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