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文森特重返博里纳日仍然是为了发自生命最深处的宗教抱负。然而，正如刚才已经看到，在文森特人生的地平线上，突破博里纳日的惨淡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堪与宗教之爱相提并论的艺术之爱已经在日渐夺目地升起。
事实上，博里纳日的悲哀从未完全和真正消泯过文森特的艺术之爱，即便在最惨痛的时刻也是如此。自始至终，他都在书信中向提奥描述"优美如画"的博里纳日风景。在他的棚屋的墙上，总是装饰着他最喜爱的一些画作。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可能随时联想起他所钟爱的古今艺术家如伦勃朗、雷斯达尔、梅索尼埃、伊斯拉埃尔斯、博斯布姆、马里斯、毛沃等等。在给提奥写信时，他总是十分关心伊斯拉埃尔斯、马里斯、毛沃等画家的近况，急切地询问他们最近创作了些什么作品。
"你最近看到什么好画没有？"这是始终见于他信中的一类问题。在夜晚的灯下，他也常进行一些素描和创作。
然而，在文森特恒常的艺术之爱中，逐渐发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在马凯塞煤井深处目睹了难忘的悲哀景象之后，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
大多数矿工都因为热病而瘦弱、苍白；看上去疲乏又憔悴，……妇女总的说来姿色早衰。矿井周围是矿工们可怜巴巴的小屋，几棵被烟薰黑了的枯树，荆棘的篱笆，粪堆，灰堆，以及无用的煤堆，等等。马里斯能据此创作出色的作品。
我很快会画一幅小型的素描给你，让你对事情有个印象。 书信129号。
文森特所产生的，并非只是一个一般的随意念头。在存在的最深处，随着人生体验的冲击，他的艺术之爱似乎正在发生重要的嬗变。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倾向于透过素朴的、或者乡村田园式的眼光观察自然、人生和艺术作品，现在，他的眼光中更多地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关怀。在博里纳日的煤田里，人与艺术的主题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融和起来，并将在长时期内表现为文森特人生与艺术的取向。
换句话说，正是在博里纳日，文森特的米勒之爱真正才具有了内外统一的表现形式。就像他所崇拜的米勒发现了麦田里的人一样，文森特发现了煤田里的人。根据矿工们的劳动和生活，文森特画出了最早一批素描，其中一幅描绘了一位运煤工人，肩披麻袋，扛着一袋沉甸甸的煤，铁锹也横在肩上，正躬身吃力地爬上煤堆，充分体现出米勒的影响。这幅画虽然粗糙，但表现得相当有力，清楚地反映出文森特同情矿工的内心感情。两年之后，这样一类表现矿工生活的作品仍能见于文森特的创作。 遗憾的是，该幅作品是文森特这一初创阶段仅存的一幅。参见
David Sweetman,Van Gogh: His Life and His Art, pp105-106. 又，参见书信135号，以及外文出版社、台湾光复书局：《凡·高》，1997年，第71－72页，等等。
就本质上说，这是文森特艺术创作中重大的主题之一，如果不局限于矿工生活这一表现形式的考虑，那么，这样一类主题一直持续到自1886年开始的巴黎时期为止，而且，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持续了文森特此后整个的一生。
从布鲁塞尔之行重返博里纳日之后，文森特更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素描创作。他时常返回瓦斯姆斯，为那里的矿工画肖像，到10月份，他已经完成了好几幅作品。
正像布鲁塞尔郊外兵营中那位同学和布鲁塞尔的皮特森牧师所看到的一样，一位日后为世界所知的文森特已经在逐渐成长了。然而，道路无疑还很长，他还必须从人生的大教堂中反复经受痛苦的洗礼。
10月，正在高比尔公司扎实苦干、事业成功的提奥因公务赴巴黎，途中前往博里纳日看望文森特及其生活和工作环境。他不仅为文森特的外表和衣着感到惊讶和难过，更对文森特的心理和行为模式表示不解。在一次散步交谈中，两人都回想起10年前在海牙雷斯维克路那次幸福的经历。"那时我们对许多事情都有着相同的见解"，提奥说，"然而，从那以后你变化太大，你跟过去不一样了。"提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家庭认为，文森特是在无所事事，浪费自己的生命。他认为文森特关于宗教的想法既不现实，又很幼稚。他建议文森特离开博里纳日，到一个新的地方做点生意，或当个烤面包师傅什么的。
应当说，提奥的话也许有过火的地方，但那多半是出于对文森特前途的深深忧虑。然而对文森特而言，这番话无疑将深陷于"外患"困境中的他抛入了或许更为可怕的"内忧"的深。要知道，特别对文森特而言，尤其与父母及提奥的亲情之爱，是无比地珍贵，事实上，那是津德尔特伊甸园中最本质的东西。然而，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这亲情之爱不仅没有给他所需要的支撑，反而从根本上对他内心的抱负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尤其是，提奥把他以生命为代价而从事的悲壮事业称为"无所事事"，不仅不给予兄弟之情份内的理解，而且造成了与"教会的老爷们"同声一气的效果，文森特对此格外刻骨铭心。
提奥走后，文森特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努力挣脱对兄弟亲情之爱的依赖，提起笔来，向提奥写了一封极为尖刻、空前绝后的信，摊开了深深潜藏的重大问题，就像突然喷发的火山，以公开而激烈的形式把誓约般的、一向感人至深的兄弟情谊（以及与其他家人的亲情之爱）撕开了可怕的口子。
