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文典 知遇

胡适和刘文典同岁,他是刘文典的同乡、同僚,亦是刘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刘文典登上学术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适的一臂之力。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适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适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适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适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适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适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适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因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适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适:“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适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适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写:“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胡适几乎对刘文典有求必应,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由于刘文典在北大一直不被重视,刘文典在校勘《淮南子》时,特地请胡适将他已经校勘好的部分篇章,送给校长蔡元培审阅。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尚未付梓,胡适在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便隆重推荐了这本还没有出版的书,为刘文典造势。

刘文典对胡适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章玉政先生从目前可以查询的材料分析,认为这完全是唐的一种道听途说,他认为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刘文典校勘的《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事后,刘颇觉后悔,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适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适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刘文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与胡适的支持与否有关,他校勘《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古籍时,都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便潜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适反对的,他便放弃。胡适对刘文典坚持校勘古籍也极为支持,他曾寻得一本《文选笺证》珍本,送给刘文典。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事后,刘文典写信给胡适,在信中刘感激涕零:“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

胡适不仅为刘文典解决困难,连刘的学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著《边雪鸿泥记》一书,无法出版,刘便请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刘文典回到安庆筹备安徽大学时,安大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的大学考察。为了让廖顺利完成考察,刘文典便写信给胡适,请胡“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

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留学费用不够。刘文典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后,便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他为陈解决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适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文典一家去美国。他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刘文典颇为踌躇,犹豫再三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知此事后,让人转告刘:“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从此,刘文典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朋友胡适之。

解放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适。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的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时,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所以,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云大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刘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轮到他发言时,他神色如常,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但讲话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胡适”这个名字。

据刘文典的一位同事回忆,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刘文典始终保持沉默,不忍对胡适下手。系里组织的批判学习大会,他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时,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