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2日，河将结冻。
同样冻结的还有康有为的心。准备回家过年的他行李都上车了，翁同龢来了一出“萧何追韩信”，终于留住了康长素。
很难想象如此感人的一幕会发生在两个自视甚高的人之间，但翁同龢这么一路赶来，脑海中浮现的是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刚刚发表过的一番肺腑之言：
一切取决于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决心从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否则不过是向狼群投掷的一片片肉，使它们暂时追不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南海的盛名早就简在帝心，加上翁同龢的力荐，求治心切的光绪当即准备召见。
奕訢扯住了龙袍：使不得。
清制四品以上官员皇帝才能召见，康有为一个六品的工部主事，不在此列。当然，以奕訢之开明，拦下光绪显然不是为了遵循祖制，而是出于保护。
鉴于不爽康有为的人俯拾皆是，奕訢的顾虑决非庸人自扰。
TVB老戏骨许绍雄的高祖（爷爷的爷爷）、时任工部尚书的许应骙就极端厌恶康有为，千方百计地阻挠他觐见光绪。
可以理解。远仇不论，谁当领导也受不了一个上班比上网还随性的下属。
多年的斗争经验让奕訢比慈禧还了解慈禧，故当光绪试图用督办军务处来架空军机处时，第一个想到的组阁人选便是这个已经远离政坛多年的伯父。
奕訢同情且支持光绪，他的办法是先用总理衙门挡一下，找康有为问话。这样不会给反对派留下把柄，而由自己坐镇的总署，李鸿章素来认同改良，翁同龢、张荫桓和廖寿恒都是光绪一伙儿的，剩下的奕劻和荣禄势单力孤，影响有限。
1月24日，总理衙门，康有为的脱口秀。
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说这个办外交的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时制宜而已。”
廖寿恒问该当如何变法。
康有为：“应以修改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规章制度全部废弃吗？”
康有为：“当今列国纷争，已不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却仍沿袭大一统时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国的全是这些东西。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废除，也应斟酌改订，为新政扫清障碍。”
翁同龢问筹款之方。
康有为：“日本银行的纸币、法国的印花税、印度的土地税，以中国之大，只要变更制度，收入可相当于今天的十倍。”
接着分门别类地陈说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结社、海军和陆军的改革方法，把荣禄憋得中途离场。
最后呈上新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以供采鉴。
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用两个字形容康有为白天的表现：
狂甚。
从这一刻起，翁师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轻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不能把光绪的渴求急变解读为孟浪，确实是因为陛下跪了太多的废柴。
由于各部的满族主事大多目不识丁，没有外放和升迁的机会，朝廷往往让熬了多年的满主事去当御史，以示优待。
结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甲午战争正酣时，一日早朝，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在午门外和同僚论及军事，叹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
檀道济是南北朝时宋朝的名将，王懿荣以此指代左宗棠的爱将、常年卫戍新疆的甘军首领董福祥。谁知一个满御史闻言凑了过来，问“檀道济”三个字怎么写。
王懿荣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手一写。
满御史乐颠儿乐颠儿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绪便接到一封奏疏，上书：请迅速起用檀道济……
正气得胸闷，又收到一折：
日本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大臣前往，与该两国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之。
……
由此不难想见光绪在读到言之有物煽动性强的康著时心潮澎湃的场景。
同样激动的还有慈禧，捧着康著《波兰分灭记》，她泪如雨下。
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慈禧的立场：要改革，但不能威胁到自身的权力和满人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说：“不烧祖宗牌位，不剪发辫，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问题是康有为见光绪不断催要自己的论著，索性来他个“小变不如全变，缓变不如骤变”，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废八股和开制度局。
一个从广度（士林）一个从深度（高层）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干干净净。
制度局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康有为的设计，刀刀在割慈禧的禁脔（luán）。
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下设十二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地方“道”一级设新政局、县一级设民政局，彻底架空从军机处、六部到地方道县的各级官员。
直到此时，戴在康有为脸上比川剧变脸还多的层层面具才全部揭开：既不是推翻君主的革命党，也不是要求议会的改良派，更不是遵从孔孟的传统士大夫，而是迷信权力、欲取翁同龢而代之的法家枭雄。
即将登顶成功的康有为临风而立，俯瞰众生，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沧桑道：
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
翁同龢马上意识到危险近在咫尺。
虽然慈禧可以开明到给光绪请英文教师，但权力红线决不能碰，一旦变法滑向党争的歧途，则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届时，作为帝党领袖、康有为的介绍人，翁同龢将首当其冲。
读过《新学伪经考》后，翁同龢开始从内心深处排斥康有为，称他为“经家一野狐”。
而在对比了公开发行和进呈光绪两版立论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开议会还是开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一个伸张民权，一个巩固君权。
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与之后都大谈议会和宪政，唯独戊戌年间猛烈反对的行径，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犀利地指出：
前时因官职不高，或因立宪条陈，被一封御旨弄个贵族议员当，岂不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作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岂不是好些不便？
康有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实，便在日后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历史真相。
以《上清帝第六书》为例。原折中对制度局的定位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中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
不仅如此，伪折还掺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多少政客，以为恶行只要做得足够隐秘，便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殊不知在时光的沉淀下，善恶皆暴露无遗。
认清康有为庐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刹车，在光绪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时说“与康不往来”。
