会秩序。在所有这些当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最被强调的要点：全面支持蒋介石和彻底消灭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