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鲍林再次向有关方面申领护照，为自己在冬季周游世界进行准备。这一次，他要求对方用书面形式准确地列出拒发护照的种种理由，因为他希望有足够的时间申诉。他收到了希普利的答复，其中罗列了她从联邦调查局关于鲍林的档案中抄来的24条指控材料。鲍林和自己的律师认真准备了一份新的证词，逐一批驳了这些指控。他在给护照处的回复中随附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这些指控……大多数不值一驳。”鲍林认为，只有一条需要认真对待，那就是说他是隐藏着的共产党员。“我实在难以相信，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务院竟然会捏造出这样一个罪名，”他写道。“对于这样一条指控，只需认真地作一点起码的调查……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表明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内容。”其实，希普利早就清楚这一点。她查阅了联邦调查局几份最近写出的有关鲍林的报告，其中提到，经过两年的彻底调查，没有发现确凿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布登兹告发鲍林是共产党员的指控。
10月1日，希普利在审查了鲍林的证词后，写了回信：“国务院……根据手头的证据得出结论：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年里的活动，充分表明，长期来你始终如一地奉行共产党的路线。”鲍林也许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员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因此，他的护照再次遭到拒发。希普利在信中还附上了一张用于上诉的表格。
鲍林井不希望上诉，他不想在由一群陌生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自己的案子辩护，不想再次像他以前在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那样遭人诽谤，接受令人屈辱的审判。几天之后，他致函国务院称：“考虑到去年我在与国务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经历，我别无他法，只得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他在引述上一次申领护照时自己花去的费用和令人心酸的窘境时，这样写道：“我感到，我再也经受不起这么一次经历了。”他就这样撤回了自己的申请。
此时，他心里已有了另一种打算。
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
朗缪尔说过，鲍林“将会赢得诺贝尔奖”，此时，23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鲍林的同事和学生一直在议论，他到底在何时能得到这一科学上最高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学者相继成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埃德温·麦克米伦，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作为鲍林的学生进行过研究工作——鲍林却开始认为，自己永远不能问鼎这一奖项了。这是一件令人失望和心痛的事。许多人将鲍林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化学家之一；他已年满53岁，他的许多科学成就似乎早就应当被人承认了。鲍林在心里安慰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未被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看中，原因在于诺贝尔的遗嘱中说得很具体，这种奖不适用于批量性的科研成果，只奖给前一年里作出的单项重大的发现。鲍林的成就就属于批量性成果，他做的工作称得上是结构化学的宏伟大业，它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成果构成的。“的确是麻烦，”鲍林说。“哪一项成果算是我的单项重大发现呢？”
生物学家森特—哲尔吉①，曾对维生素Ｃ作研究而得到了他本人的诺贝尔奖。1952年底，他致函鲍林说，他打算提名鲍林为195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候选人。“据我所见，您在很久以前就应当得到这一荣誉了，不过，迟得总比不得好。”唯一的问题在于“提名时到底确定哪一个单项发现最合适？”鲍林回信道：“我本人的最主要成果是在1928年到1932年间获得的，其中涉及到对化学键本质和分子结构基本原理的揭示。”为了促成此事，鲍林还寄去了自己生平的简短介绍，附上了新近拟就的一份长达8页的科研工作的总结。在这份总结中，他强调了他对键轨杂交的发现，有向键价的理论以及结构与磁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有助于他对血红蛋白、抗生素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
①森特—哲吉尔（Albert Szent-Gyorgyi，1893—），美国生物化学家，生于匈牙利，发现并分离出维生素C（1928），研究维生素C等有机化合物在细胞氧化过程中的作用，获1937年诺贝尔医学奖。
但是，1953年11月，在宣布那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时，化学奖得主却是赫尔曼·斯托廷格。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化学家，他对聚合物的研究曾经影响过鲍林本人关于长链结构的看法。鲍林尽管有失望之感，但很快就将此置之脑后了。但是，此时又风言四起。第二年夏天，一位来访的化学家，瑞典科学院院士，告诉鲍林说，斯托廷格之所以被看中，只是因为他比鲍林要大20岁，评奖委员会感到他再也活不到一年了。接着，这位院士向鲍林透露，再过几个月时间就可望听到喜讯。瑞典的一个电视采访组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据他们说，他们打算对著名科学家作跟踪采访——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鲍林身上。因此，鲍林将要得奖的传言就日甚一日了。10月，也就在鲍林撤回护照申请的那几天，加州理工学院收发室交给鲍林一大堆信件，其中都是有关鲍林可望获奖的消息。