光绪吓了一跳，追问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测”。
皇帝当场发毛：居心叵测你引荐给我？
他强忍怒火，让翁同龢传知张荫桓——绕开你总行了吧？
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
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四十岁的年龄差距，代沟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变成形同路人。
瓜分危机让翁同龢的思想渐趋变革，甚至一度想全权委托汉纳根来练兵，但观其一生，对洋人的排斥与仇视是深入骨髓的。
在他笔下，英使巴夏礼“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伪，最可恶”，日使盐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曾纪泽同外宾周旋则是“作夷语，啁啾（鸟叫）不已”。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把一次外交活动写成“正午各国公使来拜（不书“来访”）。一群鹅鸭杂遝（tà，杂乱）而已”。把聚会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
这样一个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处豺狼虎豹丛中”的老头，与光绪的矛盾则更像是两个时代的差异。
其集中爆发点在于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向清廷派驻公使。围绕使节见清帝时的礼仪，中外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终。
当年二月，同治亲政。六月，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皇帝。
1898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光绪忍辱负重，稳步改进外交礼节，捭使同国际接轨。
四月，德国亨利亲王访京，光绪准其乘轿入东华门，拟在毓庆宫接见。而刚经历了胶州危机，受够了德国鸟气的翁同龢则表示强烈反对。
同月，在接受俄使的国书时，光绪不再命旁侧的奕劻转呈，而是令其直接上丹陛放到自己案前。
如此僭礼之行，既不和总理衙门商量，也不跟奕劻打招呼，偏偏只张荫桓一人事先知晓，这不能不让翁同龢对张的用心产生怀疑。
恰好徐桐参张荫桓“唯利是图”，光绪让翁同龢出面力保，翁坚拒。两人相持不下，争执剧烈。
真正致命的打击是奕訢的临终遗言。
慈禧和光绪探视病危的奕訢，在问及可堪重用的朝臣时，他推荐了四个人：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和裕禄。
光绪试探地提了下翁同龢，奕訢条件反射般垂死病中惊坐起，把多年来对翁阻挠洋务、盲目主战的积怨瞬间爆发：“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弥天大错！”
五月，奕訢去世，光绪正式向慈禧摊牌。
两人做了一笔政治交易：慈禧默许光绪变法，光绪则将翁同龢炒鱿鱼并裁撤督办军务处。
使慈禧决意搞掉翁同龢的是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
此人之反动举世罕见，曾有“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语录传世，嚣张跋扈。坊间传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
刚枢密决非《走向共和》里粗俗无知的形象，心思细密的他曾为庆贺太后大寿特意制作了十二面镂花雕饰的精美铁屏风。
问题是中外馈献堆积如山，慈禧早已麻木，任何奇技淫巧都激不起她半点兴趣。为了引人注目，刚毅狂洒银子，买通太监，将屏风放在内宫太后的必经之处，果然引起了慈禧的注意，下命将之移置寝宫……
奕訢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促使刚毅刚猛起来。他串通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各种构陷，终于拱翻了翁同龢。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大幕。
两天后，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保奏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之材”，光绪意欲召见，翁同龢再次虚与委蛇。
也是最后一次了。
6月15日，翁同龢的生日。
凌晨1点，窗外下起了绵绵细雨，“喜而不寐”的翁同龢索性起了个大早，向空叩头后入宫。
宦官传旨让翁勿入，而令和他一道前来的同事进见。
等了一个小时，同事出来告退，宦官宣读圣旨：
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
罪状有两条。
第一，近来办事多不允协；第二，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情状。
一代书法大家翁同龢从此告别了政坛。
曾几何时，他因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闻名于世，以为能大展宏图，再造玄黄。现在想来，上天早就用一件事提醒了他：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那是一次针对洋行的借款。户部一位下属悄悄告诉翁同龢，说经办此事的人吃了不小的回扣。
翁同龢勃然大怒，当即奏明光绪，要求严查分食回扣者，以肃朝纲。
谁知第二天入见时，光绪无奈地摇了摇头：“昨日之事不必追究了。”
这才知道，原来慈禧也收了回扣。
翁同龢愀然无语。
此番失势，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官场对出局者的冷漠。无人替他说话，无人为之送行。转道天津时，终于收到一封语带宽慰的信和一张价值不菲的银票，竟是同他不算亲密的袁世凯在人情凉薄之际送来的温暖。
翁同龢老泪纵横。他退还了银票，留下了信。
历史在这一天转折。
洋务运动以来，晚清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既要重用李鸿章等干才，又要防止其坐大。
甲午之后，以北洋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宣告破灭，如何“再造中央”成为核心的国家议题。
让人充满了想象的一种可能是光绪树立权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而主导这一伟大使命的却是差强人意的翁同龢。
但无论如何，平稳掌舵的政治经验是年轻激进的康党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翁去康来所造成的代际断裂使清廷这艘大船顿时惊涛骇浪起来。
与翁同龢开缺同时颁布的还有两条谕令：一、王文韶调北京补翁留下的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和户部尚书之缺，荣禄接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今后新任二品以上大员必须往太后处谢恩。
可见，为了能自主经营，光绪跟慈禧签了霸王合同。
第二条不消说。而第一条，督办军务处撤销后，小站新军直接隶属北洋大臣。把后党门神荣禄放到这个位置用意不言自明。
调整后的军机处，刚毅继续刚着，裕禄态度不明朗，王文韶打酱油，钱应溥老迈、常年病休，剩下一个支持变法的廖寿恒孤掌难鸣。
光绪最大的败笔在囿于成见，不肯起用李鸿章。
外交靠总署，内政看军机。李鸿章曾私下对人说，康有为废八股是干了他想干而不敢干的事。
的确，三十年前他就认为士大夫“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多次上疏，虚虚实实地试探朝廷废八股的可能性，结果遭来一片“用夷变夏”的唾骂。
时过境迁。把这样一个奕訢推荐、慈禧倚重的人从总署大臣调任军机领班，既不会遭遇阻力，又为变法上了一道保险。
结果却是，中枢大换届，李鸿章只得了一枚勋章、一份太后赏赐的食物以资鼓励。
6月16日，颐和园仁寿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康有为受光绪召见。
同在园中的还有前来领旨谢恩的荣禄和李鸿章。
朝房内，康有为与荣禄狭路相逢。后者轻慢道：“以夫子之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
康答以非变法不可。
荣禄鄙薄道：“早就知道法当变，但是一两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
康有为大怒，忿然道：“杀两个一二品的大员，法即变矣！”
荣禄寻思着没得势你就狂成这样，真要大权在握，还不得血海飘香？
入见慈禧时，李鸿章在场。荣禄力言康有为败坏朝纲，皇上若过于听信，必有害大事。
怕分量不够，又看着李鸿章，说李相经历的事多，当为太后言之。
