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处”在二月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一天晚上的7点召开的，共有25人参加。会议地点设在距明孝陵一里以外，位于中山陵右下坡松林中蒋的小别墅里。除了滕杰以外，还有黄埔一期班的贺衷寒、潘佑强、酆悌、孙常钧、杜心如、桂永清、邓文仪和萧赞育；二期班的葛武启和蔡烃军；三期班的周复、康泽、韩文焕、李一民、黄仲翔、邱开基和骆德荣；四期班的娄绍恺；五期班的干国勋、彭孟辑和易德明；及六期班的戴笠、刘诚之和陈祺。三名筹备处的人员：一期班的胡宗南和曾扩情及四期班的叶维，因为其他任务而没有出席会议。
这些人在一个宽大的长方形的屋子聚会，里面散放着各种沙发和木椅。蒋介石坐在屋子西头的一张中型书桌后面靠墙的一把藤椅上。邓文仪坐在领袖右面茶几边上的一张小沙发里，准备作会议记录。在滕杰将所有人，包括那三个不能出席的人点名之后，蒋介石抬起了眼睛，逐一看着每一个人。停了一会儿，他说：“党国现处于非常危难中，特约你们来谈谈，听取你们各个人的意见，故不采正式会议形式，重在听取你们每个人发表的意见，说话不限时间。”
虽然蒋并没有规定会议程序或发言人顺序，但按照黄埔校友的聚会习惯，通常是班次早和年长的成员先发言。于是，一期班最年长的贺衷寒领头，然后依次是孙常钧、潘佑强、桂永清、杜心如、酆悌和萧赞育。每个人讲了20分钟至半小时的话。在讨论过程中门外没有设警卫，而这是非常罕见的。带枪的戴笠会不时地起身在室内和楼外检查。他显得警惕、认真而镇定。据干国勋回忆，蒋介石坐在那里沉默不语，非常仔细地听着，还不时地用一支蓝铅笔记笔记。偶尔没有听清楚，便会轻声地问一两个问题，好像尽量避免打断发言人的讲话。他显得冷静而耐心，这与他通常对他们的严厉、生硬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差不多是请他们发表意见，让每个人把话说完。
讲话从晚上7点进行到11点。桂永清讲得最长。他刚从德国途经苏联，穿过张家口和北平回到南京。他汇报了欧洲和中国北方对“一·二八”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反映。11点时，蒋站起身说，那些还没有机会发言的人将在次日晚上同一个时间和地点继续发言，便与邓文仪一起离开了。其他人乘来时的原车回南京。在返回的路上，没什么人说话，但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神情。
次日晚上6点，这组人在二廊庙街“筹备处”外面集合坐车去蒋的别墅。戴笠和滕杰坐第一辆车，到达之后，先仔细地检查了房子周围和会议室内部。等蒋介石和邓文仪一到，会议便按程序进行，发言也接着开始。那天晚上邓文仪第一个发言，接着是葛武启、蔡烃军、周复、康泽、李一民和韩文焕。桂永清作了简短的插话，他想把何应钦的一个弟子介绍进来，接着邱开基讲了话。他们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
第三天晚上娄绍恺第一个发言，然后是干国勋、彭孟辑、易德明和戴笠。据干国勋回忆：
戴笠在那三个晚上工作得很辛苦。而其他人除了发言以外都能够静静地坐着休息。他是唯一负责警卫的人。他一刻也没有歇过。他只是在轮到他发言前坐了两分钟。这是他唯一的休息时间。他已经三十出头了，双眉浓重，两眼很大，有一张方嘴。他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装。他站在屋子中间发表他的意见。他的讲话简练而有力。他讲完后谦虚地请领袖和他所有的“老大哥”给予“指教”。
时近午夜，虽然外面一片寂静，装束整洁、戴着眼镜的滕杰站到屋子中间，声音响亮地宣布，在他看来，他们应当加强自己的组织，在领袖的指引下重振革命精神，用从内部消灭异己、在外部抵抗日寇的方式来“死里求生”。他坚信，“我们若能掌握形势，那我们必将成功。”滕杰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不可战胜。在广东，他们仅以几千人马，便能够联合同盟，消灭比他们多达10倍的敌人。他们一不怕向敌人输送大量武器和钱财的英帝国主义者，二不怕在他们中间充当“苏联傀儡”的共产党人，统一了广东，完成了北伐。如今凭着30万人大军，占着几个省份的要地，他们何不能联合盟国、动员友善力量来“剿共”抗日呢？滕杰在对他们的事业表示了极大的信心后宣布，他们一定能够继续孙中山总理未竟的事业，完成革命，建设国家，气壮山河。这是惟一能够安抚孙中山和革命烈士们的亡灵，实现整个民族希望的道路。
在滕杰召唤祖国精神和革命烈士亡灵的慷慨激昂的言词后面，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信息：中国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能够在粉碎内部敌人共产党的同时，赶走日本侵略者。但蒋介石并不想听这个信息。内政已经开始转向对他有利，而且在汪精卫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蒋即将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这个制高点出发，蒋认为他能够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甚至不惜暂时对日本人让步。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政策：安定在先，抵抗在次。而对蒋来说，“戡乱”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确保他最亲近的随从彻底同意执行“安内”政策。
此刻，针对滕杰热情洋溢的讲话，蒋介石先强调了日本人对中华民族带来的极大危险。他言简意赅，直接针对听众，毫无夸夸其谈。他说：
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其陆、海、空均已现代化了。一旦战起，我们官兵在前线，几不能抬头瞄准射击，只有挨打牺牲。牺牲完了，只有后退，退到最后再无可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订，便是亡国灭种。
蒋介石继续说，在满人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犯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暴行，又大兴文字狱，颁布了虐待汉人的各种法律。而日本人在过去的50年里在朝鲜和台湾的暴政比满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不幸自孙中山去世后，“革命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据我对我们自己和敌人的了解，我必须不负我们的总理和烈士们、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蒋介石强调，日本人凭着现代化的军队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人则完全缺乏防御能力。所以，那些成千上万反对他的退让政策、颂扬第十九路军的英雄们在上海的自杀性抗战的中国人，完全是陶醉在个人英雄主义的状态中。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人自愿去前线。而中国此刻正需要“无名英雄”来“实干，硬干，快干，苦干”。
蒋介石对他的弟子们说，他的确有三十万人的军队。假如他惟一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不顾民族危机的更大的历史性后果，那么他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个人的荣誉比起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安全来微不足道。为了自己的声誉而牺牲国家，那便是背叛总理和革命烈士们的英魂，是将危机转嫁给后代。蒋宣称：“我所能做的是忍辱负重。”
（我）决不轻言作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争取准备时间，所谓最后关头与和平绝望时间：就是敌人不顾一切进攻，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亡国不可的时期。
凭着这一席话，蒋介石似乎完全赢得了听众们的心。这些黄埔毕业生被他的真心实意深深感动，他们全都站了起来，表示对这番教导的敬服。那时已是次日凌晨，蒋让他们在早上8点到南京黄埔路的立志社办公室再来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