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1年
监狱生活中的强制与束缚迫使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静观事态发展”，服刑12年的马哈拉吉证实了这点。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仅看到世界的一个角落。在结束一天的忙碌工作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看看世界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每当收集到来自外界的消息，曼德拉都要仔细加以研究，力图从中找出南非当局所做所为的自相矛盾，分析黑人解放运动如何才能运用并扩大这些矛盾，从而削弱白人政权的统治基础。
P·W·博塔总统上台伊始就慌忙推行他的计划：一方面，打着改革的幌子，企图消除不断加强的国际制裁，另一方面，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尤其是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统治。从中，曼德拉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阿非里卡人都必须生存。
1978年9月，J·B·沃斯特因贿赂丑闻下台，博塔上台执掌政权，马格诺斯·马兰将军担任国防部长。
随着1975年入侵安哥拉和在纳米比亚战争的升级，南非国防军的规模成倍扩大，到1979年人数已近50万。大量黑人也应征参加作战部队。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实验部的报告，1979年9月22日，南非在其南部海域进行了核试验。
在警察不断捣毁从索韦托到开普敦地区的黑人解放组织的秘密武器库时，1979年5月民族之矛游击队发动新攻势，在黑人城镇袭击警察局，有3名警察被打死。
马兰将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政府不可能坚持与同情游击队的85% 的人口对抗到底，因此，根本的防卫战略不能仅仅靠军事实力，而必须利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
“总体攻势”是政府的新名词，它取代了在此之前所用的“黑色威胁”、“共产主义”、“病态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的蹩脚定义。
博塔——马兰战略旨在维护白人统治，它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通过给予一定的地位让黑人中产阶级接受这种制度，这一目标得到大企业的支持。被夸张的所谓“变革”，内容包括：关心一些黑人城镇，对黑人商人放宽限制，向黑人资产阶级开放一些旅馆、饭店和影剧院。教育设施特别是技术设施有一定改善，但是由于各种族间实际教育开支差距依然很大，其效用被大大削弱。据官方资料，1978—1979年度，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经费达621兰特，而花在黑人学生身上的仅有72兰特。
当然，政府也准备给予租住城镇房屋的黑人99年的租期。然而，如果租用人失业或违犯法律，则租约失效。仅在索韦托就有2.5万个家庭正等着租住房。
就象一位美国记者所理解的那样，谓之“变革”，意在促进富裕的城市黑人与贫困乡村黑人之间的分化，以便有助于反对“从事推翻白人统治活动的黑人联合阵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这个公开宣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而言，“阶级”已逐渐取代“种族”成为种族隔离的首要特征。
作为新宣传运动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果然被披上一层伪装：土著事务部被称为“多元关系部”而后又改成“合作与发展部”。新部长皮特·库恩霍夫1979年6月在美国曾说，种族隔离“正在逐渐消失或已经死亡”。博塔总理很快予以严厉反驳，他声称他更喜欢用“好睦邻”而不是用“种族隔离”这样的词。
黑人发言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珀西·科布扎(1977年当《世界》报被取缔时，他也被监禁)作为《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这样评论的——如果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则必须安排紧急葬礼，因为“尸体仍在，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恩塔托·莫特拉纳先生说他无法相信黑人的斗争会因为这种“信任骗局”而减弱。西方出版物的大字标题对南非政府毫无安慰之意：南非的恶梦提前；南非时机已逝；比勒陀利亚无望得救；通行证制度和对南非黑人一如既往的剥夺。
政府的上述政策，目的是促进城市黑人分化成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其核心是把黑人贫民从被宣布为“白人区”的南非87% 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按契约充当短期劳工时除外。自从种族隔离实施以来，被强行安置在10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有200万。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比喻说他们“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被扔掉”。1979年，政府根据两项新法律，又要将数百万人赶出白人区。
白人妇女的黑绶带组织，16年来一直帮助深陷通行证法羁绊当中的非洲人，从前她们未曾感到如此愤怒，从未有过“大难临头”的意识。她们警告说，愤怒不会仅限于黑人家园，“人们不会坐视自己的子女饥饿而死，他们将留在城镇，而且当他们被从非法居住的地方赶走时，他们的怒气就会火上加油，对获准居住在城镇的非洲人不满，对那些作出许多允诺，但却从未兑现的人不满”。
黑绶带组织在自己的期刊中对工商界提出警告。它指出，在“总体战略”中，“政府与大企业公开结盟”，正在对成千上万的人带来灾难，结果只会引起黑白种族间的政治对抗，这种对抗愈来愈不可挽回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兰德每日邮报》的编辑阿利斯特·斯帕克斯也提出同样的警告。在1979年9月他这样写道：“越来越多的黑人，特别是年轻的黑人，已开始将种族隔离制度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并将为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视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索韦托惨案后出现了4年的经济衰退。但随着黄金价格的飞涨，南非取得迅速发展，走向繁荣。黄金收入空前增长，超过1978年总额的40% 以上，大大抵消了石油和武器价格的上涨。对偶尔来南非的白人观察家来说，这个国家看上去繁荣稳定。但是，在著名的南非英美公司里，40万黑人矿工的工资却越来越少，不及白人矿工收入的五分之一，并且在黄金价格上涨到每盎司400美元时，他们提出的圣诞节补助金的要求遭到了拒绝。曼德拉称金矿为“最可恶的剥削制度”。
