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强大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在这一小节里，我们着重阐述企鹅成长的外部力量。
1998年10月的深圳，空气中没有寒冷的影子，27岁的马化腾和他的大学同学张志东相约来到咖啡馆，他们决定要创业了，两个人这次碰头就是为了给即将诞生的新公司想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谋杀了两个技术人才不少的脑细胞。时间在他们不停的讨论中，变得绵长而琐碎，但两个人都很兴奋。好情绪来自于他们对新公司未来的一种巨大的信心，尽管这家新公司的未来还很模糊，只知道与互联网相关。
马化腾和张志东对未来模糊的信心，更多的来源于互联网在美国的耀眼光芒和纳斯达克的财富明星。1995年8月9日，网景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每股28美元，美国时间9点30分开盘，11点的时候每股的价格成为71美元，这是一个仅仅成立了两年的公司，上市当日它还没有盈利。尽管如此，整个纳斯达克却为它沸腾了，网络经济从此走向现实。网景公司的创始人叫马克·安德森，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1500人的小镇，那段时间，他是计算机界除盖茨外最受媒体青睐的人，24岁时就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网景的上市被公认为是全球网络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天起全世界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和执著中。
不到一年的时间，1996年的4月12日，杨致远与好友大卫·费罗合作的专门做搜索业务的网站——雅虎(YAHOO)刚一上线，就拥有了5000万的用户，仅每年的广告收入就超过了4亿美元。雅虎在纽约上市当日，股票发行价为13美元，但开盘就报24.5美元。上市当日，股价就翻了四番，雅虎的市值也到了8.5亿美元。1998年年初，雅虎的股价突破110美元，市值达到了40亿美元，成为全球500强企业。
在中国，美国互联网的神话故事刚刚萌芽，马化腾、丁磊、马云等这拨知识英雄还只是刚刚踏上征途。无疑，他们是幸运的，这种感慨来自于中国互联网发展早期的一个先烈。
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4年4月20日，那时国家计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项目NCFC(National Computing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工程的64K国际专线开通了与Internet的连接，中国进入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时期。ISP(互联网接入业务提供商)成了1994年至1996年的主导名词。中国也进入互联网的商业化时代。前国务院信息办政策法规组负责人高红冰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京广两地的网络互访需要拨长途电话。“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是非常奢侈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触网”人数尚不足10万。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发展力图通过ISP来普及。高红冰回忆，“实践证明，在中国电信完全垄断的局面之下，这种做法是将互联网带入了死胡同。”瀛海威便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它在黎明前的暗夜死去了。
1995年5月，科技记者出身的张树新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服务公司——瀛海威。瀛海威的全盛时期，北京中关村白颐路做了一个经典见证，一块硕大的牌子气势磅礴地、骄傲地立在路口，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前方向北1500米，就是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这块广告牌，可能是迄今为止互联网公司最卓有成效的广告之一，一夜之间，张树新的瀛海威在中关村区域众所周知。那个年代，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名词，而瀛海威已经可以提供上网服务。这块巨大的广告牌成为很多人对中国互联网早期的一个经典记忆。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寂静，这就是瀛海威的命运。1996年瀛海威被收购，1997年出现大亏损，1998年张树新辞职，现在看来，这些已经变成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碎片。
先锋缘何变先烈?《南方周末》的分析是：1997年，“中国电信进入互联网络接入市场。它并不提供任何内容，也没打算培育市场，但低廉的互联网访问价格就足以使瀛海威的身价暴跌。而且中国电信是国内电信业的老大，它负责整个价格体系的制定。瀛海威既需要租用它的线路，又要和它竞争。像中国早期绝大多数ISP一样，瀛海威选错了对手。在中国电信的挤压下，到年底时，瀛海威已经出现巨亏。”
互联网专家姜奇平认为：单纯从企业内部寻找瀛海威失败原因，难以说明问题。瀛海威的命运，在大背景上，折射的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电信运营商)的利益冲突。与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拼资源，民营企业处于绝对下风。互联网接入服务与城市自来水一样，有滋长垄断的天然土壤。在这类领域垄断反而意味着效率。瀛海威启蒙了这个市场，而中国电信早晚会意识到互联网络接入的价值，张树新应当及早谋划转型。与中国电信竞争，瀛海威再强大一百倍也不行!
