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人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礼拜日”。如此盛况一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五四运动时期，穿长袍马褂的章士钊和西装革履的胡适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可是，有一次，他们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曲，饶有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麽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一日，胡适上课，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有一学生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中见过。”胡适又惊又喜，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其实，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多次从北京来看望，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杨杏佛是胡的学生。在一个大会上，杨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胡适没有发脾气，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
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四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学生不约而同地给他送去了用白话文写的寿联。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丁文江的寿联是：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胡适与梅兰芳、齐如山（电影《梅兰芳》中冯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大陆批判胡适开始之后，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并非真心之论。
胡适听说钱穆时，钱穆还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次胡适到苏州讲演，特地去看望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季羡林曾回忆和胡适共事的日子：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季羡林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