从全国看，黑人失业者占四分之一，并继续在增长。这意味着等待就业的黑人工人接近200万，其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校毕业生流入社会。而在白人那里，却有成千上万个工作空搁着，白人移民受到总统欢迎并称赞他们成为南非公民，保证他们及其后代享有“和平、幸福与繁荣”。
图图大主教评论说：“在1976年，愤怒来自人们的头脑。现在，它来自人们的胸膛，并且更加严重了。”
索韦托“教师行动委员会”主席说：“火药已备，就差火源。”
罗得西亚发生的事件一直为其以南地区的白人和黑人所关注。1979年，由于经济、外交上的压力，游击战争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由于前线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的支持，以及亨利·基辛格推动下南非政府的勉强合作，英国召集了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会上冲突各方聚集一堂，并一致同意停火。经过7年的武装斗争，津巴布韦获得独立，罗伯特·穆加贝任总理。几年前还发誓说在他任期内不可能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伊恩·史密斯现在却声称“和我们的敌人在一起生活和劳动，从来就不是一个难题”。
对南非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在白人政府公开承认北方明显的基本事实之前，难道还要制造更多的生命和人类资源的可怕损失吗？
在国外流亡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并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奥利费·坦博公布了罗本岛监狱政治犯的一封信。它是曼德拉签发的；由马哈拉吉起草，后被偷带出狱：
枪杆子在我们的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黑人对白人殖民主义侵略的反抗就是被枪杆子镇压下去的。我们从白人统治下争取解放的斗争也是被暴力制止的……自从1976年暴动以来死伤人员总数远远超过以前历次惨案中伤亡者的总数。
前途何在？对于我们的统治者，我们不能抱有任何期望。他们所做的只是命令士兵挥舞刀枪，他们的兴趣只在动动手指扣动扳机。模棱两可的许诺、种族隔离机器的修补、宪法改革的骗局、大搜捕与监禁，一道道花样不断翻新，其用意在于削弱以致阻止我们黑人的团结，分化革新势力——他们仍会沿着这条老路顽固地走下去。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重视人民群众的结论。
人民的结论是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失败了。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继续号召“黑人联合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现在不是奢谈分裂和不团结的时候。在所有层次和所有方面，我们的队伍都必须紧密团结，消除差别，以达到唯一的目标——彻底粉碎种族隔离和种族统治。”他们自信地宣布“世界站在我们一边……胜利是必然的。”
作为一位领袖，曼德拉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决心在持不同意见者之间寻找共同点。他认为，那是克服分裂主义的关键，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日常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罗本岛，据“团结运动”成员菲基利·班姆说，曼德拉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总是乐于倾听，不急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更不轻易评价别人的见解，除非他确信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一些青年人和思想教条的人批评他，认为他对监狱看守的礼貌是温和或“软弱”的表现。班姆说，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曼德拉对待狱吏一向很严肃，他总是充满自信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根本不需要吹捧和奉承。与西苏鲁一样，他仍然是最受尊敬、实际上也最受信赖的领袖。
关于国内黑人的团结问题，黑人觉醒运动的拥护者和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加查·布特莱齐酋长——亦是祖鲁民族主义运动因卡塔的首领，在相互指责；争论波及国外，其中尤以布特莱齐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他也用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的颜色，并宣称领导着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但是因卡塔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迹象。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群众”中的声望因开展一系列新活动而提高：1980年初，“民族之矛”游击队首次袭击一个白人警察局，烧毁了约翰内斯堡附近几个戒备森严的加油站。在比勒陀利亚城郊，自从1976年6月后就一直流亡国外的3名“民族之矛”游击队的青年战士，在一家银行劫持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冲进银行时，他们3人以及两名妇女人质全被枪杀。在索韦托，约有2万群众拥上街头，前往墓地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大多数黑人在得知他们的壮举后，都称赞他们是“英雄，不顾一切去促进变革的勇士”。