瀛海威的案例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属于沧海一粟。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解放”，是一个把被禁锢、被压抑、被扭曲的逐渐解放出来的、漫长而又迅速的过程。具体到经济领域则是一部官商博弈的历史，是从计划经济、官本位向市场经济、商本位的渐变。最初官本位完全压倒了商本位：健力宝的李经纬、汽车大鳄仰融、铁本戴国芳的悲剧……在《大败局》一书中，吴晓波如此阐述：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的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憯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张树新显然没有把握好这个度，但她的尝试，让后来者明白，那里是雷区。
瀛海威很快在ISP之战的漩涡中败下阵来。随后，网易、四通利方论坛(新浪前身)和搜狐开始崛起，政府对互联网的大规模基建，为ICP们提供了一个施展的平台。此后，中国互联网以及中国商业史上与“原罪”毫无瓜葛的商业逻辑便葱葱郁郁地成长起来。原因是这个崭新的“蛋糕”的形状、质地、大小都无从把握，既得利益团体没有兴趣参与。“强者”们感兴趣的先是钢材、水泥、进出口批文，再是地块、各种牌照及至上市公司壳资源……做网站只能让人联想到“圈钱和烧钱”。不过，公正地说，国外的风险投资不仅带来了稀缺的资本，还带来了更加稀缺的制度。在中国，代表新经济的互联网企业家们与“原罪”这两个字无缘，他们的成长更多的是依靠国外风险资本的“输血”，盈利模式则建立在庞大的用户群上。马化腾的腾讯、丁磊的网易和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是从里到外都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年轻企业。
这些年轻的企业，早期的成长氛围充满了偶然性，在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的记忆中，早期，几千亿规模的电信部门不屑于管互联网这么一株小草，文化和新闻也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会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而国家的科技部门还把精力放在863这些政府立项项目上。互联网在中国的产生更多凭借的是一批在海外看到了互联网魅力的人、或者本土技术出身的对互联网有兴趣的年轻人，这些中国的创业者自然不会有什么明确的拿这个东西赚钱的商业计划书，但最早的机会、最高的回报往往给了这些愿意为一个新事物奉献的人。
1998年4月22日，搜狐公司率先获得近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随后，新浪融资一举超过9000万美元，网易也融到1000万美元。中国商业互联网一夜之间进入到门户时代。在门户上市时，官本位和商本位的矛盾却凸显了出来。门户可以上市吗?这是互联网商业化遇到的第一个规则门槛。据高红冰的观察，在政府内部，首先在新闻传播领域就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当时政府在各个部委做一些工作的时候非常困难”。政府经过研究，最终没有采取封杀的做法，而是确定了一个极为开明的方针：“应该促使门户网站在中国的本土化”。
新浪创始人王志东曾对笔者如此阐述：“管理层的担心包括外资利用股权会怎么影响网站内容;作为新媒体的网站在内容方面的保险性等等。我记得当时这个阶段我们也是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和很多高层主管做了很多沟通之后，我们非常幸运，最后环节被认可了，同意了我们的观点，然后放行。”
互联网企业家在历史关头，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重要契约。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在调研中表达了两点：一是企业以商为重，不问政治(不会惹事);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信息必须要听从召唤、听从指导，但是一些其他领域，比如说IT、娱乐、体育可以放开。
现在的王志东曾如此感慨，“其实蛮悬的，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阶段里有很多次机会真的是擦肩而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又回到其他行业那样，我们再从头来，比如说像中国的软件业。互联网业通过一些国际资本的运作，包括一些海归带来的所谓国际化的思潮，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行业整体带动起来，现在看来还比较欣慰，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真的是抓住这个机会了。”
抓住机会的年轻人给了味同嚼蜡的《福布斯》排行榜许多的关注度，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给了公众一个追求财富，谈论财富的契机，案例是如此的清晰和逼真——我们几乎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生于70年代的富翁，从北京中关村被人看扁的小倒爷一路走向纳斯达克、或者是从广州一间7平方米的格子间成为纳斯达克的明星，没有讳莫如深的灰色的第一桶金，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无关，没有不可言说的幕后故事，就这么如阳光般地敞亮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抓住机会的不仅仅是王志东，还有马化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