李鸿章当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然后跪在那纹丝不动。
慈禧叹了口气道：“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你做总督，但凭知道的做吧。”
李鸿章退下后神色大变，转告康有为，提醒他小心。
光绪的召见持续了两个小时。康忽悠成功地使皇帝相信：变法不必罢免大臣，专用小臣即可。大臣无办事之劳，无丢官之虑，怨恨的言论自会平息。
一厢情愿罢了。
几天后，上谕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正五品。
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大大低于康党的预期。梁启超评道：“总署行走，可笑之至。”
好在给了个专折奏事之权，不用再靠他人转呈。
紧接着，被康有为称为“扫云雾而见青天”的废八股提上了议事日程。
命下之日，却根本不像他所忽悠的“欢声雷动”，而是引发了比禽流感还广泛的恐慌。
当时会试举人集于京师者近万，这帮人聚餐时只有一个话题，就是问候康有为家的女性亲属。
同样愤怒的还有翰林院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传言说该院也要削减编制——铁饭碗不铁了。
连李鸿章都忧虑康有为的人身安全，让于式枚上门劝他雇佣保镖，以防被刺。
从蒲松龄到吴敬梓，恨八股的可谓人生代代无穷已，之所以江月年年只相似，盖因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康有为改八股为策论并不新鲜，却因主观性太强，给阅卷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浙江学政陈学棻很傻很天真，据实上奏，光绪批了一句“既然不会看策论，便不要视学了”，当即免职。
这就让反对派兔死狐悲了。
已迁礼部尚书的许应骙主抓教育，百般阻挠，御史杨深秀和宋伯鲁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参其“迂谬”，光绪又准备罢一个。
刚毅替之求情，不许。又请求“令其申辩”，勉强答应。
许应骙连夜走访求教，刚毅传了一损招。
在上疏自辩的同时，许应骙大肆攻讦康有为。反正康的烂事奇货可居，不愁没人转发。
刚毅则趁势跑到慈禧那煽风点火，终使对许应骙的处分没了下文。
八股好歹艰难地被废，制度局则涉及到砸饭碗，还一砸一大片，怎么看都感觉离成功隔着千山暮雪。
而且，由于变法被拖上了党争的轨道，一些原先支持康党的改良派也纷纷却步甚至倒戈。
康有为毫不在意。难得吃定了皇帝，过把瘾就死也值，继续推波助澜：“皇上不想变法图强则已，若想，第一件事就是开制度局。”
少了奕訢和翁同龢的减速，光绪无所顾忌，把康有为的提案交相比于军机处较开明的总理衙门讨论。
谁知奕劻不敢做主，更不敢久拖不决，只好去找慈禧定调子。
慈禧向他交底：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于是，总理衙门出炉了一份针对康有为的批驳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
光绪拍案而起：“汝等欲一事不办乎？重议！”
奕劻当时就震惊了。
只好请外援分担风险，要求皇帝简派军机大臣一道来讨论。
这招狠就狠在，军机处除了廖寿恒，个个跟康有为有仇。连王文韶这种原本谁都不得罪的酱油男也紧握双拳站了出来，毕竟制度局一开军机处就废了——没了酱油瓶还打个锤子酱油？
但光绪不得不同意。多年来，各地督抚养成了一切唯直隶总督马首是瞻的习惯。荣禄不动，除了大右派陈宝箴外，谁也不敢妄动。
于是，总署接到一封同意所请却绵里藏针的圣旨：
切实筹议，不得空言搪塞。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原本最好窝里斗的军机大臣们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一起，准备抗“开制度局”之旨。
王文韶咳嗽了一声，反对道：小心狗急跳墙，逼得皇上用大杀器。
指的是光绪独有的终极技能——明发上谕。一旦发动，将绕开军机处，由内阁拟旨，昭告天下，付之于世。届时，一切将覆水难收。
以光绪从小就喜怒无常，动不动便拍碎玻璃自残的缺陷型人格来看，并非没可能。
众人如梦初醒，齐刷刷地看着王文韶。
王大人只抛出一个字：磨。
你不是要设法律局吗？那我先从各部抽调司员修改律例；你不是要一体士民皆可上书吗？那我改为职官交本部衙门，士民递都察院。
总之大事办小，声东击西，各种磨洋工。
强催之下总算开了个农工商局。从名字不难看出，被磨怕了的光绪把原十二专局里的农商局和工务局给合并了。
许应骙也没闲着，发动水军造谣。
谣言起于康有为的异想天开：把全国的寺庙都改为学堂。
本来就很夸张，在许应骙的演绎下，更成了一部掺杂着宗教元素的政治阴谋片：康有为进献药水，光绪服用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开始在宫中设礼拜堂，并加入了天主教。
虽说比《等待戈多》还荒诞，但联系到让皇帝改国号“大清”为“中华”之类的狂暴举动康有为没少干，群众也就相信了。
混乱使康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沈曾植深忧变法会因康有为的鲁莽而灭裂；张元济和梁启超都劝他急流勇退；其弟康广仁更是写信抱怨道：
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康有为成了活靶子，破鼓万人捶。
对真正的改良派而言，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比如太仆寺少卿（最高管马机构的二把手，正四品）岑春煊（1861—1933）就从不参与争吵，而是瞅准鹬蚌相争的时机，上了一道裁并官署的奏折。
览奏后，光绪让李鸿章拟了一个黑名单，上榜的统统撤销，一口气裁了光禄寺（宴飨）、鸿胪寺（迎宾）、太常寺（祭祀）、大理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三省的巡抚等闲衙冗职。
当然，不明真相的反对派又把账算到康有为头上。
一次性炒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官不聊生之感。外媒的评价是：在中国政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当廖寿恒找到康有为，请他谏阻光绪以平息朝局震荡时发现，原来康圣人并不介意替人背黑锅，还火上添油地说：“不裁则已，要裁就全裁。”
礼部主事王照嗅到一条破冰之路：与其让反对派跑去依仗慈禧，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不如主动把变法的美名让给太后。慈禧好名，向来喜谈改革，如此则皇上的志向得以施展而顽固党却失其凭恃。
康有为当场反对，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掌朝政。且清朝祖制，大臣不许言及宫闱，犯者死罪。
这会儿搬出祖制了，原来祖制是用来压人的。
王照不理，直接上疏道：“请皇上奉太后游日本，知其崛兴之由。然后奉太后之意，晓谕臣民，以变风气。”
结果引爆了定时炸弹。
作为礼部堂官，代呈本部官员的上奏原属许应骙分内之责，他却把王照的折子压了一个月，直到当事人问起，才以“日本素多刺客，不便出访”为由敷衍。
两人旋即破口对骂，咆哮公堂。王照指责许应骙违抗皇上广开言路的旨意，威胁说要请都察院代递。许应骙见压不住，只好呈递，但附奏说：“请圣驾游外洋，安知不是包藏祸心？”
光绪当场暴怒，一气之下把礼部两个尚书（一满一汉）四个侍郎，共计六个堂官全部免职。
此举有利有弊。利在以儆效尤，弊在殃及无辜。满尚书怀塔布就亲身体验了一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此人几乎从不上班，王照的折子一个字都没见过。结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被革职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照，被光绪赞为“勇猛可嘉”后赏三品顶戴。
徐致靖也去掉了“署理”，正式成为礼部侍郎。
同时，任命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为正四品的军机章京，彻底向世人宣布：我说了算。
杨锐和刘光第均非康党，而是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林旭举人出身，年纪最轻（二十三岁），却最积极。
四人的超擢，让无缘再见光绪的康有为大吐酸水：
尔等事实上已位居相位，但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
罢免礼部六堂官虽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时间言路大开，但由于事先并未向慈禧请示，实际上已经违反契约。
加之怀塔布的老婆也不是省油的灯，常年侍奉太后宴游，进颐和园跟进自己家似的。一番哭诉下来（挑拨说皇帝要尽除满人），慈禧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便上演了“有困难找荣禄”的游戏。
之所以找荣禄，看看北洋大臣此时的军权就明白了：董福祥的甘军、宋庆的毅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国防力量的全部精锐。