1954年11月初，鲍林动身前往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尽力设法不去想得奖的事，但心里却一直抱着希望。宣布诺贝尔奖得主的时间向来就在11月初，他不久即可知道实际的结果。
11月3日下午，就在鲍林即将开始在康奈尔大学作学术报告前几分钟，一位记者通过电话追问到了他的下落。“您对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有什么感想？”这位记者问。鲍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反过来问这位记者：自己获得的是什么奖？“化学奖，”记者回答说。“不，奖励书是怎么说的？”鲍林想知道，到底是哪项发现使自己获得了这份荣誉。记者读了手中的电文：“……鉴于他对化学键本质的研究……及其在阐述复杂物质特性时的应用。”鲍林尽情地笑了起来，他告诉这位记者，他为自己能获得这项桂冠感到非常自豪，然后就放下了手中的电话。
他兴奋极了。给他颁发这一奖励，就是承认他从1928年开始研究化学键一直到阿尔法螺旋的发现所得到的每一项成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员们破了一项先例，给了他一项终身成就奖。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们纷纷拍着他的后背，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但是鲍林兴奋到了极点，几乎就没有察觉。心里充满了喜悦，他茫然向教室走去，希望按预定的安排讲课——“我兴奋得不能自己，连教室的门也看不清楚了，”他后来回忆说——等在教室里的学生和教授们向他祝贺，爆发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记者和各方面友好人士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来电表示祝贺。鲍林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非常珍惜这一荣誉，同时“也非常感谢我的那些非常能干的合作者所作出的贡献。我能作为理工学院的一名员工，已有32年时间了，我感到非常幸运，在此进行科学研究，条件极为优越。”作为诺贝尔奖的一名得主，他利用新近得到的这一绝妙讲坛，猛烈抨击政府在奥本海默案中实行的政策。他还给露丝·希普利发去了一条几乎未加任何掩饰的信息。有人问起，他去斯德哥尔摩出席颁奖典礼，会不会在护照问题上碰到麻烦，他告诉记者说：“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纳粹德国曾一度为诺贝尔奖得主制造过麻烦，但估计美国不会去步其后尘。”
他的声音又再次响亮起来了。他又再次沉浸在欢乐之中了。尽管受到记者的追踪，他仍能按预定的计划行事。他长途跋涉，到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瓦努克塞姆讲座，讲解分子结构和生物学特性。在此期间，他还最后一次拜访了爱因斯坦。其时，这位年迈的物理学家身体衰弱，容易疲劳。不过，与鲍林会见，他的心情非常愉快。看到这位比他年轻的朋友能够利用新近得到的名声在奥本海默案中仗义执言，使他更加高兴。他们在一起讨论了新式超级炸弹的问题。对于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解散，两个人都呼嘘不已；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现状也深表困惑。爱因斯坦对鲍林说：“我一生中犯了一个大错，就是签署了致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那封信。”他说，他可以解释的唯一原因在于，他当时认为德国人也在做这件事。接下来，两个人都沉默不语。随后，爱因斯坦又向鲍林叙说了乌克森谢纳①一件轶事。此人是门世纪瑞典的一位首相。“乌克森谢纳对他的儿子讲，”爱因斯坦说，“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只需略施小技就可以治理这个世界。”鲍林高兴地看到，他们两人仍然在用同样的方式思考着这个世界。
①乌克森谢纳（Court Oxenstierna，1583—1654），曾任瑞典首相，国王古斯塔夫斯二世的密友和顾问。多次受命进行重要的外交谈判，后为未成年的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摄政，成为瑞典的实际统治者。
5个月以后，爱因斯坦与世长辞。
在宣布鲍林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鲍林以前的一位冒冒失失的学生科耶尔，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写了封祝贺信，征求大家的签名。他高兴地看到，全系的人都在信上签了宇。“我不相信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都能得到科学工作者如此热烈的欢迎，”科耶尔写道。“我征求了86个人的意见，86个人都毫不迟疑地签了名，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兴，诺贝尔奖给国务院将了一军。”麻省理工学院的这封信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封函电之一。鲍林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以后，给每一封函电都写了回信。
在这个地方，鲍林也发现，几乎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从杜布里奇到各系的门房警卫，人人都向他祝贺。爱娃·海伦邀请鲍林手下的员工和他的亲密朋友到他们的山坡宅院聚会庆祝。来宾们举腹痛饮。卡尔·尼曼的夫人当众朗诵一首诗歌献给鲍林。“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一位来宾后来回忆道。12月3日又举行了一次更大的聚会，加州理工学院全校师生员工团聚在校园里向鲍林致意。350多名员工、校董和朋友应邀参加宴请，听取杜布里奇对鲍林的成就所作的简要介绍，观看当场表演的一幕讽刺鲍林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短剧，演出单位是“化学和生物股份公司”，引来阵阵哄堂大笑。
