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
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他的副手是毛尔雅·卡恰利亚。后者的父亲曾是1907年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访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在城镇里走家串户，讲解他们的计划，有时一讲就是一夜。他的任务是鼓起人们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有时奥利弗·坦博和他一同出访。和往常一样，在小城镇和专为白人建立的村庄里，黑人总会遇到麻烦。唯一乘得上的火车也许深夜才能到达，没有供黑人使用的旅馆和出租车。城镇黑人人家也没有电话。这就意味着要走好几英里才能抵达目的地，敲开看来象可靠人家的门。有时他们受到热情的陌生人的欢迎，也有时被胆小的人拒之门外。
实际上莫罗卡博士放弃了在塔巴·恩丘的繁忙事务，此时西苏鲁在约翰内斯堡的非国大总部承担着主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们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国大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实现非洲人的合法要求。而政府从未理睬过合作的要求，多年来却不断加剧镇压，致使如今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对非国大来说，保持沉默就是背叛自己的使命。那些加剧紧张局势的法律当中包括通行证法、集团住区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法。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大会将在4月6日举行示威，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出来的是干巴巴的回答。他指责西苏鲁不去与土著事务部部长进行交涉，并对他代表非国大讲话提出质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无差异的说法自相矛盾，“特别是当考虑到这些区别是永久性的，而且不是人为的。”政府无意取消那些法律，因无论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是压迫性和卑劣的。它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动乱，并会“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没有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当渠道”。他们又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物学”，而在于“公民权”。“只要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恰恰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正在为获取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发动群众运动。“我们愿意强调声明：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什么动乱，即使发生，也不会是我们所为。”
4月6日，当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登陆300周年时，非洲人也聚集到各个中心：在东开普，数万人聚集在一起为自由祈祷；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面对着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我们头脑中、身体中和心灵中的全部力量聚集在一起，一定要让我们的恶劣生活环境不再持续。他号召组成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曼德拉和卡恰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开始招募志愿者。曼德拉在服装工人工会礼堂对大约2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出主意。他指出：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暴。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绝不能还手。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绝不能乱吵乱闹或出现任何酗酒现象。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并且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说，曼德拉与志愿者们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友情，他自己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
曼德拉来到开普敦。一个对这个国家种族歧视现象早已熟视无睹的南非白人是这样描绘他：“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去盯着马路的另一边看，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雄姿。他仪表堂堂。不光是黑人，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也都转过身去崇敬地望着他。”
在德班的一个“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人发表演说。不仅是非洲人，印度人也在誓言上签名。曼德拉发表了对他个人亦有重大意义的声明：“我们能够说，这个国家的非欧洲人民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非国大的纳塔尔主席是卢图利酋长。他较晚担任大会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尔博士全身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意义深远的历史新篇章将在这里揭开。印度人特别为他们加入到非洲人的自由歌声中这一新经历而感动。这些歌声伴随着每一名前来的志愿者。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为是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为依据列出500名男女名单。这样，这些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就成了非法行为。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召集起群众集合以示抗议，但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的周年纪念日。运动就从这一天开始。在冬天的早晨，一群斗志旺盛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去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马伊布耶！阿非利加！”他们欢呼着前进，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遭到严阵以待警察们的逮捕。他们被带到车站的另一侧，令他们高兴的是还要通过一座“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一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这群人中的领头人被判30天徒刑，其余的人被判15天的监禁。
在750英里以外的德兰士瓦，一位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和西苏鲁一道带领着52名蔑视运动参加者进入了一块非当地居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遭到逮捕。
这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须有特别准许才可外出。他本想躲避逮捕以继续组织群众，但是这时他发现自己也被警察抓住。警察已经逮走了志愿人员，志愿者高唱着他们自己的国歌登上警察捕人的车，被送往监狱。
这是曼德拉的第一次入狱经历。他后来描绘道：
我们被塞进操场，其中有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人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象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们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位受伤的人，要求予以治疗。得到的粗暴回答是让我们明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位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曼德拉获释后，他看到这场运动象“野火般”地传播开来。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隔离制度。老一辈蔑视运动的参加者们回忆起早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他们的目标只是证明他们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抱着发动一场根本性变革的期望面对着白人当局，精神倍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象征。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哭泣。他们夺走了它，他们夺走了它，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当沃尔特·西苏鲁被带上法庭时，他为在7月参加蔑视运动的1500人辩护说：“只要我在我的人民当中享有威望，只要在我身上还有一点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会抱定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南非非洲人自由的信念，勇敢地战斗。”他是那些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星期也不肯交罚金人们中的一个。