先是怀塔布夜访天津找荣禄，接着是保守派笔杆子杨崇伊找荣禄，都与请慈禧出山训政有关。前者征询意见，后者试探口风。
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李经方之女），本是亲家。但当他纠合了一众保守派准备奏请太后训政，以疏示李鸿章时，李不肯签名。
很快，杨崇伊们又放出一条谣言，说慈禧与荣禄密谋，将借9月天津阅兵，行废立之大事。
如此荒诞的场面便是拍《光绪王朝》也会因为场面大、调度难、耗资巨而被投资方砍掉。胡汉民后来就嘲讽道：
太后真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够了。当着六飞出狩的季节，千军万马的场所，拿光绪杀了，这叫做什么玩意？
之所以越传越神，连光绪都紧张地表示“誓死不去天津”，盖因保守派怨念太深，做梦都梦到类似的场景，聚到一起更是言之凿凿指天誓日，就差直接说“老佛爷亲口告诉我的”。
康有为则是紧张之中透着兴奋：终于找到无与伦比的统战理由了——救驾。
当然，以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光救驾是不够的，要以攻为守——清君侧。
在康有为看来，荣禄是指望不上的，染指军队的希望只好寄托在思想开明、支持过强学会的聂士成和袁世凯身上。
聂士成时任直隶提督，跟王照是把兄弟。
康有为的计划是：让徐致靖劝王照去找聂士成，先征得他的同意，然后召其入觐，授以直隶总督，取代荣禄。
第一步就卡住。
王照坚持认为慈禧和光绪纯属家务之争，本可调和。结果被康有为搞成了党争，现在还想挑起战争，简直丧尽天良，当场予以拒绝。
徐致靖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训斥说：“你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却为身家性命考虑，于心能安吗？”
王照反驳道：“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我王照绝不做范雎。”
无奈之下，康有为把宝押到了袁大头头上。
徐致靖的侄儿徐仁禄被派往小站试探袁世凯的态度。
按理说大头对徐致靖很有好感，毕竟人曾上奏保荐过自己：
（袁世凯练兵）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但徐仁禄上来就按康有为的授意挑唆道：“我同卓如（梁启超）、复生（谭嗣同）屡次向皇上举荐你，皇上告诉我等，荣禄说你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何事与他不和？”
离间计一眼便被识破，袁世凯故作惊悟道：“之前翁常熟想增加我的兵额，荣禄说不能放任汉人坐拥兵权。常熟说曾、左也是汉人，如何不能统率大兵？可荣禄到底还是不肯增啊！”
见徐仁禄信以为真，便将计就计向他抱怨所练之兵仅只七千，力量单薄，称“假使西方兵力是我的一倍，与之作战，可以获胜；是我的两倍，也可获胜；若数十倍于我，唯有捐躯效命而已”。
言讫，潸然泪下。
对康有为师心自用、名为变法实为夺权的改革，袁世凯不以为然。
很好理解。即便改成了，也跟他亡清的夙愿没半毛钱关系，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但和康有为不同的是，大头绝不会轻易得罪任何官场中人，毕竟这里是中国。
更不要说皇帝身边的红人了。
于是就有了康有为起草，以徐致靖的名义上奏的荐章。
在表扬了一通袁大头的好人好事后替他要官（给予封疆大吏的位置，或改授六部堂官之职，使之独当一面）。
光绪对袁世凯一直颇有好感，便于当日诏大头来京陛见。
王照听说后大惊失色，跑去质问徐致靖。徐支支吾吾道：“召袁入京，为的是抵御外侮。”
这可真是尘归尘土归土，你当我是二百五？
一旦光绪染指军队，势态必将失控。
问题是在老男孩康有为看来，青春就是疯狂地奔跑然后华丽地跌倒，谁也挡不住他一路狂奔的热情。
于是便有了移花接木的懋勤殿。
此殿作为皇帝的书房，名字比较古典（懋学勤政）。康有为觉得“制度局”三个字太洋气，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非议，干脆暗度陈仓，指使谭嗣同撺掇光绪开懋勤殿。
当然，简单粗暴地指责康有为换汤不换药也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从制度局到懋勤殿，人着实加了一剂猛药——聘请外国政治家进入朝廷决策层共议改革。并提出两个人选：刚刚下野的伊藤博文和常年旅中的李提摩太。
搬洋救兵确实打中了慈禧的七寸，却也将帝后之争推向了你死我活的边缘。
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以私人身份访华。
这立刻“坐实”了一则传言：伊藤被康有为勾引而来，将任军机大臣。
传言是如此深入官心，以致不少进京陛见的督抚大员幸灾乐祸地对军机章京们说：“诸公好好侍奉新堂官吧。”
荣禄在北洋医院设宴欢迎伊藤。
席间，袁世凯注意到荣禄始终拉长着个脸，没等散席便借口有事告辞。
同一时间，武艺高强的湖南大侠、唐才常和谭嗣同的拜把兄弟毕永年低调抵京。
9月13日，王照正与徐致靖参酌奏稿，康有为兴高采烈地跑进来，道：“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十人，业已商定，请你俩分荐此十人。”
王照：“我今天要上个折子，没时间。”
康有为：“皇上今晚就要看，你的折子搁一日，明天再上有什么关系？”
王照不得已，乃与徐致靖分头缮写荐折。
与此同时，心怀忐忑的袁世凯携徐世昌进京觐见，在法华寺住下。
同一趟列车上还坐着伊藤博文和一个神秘的乘客——张翼。
此行张翼带着荣禄写给奕劻的密信，中心思想八个字：太后训政，此其时也。
9月14日是光绪例行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日子。
一直挨到玉澜堂酒宴，见慈禧兴致不错，光绪终于鼓足勇气提出开懋勤殿之事。
史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站在慈禧的立场，擅罢礼部六堂官已是对其权力的否定。而同意开懋勤殿，更是将她和皇帝的权力关系来个一百八十度颠倒。
于是，积怒瞬间爆发。
争吵中，慈禧放出狠话：“若再越出权限，则皇位不能保。”
光绪慌了。
恭王已死，庆王疏远，对李鸿章又放不下成见，这才发现想调停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随驾值班的杨锐尚算老成，早年被张之洞誉为“当代苏轼”，颇为倚重。光绪只好让他拟了一道密诏，内称自己日思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但恨权力不足。果真如此，则帝位恐将不保。因此，让军机四章京妥速筹商，以使既能变法，又不违抗太后之意。
就是这么一封内容和谐的密诏，后来还被康有为篡改成写给他的求救信：
今朕位即将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密筹良策，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其实，杨锐同康党并不像外界与后世猜测的那样齐心，而是经常在家书中抱怨和谭嗣同、林旭难以相处。当他预感到情势有变时，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卷入是非。
于是，杨锐把密诏压了三天，彷徨无计。
南海会馆的夜已经很深了。
有谭嗣同的力荐，康有为对毕永年非常放心。
他先爆猛料：“太后打算于下个月天津大阅兵时杀害皇上。”
再爆更猛的料：“我要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你来当李多祚。”
毕永年发表道听途说来的高层秘闻：“袁是李鸿章的人，李是太后的人，恐怕不好用吧？”
康有为信心满满道：“我令人去他那行反间之计，袁笃信不疑，已深恨太后和荣禄。你且等着，我还有重要的事用你来办。”
9月16日黎明，昆明湖畔玉澜堂。
光绪虽精神委顿，但对军事上的事问得很细，袁世凯则一一据实奏对。
气氛明显比较压抑，皇帝几次欲言又止。大头只好趁问话的间歇道：“下月还有巡幸大典，亟须回津准备，倘无他事垂询，请即训示。”
光绪说四天后再来请训，耽搁不了什么。
召见结束后，大头回家补觉。刚躺下便有宦官前来宣旨：袁世凯升正二品，以工部侍郎候补。
生活就像《忐忑》，没有准确的歌词，却惊心动魄。
不次超擢带给袁世凯的不是喜悦，而是恐惧，尤其当他听说皇上让他与荣禄“各办各的事”——这分明是强迫自己站队嘛。
大头当即要上疏辞谢，却被徐世昌阻止：既属皇帝特恩，力辞反倒欲盖弥彰。
事实上此次进京，袁世凯既不往来酬酢，也不奔走权要，而是寓居郊外，闭门不出，为的就是置身于帝后两党的漩涡之外。
问题是，在你不惹祸、祸来找你的中国，独善其身要比左右逢源难得多。于是，午后刚过，袁世凯便行动起来，遍访朝中大佬。
奕劻不在家，刚毅和裕禄听袁世凯表白自己无功受赏惶悚不安的“心迹”，暗自冷笑：都是一座山上的狐狸，你跟我讲什么《聊斋》啊！
结果都是一堆不咸不淡的官话，大头未能从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怏怏而归。
礼数还是要有的。对推荐了自己的康党，袁世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由徐世昌亲自去送。
结果康有为又想入非非了。
当晚八点，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和毕永年正在南海会馆用餐，忽然传来袁世凯以侍郎候补的消息。