他们给短剧起名为《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全剧刻画了学校对鲍林所持态度的比较轻松的侧面：赞赏，喜爱，然而又有一点不闻不问的味道。剧中还配上了无线电播音员的声音，对鲍林轻松的讲课风格逗笑取乐，几名弹奏音乐的学生将鲍林关于分子共振的思想比拟为爵士音乐。（“孩子们，你们应当听一听一个碳氢分子是怎样工作的。先生们，这是有真凭实据的谋杀。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不过，全剧的高潮是一系列配上了流行歌曲的讽刺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小镇旅店》：
鲍林之路百折不回，永远指向前方。
鲍林之路苦尽甘来，永远令人神往。
这是知识的浩瀚海洋，让您纵情倘佯。
也许还有若干地方，不值得您驻足张望。
爱娃·海伦则被描绘成一个日思夜恋的姑娘，向她的老师倾诉衷肠（配上的乐曲名为“张开双臂拥抱我，我的宝贝心肝”）：
莱纳斯·鲍林，我的宝贝心肝，
他在我的化学世界里变幻莫测。
啊呀呀，他的眼珠滴溜溜闪现，
我周身原子就全都上电。
他靠近我的身躯，我的血分子全都涌向我的脸面，
我却分不清何为碱基，何为磷酸。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鲍林博士讲课，犹如朗诵诗篇，
字字都是音符，扣动我的心弦。
我的化学价，已经全部改变，
我的运动轨迹，也有了新的安排。
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凝结在我的心田，
我与他共享两个电子，周游在外层空间。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最后，播音员朗读了几份来自友好人士的虚拟电报：“反动的资产阶级走狗：我已经告诉你五十遍了，共振与量子力学格格不入。签名：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卢贝契夫斯基。”另有一份电报更使鲍林笑得前俯后仰：“亲爱的鲍林博士：您得了诺贝尔奖，同时也洗清了自己的罪名。我们不会发疯，只要您不发疯就行。签名：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与露丝·希普利。”
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夜晚，高朋满座，气氛温馨，笑声阵阵，友好热情。在学校的历史上，像这样的夜晚实属少见。不过，对鲍林来说，这将成为永远找不回来的回忆。
在这样的场合，关于希普利的玩笑就特别让人捧腹一宣布得奖后的一天，在离开康奈尔前往普林斯顿的途中，鲍林给许多头面人物写了信，其中就有参议员韦尼·莫尔斯和保尔·道格拉斯，还有前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茨，鲍林请求他们帮助他收回出国旅行的权利。他还给小胡佛写了一封信。此人曾长期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董事，新近才被任命为副国务卿。小胡佛对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表现很看不惯，因而更谈不上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了。
还是公众再一次帮了鲍林的忙。在诺贝尔奖宣布以后不久，美国驻瑞典大使告诫国务卿杜勒斯说，鲍林的护照难题已经成了斯德哥尔摩议论的中心。“我们在此对鲍林的政治态度和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拒发他的护照，那么瑞典各个方面的公众舆论将会作出对我们具有灾难性的反应，”他这样写道。“切望能很快得到你们的确切通知，务必如期签发护照。”
不管怎样，这一通知还得等上若干时日才能发出。联邦调查局下令再作一次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跑林又重操旧业，到处发表演说。在一次演讲中，他公然鼓吹在内阁中成立一个“和平部”。有关情况又传到了希普利那里。在一个星期中，鲍林的护照难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媒体报道的热点。然而美国国务院仍无动于衷，希望鲍林主动先走一步，正式提出申诉。一旦上诉，事情又可拖上几个月时间，然后再找一个借口，称有关方面像对待其他美国人一样，正在考虑鲍林的具体情况，一切都在正常的渠道中运作。
鲍林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招。支持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电报来自美国新闻处驻欧洲的一位官员，他“紧急提议”批准鲍林出国，以便消除公众舆论的负面影响。与鲍林有关的公函在国务院各部门之间来回穿梭。有些办事人员主张给鲍林签发护照，尽量减少不良后果——“鲍林是一种喜欢冷潮热讽，脾气古怪的人，他以前曾有一次拒绝到申诉委员会露面，这次也许更想让国务院出出洋相，”一名职员提醒说——另外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希普利和安全首脑麦克劳德，他们主张先扣住护照再说。国务院法律顾问断言，根据现行法规，扣发鲍林的护照缺乏充足的理由，因为法律规定要有确凿证据表明鲍林接受过共产党的指示才行——然而联邦调查局已花了六年时间仍一无所获。为了结束这场争议，11月5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者除了麦克劳德和希普利以外，还有三个持温和态度的国务院官员。有人建议绕开申诉这一步骤时，希普利沉不住气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护照处与共产党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她说，“我最清楚，脱离现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将后患无穷。”两年以前有人不顾她的反对，给鲍林签发了护照，就是开了抛弃现行做法的一个先例，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鲍林的护照上写上几句话，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外，禁止他做别的事情，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也不行，希普利斩钉截铁地说。会议再也开不下去，只得中断。麦克劳德和希普利力主扣发护照，其他三位官员——将鲍林列入“冒失莽撞、头脑不清的左翼人士”的范畴，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建议签发，以免引起公众不满。
