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文典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一直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且行文从不标点,许多人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连好友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有人劝刘,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究其原因,大概是效法陈寅恪。因陈写文章,只用古文,且从不标点。

刘文典好吸鸦片,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而刘文典又吸食鸦片,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便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这位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到磨黑后,刘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便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四个月后,刘文典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课程压力极大,所以便对刘极为恼怒。刘文典回到昆明后,第二年续聘,闻一多坚持不给刘发聘书,刘被解聘。刘文典知道自己被解聘的事后,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当时亦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极力为刘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文典)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到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极为不满。吴宓在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是说:“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云南盛产云土,刘到昆明后便如鱼得水,越发不可自拔。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为人捉刀,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过贺表。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到刘,他没有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