康有为明明早已获悉，却故意演戏给毕永年看，大拍桌子兴奋道：“天子真圣明！如此做法，比我等所献之计更加隆重，袁世凯必定喜而图报！”
说着，放下筷子，让毕永年跟他进里屋。
“事已如此，定计而行就是了。不过，我始终觉得袁世凯不可用。”毕永年说。
康有为从桌上拿出袁世凯的来信，指着上面“蒙兄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的话，对毕永年得意道：“你看，袁有此语，还不能用吗！”
毕永年只好道：“既如此，先生想让我做什么事？”
“我想让你到袁世凯的幕中去当参谋，监督他。”康有为试探道。
“我一人在他幕中何用？袁若有异志，我也制不了他。”毕永年还是觉得不靠谱。
康有为终于交底：“我给你一百人，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带着他们奉诏把太后抓起来就行了。”
至此，康党的政变计划终于浮出水面。
第一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以荣禄密谋废君弑君为名，令袁世凯回津率所部兵马擒荣，就地正法；
第二步，封禁电报铁路，以专列载袁部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紫禁城。
显然，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袁世凯和毕永年，但归根结底还是在袁世凯。一旦大头首肯，康有为将上奏光绪，请旨发动政变。
毕永年还在迟疑，康广仁和梁启超推门而入。
坐定后，梁启超道：“此事兄不必再疑，务请大力担当。”
见毕永年没有回答，梁启超激了一句：“兄敢做此事吗？”
“有什么不敢！但我要好好想想。而且，还没见过袁世凯，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袁世凯大为可用，然则兄能答应此事吗？”梁启超急于要他做出一个慷慨而坚决的承诺。
其实像毕永年这类江湖侠士，远比知识分子重诺，但正因其言必行，反倒不轻易允诺。
见康广仁不爽的表情已经写在脸上，毕永年只好道：“此事我终不敢独力承当，为何不催佛尘（唐才常）进京商量？”
康、梁大喜，连说“好极了”。但又表示想于数日内发动此事，等唐才常恐怕不及。
踌躇片刻，四人来到隔壁房间，找正在病休的谭嗣同商量。
谭认为稍缓时日无妨，如果唐君前来，则更为安妥。
梁启超立刻表示赞成：“毕君沉毅，唐君深挚（深切真挚），可称两雄。”
毕永年知道这是面子上的恭维，连说不敢当。
康有为道：“事已定计，你们加紧调兵遣将吧！”
于是，两封快电飞往湖南，要唐才常火速进京。
9月17日，见杨锐迟迟没有回应，心急如焚的光绪通过林旭带出第二份密诏，并发布上谕，督促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
离京，有助于缓和反对派一点即燃的情绪，也是对康的保护。但之所以会来这么一出，说到底还是康有为作茧自缚。
变法伊始，他便公报私仇，通过宋伯鲁上了道折子，请求将《时务报》由民办改为官办，让梁启超取代汪康年。
光绪让吏部尚书孙家鼐研究宋折，结果康有为给汪康年挖的坑把他自己给坑了。
孙家鼐说：“这确实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梁启超在办译书局，工作重要，不容分身，不如改派康有为去督办《时务报》。”
由此可见，开明如孙家鼐这等改良派，亦巴不得将康有为踢出京城。
那么容易便滚也就不叫长素了。
康有为左思右想，想出一条万全之策。在接受任命的同时，给汪康年发去一封电报：
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赖在北京不走了。
可此番为了安抚震怒的慈禧，光绪不得不壮士断腕。
上谕措辞强硬，要康有为即刻离京，不准“迁延观望”。密诏中却说情非得已，苦衷难诉。爱卿保重身体，善自调理，将来共建大业，朕有厚望。
当晚，林旭访康有为不遇，便将上谕留在南海会馆，并附一纸条，嘱康明早切勿外出，有要事相告。
毕永年见林旭神色匆匆，显是出了变故，又打起了退堂鼓。他找到康广仁，说同袁世凯仓促之间彼此交浅，何能行事？还是不能轻易应承康有为的任务。
康广仁怒道：“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及至做事，却又拖泥带水！”
毕永年耐心道：“我一命虽微，但也不能糊涂而死。康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不能让我置一词？在下是南方人，初至北军，率领互不相识之兵，十几天内，何能将他们收为心腹，又何能得其死力？而且，我一介贡生（各省学政从府县的秀才中择取成绩优异者保送至国子监读书，相当于缩水版举人），统带此兵，不独兵不服，同军各将也会奇怪。”
康广仁闻言，越发不高兴，冷笑着走出房间。
此时，康有为正同徐致靖在宋伯鲁家喝酒，喝高了便唱起昆曲来。曲终哀怨动人，又谈及时事，不免一番相互忧叹。
回府后看到上谕，方知不妙。毕永年又一副“我要当逃兵”的表情凑到跟前，把对康广仁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康有为当场就来气：“你以贡生领兵，也很体面嘛，有何不可！此事尚未定，你先不用多虑。”
第二天一早，林旭来到南海会馆，带来一前一后两封密诏。
康有为命人唤来徐致靖，手捧那封被杨锐捂了三天的密诏，同梁启超、康广仁和谭嗣同一道跪读，读着读着便声情并茂起来。
“恰巧”徐世昌来访（形势不明，徐同袁世凯分头行动，分别联络帝后两党）。康有为灵机一动，开始放声大哭，撕心裂肺，如丧考妣。
众人跟着飙泪，一个比一个响亮，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开追悼会。徐世昌受到感染，也抹起眼泪来，南海会馆顿时哭声一片。
庆亲王府。
大头访奕劻不遇，庆邸管家说：“老爷出门了，留话让您等他。”
颐和园。
内务府升平署今日给慈禧安排的戏是关于杨家将的京剧《昭代箫韶》。早上十点开演，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
因为后天还要接见伊藤博文，下午两点，光绪离开颐和园，起驾回宫。
南海会馆。
康党士气低迷。午饭时，梁启超示意同毕永年关系不错的康门弟子钱维骥进行最后一次试探。
钱维骥：“康先生要杀太后，怎么办？”
毕永年：“兄怎么知道？”
钱维骥：“刚才梁君对我说，‘先生的意思是，在奏知皇上时只说是废黜；等到去颐和园抓住时，杀掉就可以了。不知毕君肯不肯办这件事，你何不去探一下他的口气。’看来此事是真的，你打算怎么办？”
毕永年：“我早就料到，他想要我充当成济的角色。老兄且等着看吧。”
成济是三国时曹魏武将，受司马昭心腹贾充的唆使刺死魏主曹髦。后来司马昭为平息众怒，将成济满门抄斩，使其成为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替罪羊。
康有为清楚，毕永年这条线是指望不上了，不甘心就此远离权力中枢的他开始盘算如何同袁世凯摊牌。
庆亲王府。
袁世凯等到傍晚也不见奕劻回府，下人来报，说荣禄传令，塘沽口有英国军舰游弋，让他尽快回防，只好先行返回法华寺。
颐和园。
看戏间歇，奕劻、端亲王载漪和李莲英轮番跪劝太后训政。
连月来，类似的苦情戏慈禧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这次奕劻带着张翼转交的荣禄密信和杨崇伊猛批康梁的折子，她还是认为火候未到。
法华寺。
袁世凯正秉烛拟折，门房忽报谭嗣同来访。
大头立刻停笔出迎，只见谭嗣同身着便服，旁边跟着徐世昌。
天子近臣，自然不敢怠慢，忙请入室内，互道寒暄。
谭嗣同：“想不到公如此相貌堂堂，有大将格局。”
袁世凯摸不清他来意，但见同徐世昌一起，猜想多半是受康有为派遣，只好先虚应周旋。
谭嗣同：“公是否后天请训？”
袁世凯：“现有英舰巡行海上，准备具折明日请训后就提前回津了。”
谭嗣同单刀直入：“外侮不足虑。可忧者，内患耳。”
袁世凯忙问其故。
谭嗣同：“公受特恩，当思图报。今上将有大难，非公不能救！”
袁世凯变色：“袁家世沐皇恩，此番又蒙不次提拔，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天恩？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谭嗣同：“荣禄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
袁世凯盯着他瞧了半天，感觉不像在讲冷笑话，便摇头说荣禄颇有忠义，绝无谋逆的可能，定是谣言。
谭嗣同把徐仁禄在小站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提醒袁世凯：你升不了官，盖因荣禄压制；之所以升官，全靠我们保举。
说着拿出一道奏折交给袁世凯。
上面写着详细的政变计划，比岛田庄司的本格推理还玄幻。
大头看后“魂飞天外”，下意识道：“围颐和园做什么？”
谭嗣同杀气毕露：“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表示，要杀太后，部下很难听命。
谭嗣同：“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无须用公，只请你做两件事，诛荣禄、围颐和园。公如不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
袁世凯寻思着核心机密都让自己听去了，坚拒的话搞不好真要流血五步伏尸二人，便道：“事关重大，断非草率所能决定。况且，你今晚进宫，皇上也未必允准。”