要求实行和平变革的舆论压力，不仅来自英文报纸，而且来自颇有影响的两家阿非里卡人国民党报纸。《祖国》报的编辑提醒政府必须能够既与激进的又与传统的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他承认“他们越激进，就越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形象》报称黑人领导人“不仅仅是宣传者和煽动者，他们正在为黑人的权利而斗争，就和阿非里卡人曾经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一样”——早在10年前曼德拉及其同志在他们的请愿书中就提到这样的论点。20年前曼德拉提出的召开全国大会的号召，现在已得到了广泛响应。1980年5月9日，一面写有“释放曼德拉！”标语的旗帜，宣布由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发起的“释放曼德拉”运动开始了。
黑人社区的领导人坚持主张，在他们参加全国大会之前，所有在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必须获释，流亡人员准许回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黑人组织的禁令必须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也必须废除。《星期日邮报》的编辑珀西·科布扎评论说：“我们认为政府目前实行的‘爱丽斯奇遇’式的政策正令人讨厌地逐步将我们引到危机之中。”
随着运动的发展，接下来一周的《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头条都是“给我父亲自由”；同时还刊登了津姬和她的外甥女扎基韦及温妮·曼德拉振臂呼喊“权力！”的照片，并附有介绍曼德拉生活情况的短文。
在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前夕，白人学生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大礼堂里组织一次聚会。黑绶带组织的领导人希拉·邓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放弃权位的民族呢？”科布扎向白人政府阐释了自己的见解：“政府应该采取的显而易见的可靠行动，将是释放曼德拉。”
津姬·曼德拉对参加聚会的群众说：“我不是作为一个要求释放父亲的女儿而加入你们当中的。我是作为从没有体验过正常生活滋味的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员而参加进来的。”她列举许多人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事例。她的同代人目睹了对人民实行压迫的种种重大罪行。童年时的见闻，无非是大搜捕接踵而至，父母亲被拘禁，当他们陷身牢狱之中，警察就肆意地在他们家中搜查。
随时间的流逝，我们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日益明显。当看到父母兄弟姐妹遭受审判时，我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正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有权随时将他们从自己亲人的身边逮走的人手中。可想而知，就个人而言，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黑人孩子都要多，我经历了无数恐怖的折磨。我看到我父母牺牲了所有物质利益，为正义、荣誉和人类尊严而奋斗。我知道，他们为事业放弃了一切。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亲也在这样做。他们在为自由而奋斗。但我也看到，他们甘愿牺牲要换取的自由却远远没有实现……我目睹了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奋发向前的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容忍时，我看到了索韦托愤怒火山的总爆发。
她接着说，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在她父亲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曾向政府提出过种种解决难题的方案，并表示：除非白人统治者听取他的意见，不然，暴力反抗将以一切可以采取的形式而逐步升级。津姬最后指出：“正因为如此，呼吁释放曼德拉还表明，除不可避免的血腥大屠杀外，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1980年3月23日，在索韦托里贾纳·芒迪天主教堂，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他们响应莫特拉纳的号召，呼吁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曾因直言而被吊销出国护照的图图大主教，代表南非教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星期日邮报》拟定的“释放曼德拉”请愿书上签字。南非教会理事会表示：“如果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所受的无辜的牺牲与折磨，条件只有一个，即给予曼德拉和其他或被监禁或流亡国外的黑人领导人参与重建统一的南非社会的权力。”
因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成千上万。(其中还有温妮·曼德拉)，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上支持。1980年6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因只有如此，才能开始“有意义的事关国家前途的谈判”。
随着穆加贝在津巴布韦的胜利，阿非里卡人民族主义的报刊也曾呼吁召开全国大会，推动了“释放曼德拉”运动，如今它们却声称该运动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但保守的工商界却有人坚决地指出：南非基金会为改善南非在国际上的形象做出了努力。其中一位高级研究人员认为，曼德拉的释放将会成为“南非政府实现种族和解的决心与象征”。
在1980年4月15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南非警察与监狱部长严厉地指责所有参加要求“释放曼德拉”运动的人们。他引用3月12日《开普敦时报》社论所说的，随着罗得西亚战争及其黑人政府选举的结束，“罗得西亚的错误留下的教训是明显的。释放曼德拉将是一个极好的起点……”
“如果这不是南非社会中令人讨厌的事件，”部长说，“那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种要求恰好是由南非几乎所有的英文报纸提出的，但这仍是老一套。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不是什么新东西……”接着他展示了他认为是有关曼德拉经历的真实材料，其中声称，曼德拉持由苏联克格勃提供的证件到过非洲各地，并且还访问铁幕后的国家，以协调破坏和恐怖主义的活动(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竟将英国划入“铁幕后的国家”之列)。他用同样的语调肯定地说，曼德拉“在他走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就象他作为一个顽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一样”。