7月30日，警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住房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恰利亚以及其他30人，指控他们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此案虽然停审，但警察的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参加运动的热情。到了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监狱。
同时，卢图利酋长收到一项最后通谍：或者退出非国大，或者放弃祖鲁格劳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的答复则是到非国大大会上发表演说。在那里，他听到人们对他的热烈欢呼声。
4个月后，运动的最后一幕将要开始：发出全体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的号召。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它不会轻易认输，只有继续增加巨大的压力才能实现这一步。非洲人已经行动起来，只有一种办法能使他们放弃行动：这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个白人警察向两个据称偷了一罐油漆并拒捕的非洲人开枪。随后的一场混战中，这个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溜之大吉。留下一群愤怒的群众，他们向火车站发动攻击，开始了一场暴乱。7个非洲人和4个欧洲人(无1人是警察)被打死，27人受伤。
西苏鲁立即赶到现场调查。非国大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然而政府的反应却是将警察的镇压行为进一步升级，在整个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举行抗议罢工后，雇主竟解雇了上千名工人。在金伯利和东伦敦还发生了暴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更多的人受了伤。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就打。他们先看到了一位跑来救护受伤者的修女和一位保险业业务员，两者均被打死。
政府一再拒绝按非国大多次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且将混乱的罪责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一作法使人们更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奸细蓄意煽动的，用以借口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术界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把抵抗运动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由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运动还在继续进行着。10月份的被捕人数已达2354人。志愿者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了来自国外的赞誉。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现状。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国大及其同盟者来说，无疑是新的鼓舞和鞭策。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刚来到这里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有教养的人以平等权利”，而只有很少数白人参加了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遭到监禁。
政府对52名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的终身禁令，使蔑视运动停止了。在征召的1万名志愿者当中有8577人做出响应，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被废除。事实上，政府还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在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漏洞，并且缺少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受到了政治洗礼。非洲人国民大会估计其成员人数从7千人猛增到10万人。
11月末，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及其他领导人被送上法庭。政府附带提出的指控为蔑视运动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预兆。这一说法被一位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所否定。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欢乐和悲哀的典型表达方式。随后的判决给政府舆论宣传以莫大的打击：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这“与人们所熟知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他们曾设想过一系列的行动，从“公开拒不守法”到类似“叛国罪”那样的行为。然而法官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不断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们只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再犯同样的罪行。
曼德拉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以代替刚刚被宣布禁令的J·B·马克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人们对他的领导抱有极大的期望。他的朋友坦博注意到，他并不是雄心勃勃想当什么官，而是克己奉公，只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员。但他却具有群众领袖的天赋，能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他称颂那些为蔑视运动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职业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荒疏了业务的专业人员。蔑视运动已经向人们表明人民大众怎样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它还为人们表达对政府的愤怒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它激励和唤醒了人民，把他们从“被征服、被奴役的顺民改造成一个勇于战斗、毫不妥协、同心协力的集体。”
事后他曾指出：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产生了民主人士大会(一个激进白人组织)，也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而它对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开始谈论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再继续叫嚷“巴斯卡普”(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欺世盗名，可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主席，曼德拉为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是一位教师，他当过17年的酋长，与他的人民亲密无间。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去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他受到3万5千人的欢迎。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急需接受政治教育的地区时，他遇到了对他宣布禁令的警察。
曼德拉也同样受禁令的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和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有同样遭遇。
南非政府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个人施行禁令的作法是别出心裁的镇压手段：早期只有一、两页限制条文，后来增加到8到10页。无需指控，无需证据，不许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禁令实施对象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他就可以宣布禁令。违反禁令者可被处以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曼德拉被禁止在6个月内参加集会，也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他说道，“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出于偏见，或许是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所产生的。”
另外还增加了几项严酷的法律：对任何人“以抗议方式或支持某项运动的方式反对法律”的犯罪行为，将处以3年监禁、300英镑的罚款、10下鞭挞，或是三者中的两项并用。对于那些用言行鼓励他人触犯法律以示抗议的人，增加200英镑罚款或2年监禁。
“大会意识到，”曼德拉声明说，“这些措施造成了一个新局面……我们必须分析面临的危险，制定克服这些危险的计划和政治斗争的新方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护我们的组织，聚集我们的力量，以再次发动新的进攻。”
他的公开讲话能够被禁止，但是和大多数受禁令管制的人们一样，他仍在继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