谭嗣同：“我有挟制之法，定然能准。明日皇上必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你。”
大头闻言，更觉恐怖。挟制？莫非要绑架皇帝不成？
只好继续同他磨：“北洋宋庆、董福祥和聂士成各军共计四万，京内旗兵又有数万。而本部人马不过七千，只怕外面军队一动，京师立刻戒严，则皇上危矣。”
谭嗣同认为不足虑：“待兵动时，将皇上朱谕遍晓各军，同时照会列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找客观理由：“粮械子弹，均在天津，不在小站营内。必须先将粮弹领足，方可动兵。”
谭嗣同非要买个保险：“既如此，我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你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这么惊悚的定时炸弹，袁世凯如何肯接：“我不敢惜死，只担心万一泄露，累及皇上。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且先回，容我熟思，半月后布置妥当，再告诉你怎么办。”
谭嗣同自然不干：“皇上很着急，我有诏书在手，必须拟定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说着拿出光绪交给杨锐，又被康有为篡改的密诏。
袁世凯发现是用墨笔写的，当即诘问：“此非朱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
谭嗣同：“这份是抄录的。谕内所称‘良策’，即包含此二事。”
这可真是上蒙皇帝下骗袁。
袁世凯本来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却见谭嗣同声色愈厉，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缓和道：“圣驾即将巡幸天津。届时军队汇集，只需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等不到那时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非常紧迫！”
“巡幸之命既下，必不会出意外。”
“若彼时不出巡，怎么办？”
“现已预备妥当，耗资甚巨，我会请荣禄力劝太后，必定出巡。此事在我，你大可放心。”
谭嗣同无奈了。
事实上，对围园杀后，他本不赞同，曾明确向毕永年表示：“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奈之何？”
更早些时，他坚定地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抱怨康有为转向变法维新是横生枝节。
然而，墨者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谭嗣同却既忠且义。一旦认准，则事友以忠，行正义之事——这是从来就心口不一、言行分裂的知识分子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
谭嗣同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在公此举。”
说着，他用手拍了拍脖子：“若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也在于公。”
袁世凯：“你当我是什么人！袁家三代深受国恩，断不至忘恩负义，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上，必当生死以之。”
这倒是实话。以袁世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的做人原则，对光绪，他是充满了报效之情的，故而激动道：“阅兵时，如果皇上到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
谭嗣同总算相信，起立作揖，连称袁世凯为“奇男子”。
夜，已经很深了。
袁世凯借口还要赶办奏折，谭嗣同这才起身告辞，离开法华寺。
看完戏的慈禧打了个哈欠，随手拿起杨崇伊的奏折。
片刻，折子被重重地拍到桌上。慈禧对李莲英道：“明日一早，摆驾回宫！”
原来，杨崇伊说皇上准备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
引用伊藤，专权执政的传言得到了证实。
站在慈禧的角度，旨在任用洋人的懋勤殿提案已被驳回，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光绪竟敢一意孤行。
如果这都能忍，就不姓叶赫那拉了。
乾清门内已经掌灯，烛光从门中透出，照在阶前那对雄踞在石台的铜狮上。白天显得威猛狰狞的狮子，好像在黑暗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餐后，毕永年发现彻夜未归的谭嗣同一脸疲倦地回来了，忙向他打听消息。
谭嗣同一边梳头，一边有气无力道：“袁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坚决推辞，想慢慢地办。”
毕永年：“袁究竟可不可用？”
谭嗣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发牢骚说康有为坚持用袁。
毕永年慌了：“昨夜是否将密谋全部告诉袁了？”
谭嗣同点头。
毕永年急得跳起来：“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的吗？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我不能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搬出这里。兄也当自谋，犯不着与他们同归于尽啊！”
午后，毕永年迁居邻近的宁乡会馆，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康有为则四方奔走，为光绪，也为自己做垂死挣扎。
先是容闳表示可以找美国公使帮忙，他觉得意义不大，又去找李提摩太，结果得知英国公使去北戴河避暑了。最后前往日本使馆拜访伊藤，请他谒见太后时为皇上陈情。
伊藤说自己未必能见到太后，如果见到，一定帮忙。
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六百多人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轿子上的慈禧脸色铁青。
宫里一切如昨，杨深秀上奏建议挖掘传说中圆明园地下埋藏的金银，似乎在给光绪调袁部入京提供借口。
光绪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对军机大臣们悲壮道：“朕不自惜，死生听天由命，你们如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的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
法华寺。
袁世凯闭门谢客，与徐世昌商讨对策。
其实没得选。不告发康党一成胜算都没有的阴谋，就无法与之撇清干系，筚路蓝缕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亡清力量便会付之东流。
芥川龙之介说过，最聪明的处世术是既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其同流合污。
康有为败就败在不成熟。因为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是人就有他的难处。
袁世凯特别能体谅人的难处，毕竟你我都降生在空前专制的国度。
因此，对人，他待之以宽，绝不因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就大骂国民素质低下；对制度，他却责之以严，始终谨记早年容闳对民主共和的描述。
故，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傍晚，慈禧返回紫禁城，直抵光绪寝宫，将奏章悉数收走，并下命，今后军机四章京签署的所有文件都要交给她看。
当晚，康有为刚回到南海会馆，众人便力劝其南下避避风头。随即，谭嗣同迁往浏阳会馆，梁启超跑到容闳寓所。一时间人去楼空作鸟兽散。
9月20日一早，袁世凯进宫请训。
光绪一言不发。
心思缜密的大头清楚，皇帝多半已被监控，便道：“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若非有内忧，便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一步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过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上承圣意。新进诸臣，固然不乏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密。倘有失误，累及皇上，关系就重大了。总求十分留意，则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所言，基本是披肝沥胆的心里话，不然光绪也不会“颇为动容”。
但以太后宠臣张之洞为例，显然也讨好了慈禧。