简而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当持不同意见的阿非里卡人学生就政府宣布不会释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而起哄、斥责时，总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决了曼德拉，他必须终身服刑。
国家安全局前首脑范登·伯格将军却提出了独特的抗议，他曾在政府中失宠。他说，曼德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是“主张黑人民族主义，和阿非里卡人坚持阿非里卡民族主义一样”。
到5月底，形势已经明朗：政府完全抛弃了和平谈判的机会。阿非里卡民族会孤注一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凭借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在黑人革命面前他们继续选择了对抗。冲突有延续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
释放曼德拉运动主张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能够了解到它的进展。16年来他们为获取外界消息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80年5月13日，监狱部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政治犯们可以阅读一份英文日报和一份阿非里卡文报纸；他们可以用自己在菜园劳动挣来的钱，从监狱的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卫生纸。做苦力的日子已经结束，至少对特殊区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来说是这样。
每次探望曼德拉回来，温妮·曼德拉都要谈到他的“感人精神”，“我们的总理在度假”。她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刊物上关于他蹒跚迈步、老态龙钟的那些杜撰。他仍然象被捕时那样硬朗、乐观。”接着她又补充说，曼德拉还比过去更充满信心。
关于她自己，她对阿利斯特·斯帕克斯这样说道：“我渴望这样的探望，但是返程令人害怕。我感到很寂寞。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离岛归来的。对此，我并不怀疑。然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流逝了。纳尔逊现在已63岁了，但我仍象个年轻姑娘那样，憧憬着新婚生活。”
不久，温妮又接到她被放逐至布兰德福特为期5年的新禁令。大约3年前，1979年5月，当津姬离开她回约翰内斯堡不久后，她给一位在伦敦的朋友写信说：
当然可能发生奇迹，当我不再是“非法”者(如果我曾经是的话)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感谢上帝。当我正思念亲爱的朋友们并估量我的处境时，流放生活中常常这样，是上帝将你的信送到了我手中。在过去的两年中，因有津姬作伴，痛苦的刺激有所减轻；如今她要去准备考试了，她与海伦在一起。
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我的小“西伯利亚”意味什么。漫长而空寂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无论我怎样试着努力学习，都感到枯燥无味。寂寞令人难以忍受。那些火柴盒式的灰色棚屋显得很凄凉，毫无生气地看着我，就象它们的主人那样，令人感到寒伧、失意。在酒吧，他们从开门喝到晚8点钟停业，直到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孩子们放学归来在家找不到食物充饥时，便会立即加入他们父母亲的行列。
他们甚至没有成为这个贫民窟居民的“荣幸”，他们原是被那些肥胖的农场主赶出来的零散劳工。对一些幸运的黑人母亲而言，最高工资每月也只有5兰特。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夜间搜捕和葬礼。
流放听起来很可怕，然而也能给人清静。每时每刻都令人想到，只有黑人才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受害者；这又使人心神紧张。毫不怀疑，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事业多么神圣，但我们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不管我们的贡献如何微小，没有比投身这一事业更伟大的了。
在那3年中，正象国内外一些记者所了解到的，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完全改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采访她，谈论新禁令的影响。她从不自哀自怜，只有欢乐响亮的笑声，特别是当她谈到普林斯卢的献身精神时：一天晚上，她9时30分出去倒洗澡水时，他仍呆在那儿，从车中监视着她。她说过，在这个城镇的白人社会中，有3个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数人则视她为“某种可怕的威胁——阿非里卡人对自己灭亡的恐惧”。同时是旅馆和酒店主人的市长，对一位记者坦白说，“是的，当她刚到这儿时，人们都不高兴，但我们已经习惯和她相处了。我们现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来这儿买东西：香槟、新加诺酒，诸如此类的小物品。我和她说过话，她很有教养。”
她开始逐渐被她的邻居们接受，生活发生了变化，以致她可以这样说，“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爱护。我到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唤醒了他们，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非洲人国民大会会高兴的，我没有必要演说或高喊。”孩子们振臂呼喊“权力！”欢迎她。当看到温妮·曼德拉在邮局当着白人的面使用他们的公用电话时，广大黑人也跟着这样做。1981年，面包工人和清洁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罢工。在布兰德福特，这些都是巨大的政治突破。
温妮创办了托儿所，为儿童准备午餐，为老年人提供热汤，还办起诊所和使妇女通过出售学生制服而赚钱的缝纫组——这都是西方国家使馆援助的。既然温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来这里会见她。