杜勒斯作出最终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
小胡佛对此很不愉快。这就意味着无需经过上诉这一步骤，而这一手续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为鲍林设置的。他认为杜勒斯的决定将置国务院于批评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要求这一机构审阅他为颁发护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为了发泄怒气，小胡佛对这位朋友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将鲍林撵出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不经申诉就给他签发护照，他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不久以后，小胡佛就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之职，从此与鲍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对杜勒斯的公关问题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手下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插手这种事情。”
那天下午，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给鲍林发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发现希普利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厅里。他走到她身边坐下。两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谈到鲍林，谈到共产党人，谈到履行正常手续的重要意义。这位顾问注意到，希普利情绪黯然，对于她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满，对这样的办事方式表示失望，并再三重复应当拒发鲍林的护照。
几个星期之内，希普利正式宣布，她要辞去护照处处长的职务。
关于鲍林一案，麦克劳德创造了一种颇有几分幽默的说法。事情过后不久，一个国会委员会问起，鲍林怎么能不经申诉而成功地领到了护照，他回答说，颁发护照是“自我申诉”的结果。有人要他解释一下这一用语，他笑了起来，说，它的意思就是“国务院也要阅读有关文件”。
鲍林领到的护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适用于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鲍林怀着如往日一样的愉快心情，携带着爱娃、克莱林，还有小莱纳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飞机离开洛杉矶。他们在哥本哈根与彼得和琳达会合，然后，一家子人，正如爱娃回忆时所说，“一帮快乐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尔摩。
鲍林从未见过像诺贝尔奖颁发典礼那样的场面。这一活动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宫大臣为获奖者举行招待会。会上，鲍林与两位物理学奖得主作了简短的交谈。其中一位名叫玻恩①，哥廷根的数学大师，鲍林第一次访问欧洲时曾与他见过面。他由于在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与一位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博特②一起分享这一迟到的殊荣。博特最出色的工作也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鲍林还见到了获得医学奖的美国人三人小组的成员。他们因在小儿麻痹症方面的研究而受到表彰。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③欧洲新闻媒体仰幕已久的人物。他在一次非洲之行中受了伤，因而这次无法在斯德哥尔摩露面，
①玻恩（Max Born，1882—1970），英籍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因对亚原子粒子特性作了统计学的系统阐述，与博特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②博特（Walther Bothe，1891—1957），德国物理学家，应用符合电路法，测定电磁辐射的粒子性，发现了中子，与玻恩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③海明威（Emest Hemingway，1899—l961），美国小说家，早期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风格独特，文笔精练，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了有两千人参加的颁奖典礼，鲍林将其称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气派的典礼之一”。会上，为每一位新的获奖者宣读了一篇颂辞，简要介绍有关的研究成果。鲍林的颂辞是由一位言辞不爽的瑞典晶体衍射学家宣读的，此人借此机会全面回顾了从伯兹列斯以来化学发展的历史，最后介绍了鲍林关于化学键的观点，说明他怎样将化学键的理论应用于各个化学领域以及生物学和医学的许多方面。在他宣读完毕，掌声停息下来以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向鲍林颁发了金质诺贝尔奖章和证书。此时，鲍林身着燕尾服，颈佩白色领带，显得异常兴奋。在他接过奖章和证书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这种场合常见的那样拘谨呆板，而是迎着国王笑逐颜开，真可谓“满面春风”。一些欧洲报纸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