见光绪不答，袁世凯只好请安退下。一侍卫大臣趁机拍了下他的后背，小声赞道：“好小子。”
显然是慈禧派来的耳目。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
汽笛急促。
通往天津的列车上，徐世昌再次向犹豫不决的袁世凯分析了告密的必要性：即使康党侥幸成功，光绪重树权威，也无非是加强中央集权，结束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此一来，离亡清的目标更加遥远。
袁世凯不再动摇。
选择荣禄作为告密的对象，皆因他牵涉其中，不敢等闲视之。并且，卖一个人情给后党新贵，何乐不为？
中南海勤政殿。
对伊藤博文的接见只持续了十五分钟，屏风后慈禧阴鸷的眼神使之成为例行公事。
伊藤进殿时，张荫桓主动上前握手，又挽着他的衣袖，带到丹陛之下。慈禧看不懂这一西方礼节，也不会理解成他二人有基情。于是，只能觉得张荫桓在光绪的纵容下愈加放肆。
直隶总督署。
告密也要讲究策略。康党的密谋，袁世凯没有全部抖出。他只说围园，对杀后却只字不提。
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光绪，也避免了慈禧大兴刑狱，波及到一度与康党走得很近、名列强学会骨干的自己。
署中人来人往，袁世凯刚说了个大概便被阻断，只好先行告辞。
第二天一早，荣禄来到袁府，听袁世凯说完，立刻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
袁世凯：“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危及帝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紫禁城的上空，阴云笼罩。
凌厉的声音穿过重重朱门，在空旷的广场上回响。镜头缓缓下降，直至乾清门的门梁顶住了画面的上方，使人心生无尽的压抑。
乾清宫，慈禧阴沉着脸，端坐在铺着黄缎的龙椅上。
变法期间所有的奏章已检视完毕，虽说围园杀后的惊世创举尚未暴露，但各种反动言论琳琅满目。
于是慈禧决定在这一天宣布训政。
御座的一边跪着孤零零的光绪，另一边是王公大臣，正中则摆着实行家法用的竹杖。
慈禧狂喷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挑选留下来辅助你的，你怎么敢随意不用！康有为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你怎么这么昏聩，不肖成这个样子！”
喷完右边开始喷左边：“皇帝无知，你们为什么不尽力谏阻？以为我真的不管，听任他亡国败家？年春奕劻再四地说，皇上既然肯励精图治，说我也可以省心了。我想的是外臣不知内情，且有不学无术的，反倒以为我把持朝政，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可算是知道他不行了吧。他是我拥立的，亡了国，罪过在我这儿，我能不过问吗？你们不谏诤，就是你们的罪过了。”
刚毅趁势道：“我屡次苦谏，每回都被谴责训斥。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有劝谏的，也有不说话的。”
慈禧对光绪道：“变乱祖制，臣下若犯了这条，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试问，是你祖宗重要呢还是康有为重要？”
光绪战栗道：“儿臣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想要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非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听到洋人两个字就来气，声音立马高了八度：“难道祖宗反倒不如鬼子？康有为图谋不轨（直觉颇准），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吗？”
光绪默然无语。
很快，一纸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缉拿。同样被革的还有宋伯鲁，同样被拿的还有康广仁。
当步军统领衙门到南海会馆抓人时，康有为已通过李提摩太登上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驶往上海。梁启超也冲进日本使馆求救，据公使林权助回忆，“他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可见事态非常。”
最高兴的是杨崇伊，三个月如一日地上蹿下跳，终于点燃了“戊戌反政变”的导火索，如此天大的乐事何忍独享？他蹦蹦跳跳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喜。
结果得到一个意外收获。
荣禄派人叫来袁世凯，递给他一杯茶，开玩笑道：“此非毒药，你可以喝了。”
杨崇伊带着袁世凯告密的信息，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又飞奔回了北京。
反政变的烈度由此扩大。
谭嗣同预感不祥，帮康广仁料理完狱中饮食后来到日本使馆，劝梁启超出走东洋，并以书稿相托。
诀别时，浩然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与梁启超一抱后，谭嗣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使馆。
当晚，梁启超换上西服，断发走东瀛。
康有为的逃亡却像老年观光团一样悠闲。他根本不知道反政变已经发生，只是谨遵圣旨，赴沪办报，还恋恋不舍，一步三回首。
神棍一般都如有神助。清政府的“飞鹰号”没日没夜地狂追“重庆号”，眼看就要在烟台赶上了，结果燃煤耗尽，船开不动了。
更玄幻的是，康圣人像裹了一层护法光环，竟然有恃无恐地在烟台下船活动筋骨，还去闹市区购物，就差街拍发微博了。
其实，缉捕康有为的电报早已发给登莱青道，可此道道台正巧不在烟台，于是成全了“老年观光团”的山东一日游。
然而，终点站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
上海道蔡钧收到电报后磨刀霍霍，恨不得让市民上个公厕都要安检，终于惊动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
在白领事的安排下，抵沪的康有为还来不及逛外滩就被护送去了香港。
9月23日，通过奕劻接到杨崇伊状告康党围园密谋的慈禧立即下令逮捕军机四章京和张荫桓、徐致靖，并幽禁光绪于中南海湖心岛瀛台。
风声鹤唳中，既非康党也没参与密谋的御史杨深秀主动跳进了火坑，见义勇为地上奏质问慈禧凭什么软禁皇帝，并“请太后迅速撤帘归政”。
上完折子便行动起来，亲自去南苑游说董福祥进京救驾。
结果一出门便被抓了。
谭嗣同和王照妄想绝地反击，一个找大刀王五，一个找日本人，均不了了之。王照浪迹日本，谭嗣同则于次日被捕。
当晚，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反政变自然成为席间议论的主题。
伊藤的随员大冈育造坐在李鸿章旁边，问他康有为所犯何罪。
李鸿章：“无非煽动人心，犯了众怒。”
大冈育造：“依在下愚见，与其搜拿惩办康有为，不如加以培植，为振兴中国留些余地。毕竟康所行之事，无非是在扩充中堂大人未竟的功业。”
李鸿章：“你说的全对，康有为日后可以大有作为，只是从眼下的情况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慈禧最恨者，张荫桓与康有为二人也。
前者整个一翁同龢加强版，后者更是丧心病狂要劫持自己。两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几乎把洋人引进了朝廷，堪称“带路党”典范。
现在康有为跑了，张荫桓赫然成了匪首，不出意外，铁定永垂不朽了。
人生没有如果，却往往遭遇但是。
在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干涉下，张荫桓被摘了出来，改为流放新疆。望着英国公使几近恫吓的辞令（“处决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闻名的高级官吏，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慈禧恨得牙痒痒。
当然你会问，怎么戊戌年日英两国这么关心中国的内政？
都是让《中俄密约》给逼的。为了阻止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日英联盟，共同寻找中国政界的代言人。而宠命优渥的张荫桓和过蒙拔擢的康有为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剩下的人犯里，官职最高的是徐致靖，保举康梁的是徐致靖，用四川话说就是“跑得脱，马脑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徐家同李家拥有一段极深的渊源。打了很长时间酱油的李鸿章终于在力保徐致靖一事上发力，重托荣禄，说：“年侄致靖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
虽说为难，但李鸿章的面子还是要买。荣禄以“徐致靖升礼部侍郎后，皇上从未召见”为由劝慈禧给条生路。
查完档发现确实如此，于是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