几年来，她在干旱的住地为营建绿洲付出了艰苦努力，效果很为显著。她的花园满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生机盎然。她的邻居受到鼓舞，靠南非基督教会提供菜种，也跟着她学种起蔬菜、花草来。
她住的房子一直没有洗澡间，但安装了一个喷头，朋友们送来一台冰箱和电池电视机，还有许多书、精制的非洲壶和邻居送给的几片漂亮的绣花彩布。现在来访的人可以进屋，并坐在诊所边的柳树下喝茶。
在1981年初《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温妮，获悉了她对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看法。她说，美国政府继续充当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庇护者，甚至是支持者，美国总统也摆出一副“不需要黑人朋友”的姿态。温妮指出，南非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剧黑人的不满情绪，以致于暴力革命现在已“不可避免”。她严厉批评西方投资商，斥责他们在南非参与对黑人工人的剥削与奴役。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20年来，温妮·曼德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资格成长为一名领袖。她变得很漂亮。当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女儿泽妮说：“我想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孩子们的确使她快乐而且不得空闲，当他们玩耍时，你会发现她眼睛闪光。”她有四个孙子女：泽妮夫妇的两个女儿(扎基韦生于1977年、扎马斯瓦吉生于1978年)和一个儿子(津赫莱生于1980年)；津姬的小女儿佐莱卡，生于1980年，她的父亲是约翰内斯·奥帕·塞卡马拉。温妮生活在布兰德福特的艰难时期奥帕给了她极大帮助，甚至在与津姬的关系破裂后，他仍象兄弟一样对待津姬和泽妮。津姬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宗德瓦。
与此同时，温妮坚持学习社会学，偶尔还获准参观南非大学，该学校位于比勒陀利亚城外，温妮的丈夫和其他政治犯曾经也在此地学习过。
有人问泽妮：“你母亲从没有情绪沮丧过？”她回答说：“如果她有过沮丧的时候，她也藏而不露。”奥利弗·坦博一次谈起曼德拉时也说过，他从没有发现纳尔逊·曼德拉沮丧过。当身体不舒服时，曼德拉仅在信中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比如他在1979年9月给温妮的信中就这样写过：“8月16日我去找整形外科医生，他给我那令人不安的右脚跟进行检查。”
接着他描述了去开普敦看外科医生的旅程：
海水汹涌，尽管我站在甲板上的隐蔽处，仍看到象下雨一般。船不停地颠簸，船头劈开一个又一个浪头。在从罗本岛到开普敦的途中，象一群恶魔在横冲直撞，当船在颠簸摇晃时，那情景看起来如同无数铁块在崩落。在几步开外我看到一条救生带。在我距救生带之间有五名警官，其中两名年轻得象孩子。我心中想：如果出事，船要沉没，我将在这世间犯下最后一宗罪行，到地狱后再低头谢罪。我要跑过去冲开他们，第一个系上救生带。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遇险。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7199票的支持鼓舞了孩子们和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对你来说，那更加振奋人心，它会变蹩脚的小棚屋为楼房，使窄小的房间变成象温莎别墅厅堂一样宽敝的大室。我要让我们的所有支持者都知道，我没有期望得到过100张选票，更不要说7199票，竞争对手是一位英国公主和令人尊敬的英国改革家杰克·琼斯先生。
他希望温妮能在1980年8月代表他去德里——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但南非政府拒绝给她签发护照。曼德拉计划提交印度方面的声明遭监狱当局拒绝，但后来还是被私带出岛，由奥利弗·坦博宣读了这个声明。
回忆起约翰内斯堡的学生时代，第一次阅读尼赫鲁的《印度的统一》一书之后，曼德拉谈论青年联盟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是，根据经验，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我们得出了新的看法。当眼界放宽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些青年人观点的不妥之处。
时间教育了我们，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有它特殊的优点，但却是一个不可信的朋友和惹麻烦的历史家。它使我们盲目地面对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歪曲真理，特别是当它涉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象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接着说，圣雄甘地对印度和南非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圣雄创立并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对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给予高度评价。她在50年代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曾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予以声援。
声明接着说：
对共同遭遇的理解，虽然这种遭遇的程度令人生畏，但它唤醒了我们人类的整体意识，并且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世界责任。它有助于我们增强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他援引尼赫鲁的话：“在一个充满冲突、敌意和暴力的世界中，更有必要在一切时候对人类命运保持信心。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则现在的苦难便无关紧要，我们会无愧于为之奋斗的未来。”)
基于这种认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坚定不移地奋勇向前。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雄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