颁奖典礼结束以后，又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黄金阁中举行诺贝尔国宴。这是一间名为“世纪之交”的宽敞大厅，四周镶贴着24开黄金马赛克墙面砖。在此，仪式继续进行，国王向每一位新的奖主祝酒致意，各人也用简短答辞表示感谢。鲍林的答辞赢得的掌声最为热烈，他提到，自己久已向往瑞典，希望能被大家视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荣誉公民”。宴会过后，国王领着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走到一处大理石楼梯的上部，俯视楼下几百名欢呼雀跃的瑞典大学生。这些学生挥舞着红旗和火炬，为得奖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随后，根据惯例，应由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他们讲几句鼓励的话。鲍林被奖主们推选为代表发言，所有的瑞典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也许我应当向你们作一点训示，但我不想这样做，”他向在场听众高声说道。“我倒向你们提一条建议，就是你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应当抱着尊敬的态度认真地听——但别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你们的长者，不管他的头发是否已经灰白，是否已经脱落，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可能出错……因此，你们应当永远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永远需要独立思考。”
这番话使在场学生颇感意外和欣喜，大家尽情地欢呼起来了。
第二天，门日，星期六，鲍林作了一次诺贝尔讲演。他全面回顾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别将重点放在共振这个问题上。在这篇讲演中，他颇为自信地谈到了价键的概念。那时，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锐的攻击。他还利用诺贝尔奖印证自己研究化学的方法是正确的。
晚上，国王和王后在皇宫举行正式宴会招待来宾，这也是诺贝尔奖庆典活动最后一场盛大的仪式。鲍林身穿黑色的晚会礼服，伟岸潇洒，手挽着瑞典公主玛格丽莎，款款步入宴会大厅。爱娃·海伦则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气洋洋地在国王左侧就坐。她春风满面，一身朴实的社会主义派装束，庄重大方。“我与首相谈论政治——还与国王一起在花园里浇花，”她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真有意思。”
最后，鲍林与获得医学奖的三个美国人一道，出席了美国大使馆专门为他们举办的一次庆祝晚会——鲍林心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也许美国政府打算将他作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会结束后，使馆参赞电告华盛顿称，鲍林之行并未发生任何意外。“斯德哥尔摩报界刊发了有关他的大量报道，不但是因为他独具爽朗迷人的个人魅力，而且也因为他的一家是摄影新闻的上佳题材，”这位参赞写道，最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流露在宇里行间。“无论是在到达之后立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在宴会上的讲演里，……鲍林教授都没有说任何可以挑剔的话。”
鲍林的言行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在新的层次上为美国赢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还是得到批准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证明了个人成就可以驱散冷战造成的紧张气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显示出来的洒脱和热情。“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这位谦逊、随和、见多识广的著名科学家那样，清楚地知道怎样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一家欧洲报纸这样报道。这家报纸还将这次诺贝尔奖庆典称作为“一次‘节日演出’，虽然‘主角’海明威未登台亮相，但毕竟还是出现了一颗‘明星’，他就是来自帕萨迪纳的这位为人谦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鲍林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情感。鲍林和爱娃带着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游观光了两个星期。随后，他们乘飞机到以色列待了两个星期，走访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与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学者交谈。他们的圣诞节是在伯利恒度过的，不过这次经历对鲍林的无神论思想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在此之后，他们又飞赴印度，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一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得以成行的访问，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作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访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几所大学和实验室，从新德里到加尔各学，又到阿拉哈巴德，参观了泰姬陵，游玩了阿赞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庙。