真相是徐致靖耳背，光绪为防隔墙有耳，不好跟他大喊，故有事相商，往往派人传话。
9月26日，清政府宣布：恢复被光绪精简掉的机关单位；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一夜回到百日前。
本来还想立一座依法治国的牌坊，让奕劻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理军机四章京和杨深秀、康广仁，最后慈禧实在怒火难平，直接让拉到菜市口砍了。
戊戌六君子，最冤属广仁。他既不是公务员，也没有参与康党的阴谋，只是寄宿在他哥那儿，偶尔帮帮腔。
因此抓人时，连跑都没跑。
谁知后果非常严重。
狱中的康广仁整日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是被“六君子”了。
谭嗣同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的煤屑，在墙上作书。林旭则笑对一切，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9月28日，传唤人犯。康广仁以为死期将至，又大哭。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说：“这是提审，非就刑，毋哭！”
既而牵引从西角门出，刘光第这才愣了：按惯例，绑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
于是大骂道：“未提审，未定罪，就要杀头吗？何以昏聩至此！”
人山人海的场景不禁让人疑心穿越回了明末，那次围观的是袁崇焕。250年过去，除了脑袋后面多了条辫子，似乎什么都没变。
监斩官刚毅色厉内荏地坐在台上。
刘光第大声道：“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亦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
虽说杜鹃啼血，诚可哀怜，但你也不是第一天在中国混了，难道不明白所谓国体只是你死我活而已。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程序，只讲三十六计。
在这个国家，最痛苦的其实是学法律的。
刘光第用他那套刑部思维方式一再质问，刚毅最后两手一摊：“我不过奉命监刑，其他的不知道。”
狱卒强令六人下跪，刘光第倔立不屈，杨锐悲凉道：“斐村（刘光第字）跪跪吧，权当是遵旨了。”
乃跪下就戮。
谭嗣同很平静，说“吾有一言”，让刚毅上前。
气场如此强大，逼得刚毅不敢动弹。
良久，谭嗣同放声大笑。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突然，像从浮云里划破了一条长空，谭嗣同的喊声震动了天地：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此日，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身在北京的严复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燕市天如晦，宣南（宣武门以南）雨又来”。
长沙。
李闰抚摸着夫君的照片，淋漓襟袖啼红泪。
那是谭嗣同摄于南京的，时年三十二岁。月白色的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于腰间，右手持那柄伴他行走江湖的凤钜剑，浓眉俊眼，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正气。
谭嗣同只有这一个妻子，两人琴瑟和鸣，恩爱有加。
应召去京前，夫妻二人曾秉烛夜话，对弹“残雷”与“崩霆”。
十六岁那年夏天，谭家宅院一颗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谭嗣同以其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之为“残雷”“崩霆”。
如此剑胆琴心，却物是人非。望着两琴，李闰恸哭写下了“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更惨的是杨深秀和林旭的妻子，听闻丈夫死讯，双双仰药而殉……
杀六君子者，非袁世凯也，实康有为也。
甚至连那首著名的绝命诗《题壁狱中》也未能逃脱康党的毒手。为了抹去诗中“杀太后”的政变计划，谭嗣同的原句“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也被篡改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后者的确更有气势，但出处却是太平天国将领苗沛霖的《秋宵独坐》……
康圣人自言“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其实并非无为，而是乱为。
公认的说法是，杨崇伊的奏折启动了戊戌反政变，袁世凯的告密则扩大了反政变。
事实上，慈禧既已决心训政，康广仁也已下狱，审出康有为蹩脚的谋反计划只是时间问题。
换做任何人，面对谭嗣同拿着一份伪诏，就逼你押上全家老小像阿汤哥一样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七千人对七万人），都不可能贸然答应。
而且，康党素来冒失，事机不密，风声一旦传出去，不告密势必连累自己。袁世凯避重就轻地把“围园杀后”说成“围园劫后”，已然仁至义尽。
反观康有为，在香港接受英文报纸采访时对慈禧痛加鞭笞，还谎称光绪给了自己衣带诏，以便找英国人求救，恢复帝位。
自己倒是爽了，可以跑到海外继续招摇撞骗，却把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白浪翻滚，海鸥啁啾。
大岛号的甲板上，梁启超心事浩渺，轻声吟诵着刚刚草就的《去国行》：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舰长见他一天到晚倚着船舷发呆，怕他想不开投海自尽，便把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消愁解闷。
柴四郎的这本玄幻小说颇具国际视野，很有大片气质。他虚构了四个主人公：日本青年东海散士、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美女红莲以及从事复国运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
这帮人聚在美国，把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乃至东学党起义、甲午战争贯穿一线，各国历史名人也相继登场。
书中有故国沦亡，有男情女爱，简直就是百年前的大河剧，看得梁启超感同身受，不忍释卷。
受此影响，到日本后不久，意犹未尽的梁启超便模仿《佳人奇遇》写了一本架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六十年间中国的变化。
小说伊始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南方各省实行自治，到1912年开设国会，成立“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暗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首任总统。
第二任总统是缔造共和国的功臣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好契合了后来的黄兴（字克强）。
经过五十年改革，中国的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
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首都南京，庆祝中国维新五十周年，“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同时，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上，专家纷至，学者云集，而博览会也不只展示科技，更是各种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的论坛。
可惜，像紫霞仙子一样，他猜准了开始（1912），却猜不中结局（1962）。
一个月后，荣禄采纳大头的建议，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四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右军（驻天津小站）、前军（驻天津宁河）、后军（驻天津蓟县），并自募27营直辖，称“武卫中军”（驻北京南苑）。
合编而成的武卫军拱卫京畿，由荣禄统率，成为清末最强的国防力量。
袁世凯此举既投荣中堂所好，又让慈禧找到了“中央集权”的良好感觉，可谓一箭双雕。
当再有人向荣禄搬弄是非说“袁世凯先前同康党走得很近，后来又检举康党，首鼠两端”时，荣禄只是摆手道：“袁世凯是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我的人”，官场上经久不衰的口头禅。
望着扩建为一万人马、雄姿英发的武卫右军，袁世凯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