在巴罗达，鲍林出席了印度科学大会。会上，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科学外交的技巧，与俄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大型代表团会面，接受了许多诸如矿石和设备那样的礼物。作为美国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几个自费的美国佬与会。鲍林是被邀请作大会报告的唯一美国人。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血红蛋白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有关结果。最后，他谈到了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维护和平的必要性，提醒来自各国的听众说，并不像习惯于用俄国式思路考虑问题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事实上，他们许多人在研究诸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发展和福利。然后，他话锋一转，矛头隐指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代表，说明美国科学家能够自由地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鲍林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后来，一位印度科学家告诉来自美国的一位朋友说：“贵国的鲍林博士今晚所做的事情，比你们的国务院发表的全部官方文件，都更加有力地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即美国人都是国际战争的贩子。”
鲍林还和尼赫鲁一起共进晚餐，两个人就政治、核弹、和平等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鲍林的心目中，尼赫鲁是一位超凡脱俗、风度优雅的伟人，具有“敏锐的睿智、卓越的判断和绝对的真诚……在我看来，尼赫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鲍林还去曼谷停留了几天，然后在2月飞抵日本。在那里，人们知道鲍林的名字，不但是因为他所做的科学研究，而且是因为他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他受到了大批人群的围观和欢迎。在东京和京都，他的讲演吸引了大批听众，以至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驱散——仍然有两次因许多人强行进入会场而造成了破坏性后果。鲍林一家人，远离了城市的喧闹，有机会参观了佛教寺庙，在雪地里长时间徒步，访问了大学和工厂，尝试日本式沐浴的方法，在海滨一家私人寓所享受几天安谧温馨的生活。鲍林开始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兴趣。此时的日本仍然是颇为贫困的，几所大学根本就不能与美国的大学相比。鲍林看到，那里的老百姓普遍支持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和贸易的交往，鲍林对此是深有感触的。
他还听到了许多关于放射性尘埃的传言。“好运龙号”船员仍然待在医院的观察室里。日本科学家分析了比基尼岛爆炸试验后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物质，发现其中有一些放射性同位素。有人说到，这次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含量高得出奇，不可能只是普通核弹爆炸的结果，爆炸的强大威力使放射性尘埃扩散到同温层，因而这种尘埃可以散落到很远的地方。放射性含量高也与其放射性物质的本质有关。看来，这也许涉及到原子裂变和聚变结合起来的一种新方式。鲍林用心地听着这些话。
只有一件事使他这次出访蒙上了阴影。日本化学家水岛教授，天皇次子吉的皇室老师，他曾出面安排鲍林作几次讲座。借助于自己与天皇家族的联系，他被授权安排鲍林觐见日本天皇，条件是首先要通过官方渠道得到美国方面的同意。这是一项非常崇高的荣誉。水岛立即致函美国大使馆，请求给予指导。这一要求逐级转到华盛顿，最后落到了安全首脑麦克劳德的办公桌上。“本局的意见是，对于鲍林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让国务院来考虑到底是禁止还是提供其方便，使他有特权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会见各国元首，这是荒唐可笑的，”麦克劳德回答说。这样，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拒绝在这一问题上合作，鲍林觐见天皇的事也就泡汤了。
不过，相对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小事。鲍林经过将近五个月在世界各地的旅行，最后飞回帕萨迪纳，他这个人总算有了一点细微的变化。从得知获奖消息时开始，一直到4月份回到家，他始终浸泡在受勋、盛宴、掌声和欢呼的热浪中。他曾与多位国王和首相一道进餐，前后向热情洋溢的听众作了五十多次讲演。
此外，他还了解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世界关心的问题。一旦走出美国，他看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注视着核试验时显现出忧郁的神色，看到了放射性尘埃给人们带来莫大的焦虑，看到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引起人们普遍的担心，看到了自己的想法在世界各地得到许多人的共鸣。他回到了国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回到了国内，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