这封产生于"外患内忧"严重形势下的信一反常态，它以文森特书信中罕见的冷峻和理性，以及同样罕见的清晰和条理，把文森特外在的现实困境以及内心种种真实的感受、思想、感情、渴望、冲突、烦恼、痛苦、怀疑、摇摆等暴露无遗，也十分意外地深刻展示了他独特的人格、个性和命运(当然，从某种意义说，他的真诚、质朴、热情、友爱一如既往)。与人类文化史上某些类似的情况（如卡夫卡等）相比，这样一封既写于人生关键时刻、又具有强烈反差效果的信，似乎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东西，事实上，它是关于文森特生命本质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档案。
亲爱的提奥：
我特别想写信告诉你，我对你的来访是多么感激。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写过信，这在我们是经常的事情。不管怎样，继续做朋友要比死不往来好些，特别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死，那样做似乎就是虚伪，至少是孩子气，就像14岁的人假装孩子气，这样的人内心认为，他的高贵和社会地位让他有理由戴一顶体面的礼帽。
我们一道度过的时光，至少让我们确信，我们都生存在生活的大地上。当我又见到你，与你一道散步，我内心又产生了过去经常而现在较少产生的那种感觉——生活似乎很好，很可爱；与很长一段时间相比，这次我感到更快乐、更焕发，这是因为，对于我，生活已经不那么可爱了，与过去相比，生活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意义——至少看上去是如此。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朝夕相处，情谊甚笃，他就会感到生活的理由：他并非无用和多余的人，相反或许自有其美好的价值：我们彼此需要，是人生道路上的同志和伴侣。然而，也还存在某种适当的自尊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名囚徒被注定只能孤独，不准散步等等，那么，他最后……就会遭受痛苦的结果……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也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感情，需要友爱的交谈；我不是石头或铁做的人，不是水桩或灯柱，我不能缺少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像有教养和有体面的人一样对此无动于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彼此疏远，同样，我希望整个家庭也是如此。然而眼下，我的确不很想回到家里，我十分倾向于留在此地。或许是我错了，而你说我看不清楚问题也许才对了；因而，虽然我十分反感而且很难做到，我可能回埃登家中至少呆几天。
……这是我一生最糟糕的日子……在这贫穷的乡下，在这些不文明的环境中间……这样一些经验太可怕了——伤害、悲哀、痛苦都太大了……抱负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即便它过去似乎很像样子，眼下我从经验中学会了用新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虽然这种眼光没有得到别人许可。……我情愿听其自然一死了之，也不愿意按照诸如神学院之类所安排的方式去死，我有时候从一位割草的德国农民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希腊文更有用。为了改善我的生活（你不是认为我渴望改善吗？或者说，我是否需要改善呢？），我希望自己能比眼下好得多。然而，由于我太渴望了，所以我对那些亡羊补牢式的东西更害怕，这些东西比邪恶本身还要糟糕。如果一位病人不愿意让自己落到江湖庸医手里，而希望得到正确的诊治，我们能责怪他吗？……如果你希望从我所说的话中得出什么结论，那就是：由于你的忠告，我想把你叫做江湖庸医，你极大地误解了我，而我对你却没有。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认为我会听从你的忠告，就像听从其他人忠告一样，成为一个刻印帐单和名片的人、一位帐房先生、一个木工学徒、一个烤面包匠或者别的什么（名目太多，不好归类），你也错了。当然，你会说："……我只是害怕你过于执迷不悟，在无所事事中浪费时光……"我希望，你所说的，并非通常意义的"无所事事"。对我而言，要在这个问题上捍卫自己，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然而，如果你所说的正是通常意义的无所事事，而且不准备改变这一看法，那么我将十分难过。我不太清楚，通过成为一个烤面包匠或其他什么来回答这一批评是否恰当，可能，那的确不失为对上述批评的果断回答……但同时，那也可能是愚蠢的回答，这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因骑驴子而被人指责为虐待驴子，于是就赶快下来把驴子扛在自己肩上。
好啦，玩笑归玩笑，我真的认为，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变得对双方而言都更友好，事情就会好一些。如果我感到，我成了你或家人的麻烦，妨碍了你的生活，一无是处，如果我感到自己干扰侵犯了别人的生活，或者成了多余的人，那么还不如死了算了。如果我必须要努力让自己越来越与你保持距离——如果我认为事情真是如此，我就会被痛苦的感情压倒，就会不得不与绝望作斗争。想到这一点，我感到难于承受；而想到我们以及家庭之间那么多的不和、不幸和烦恼都因为我产生，我感到更难承受。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么我希望自己就此了结算了。
这样一种想法有时以难以想象的沉重分量压迫着我（几乎是太沉重了），不过，过了比较长的时间，另一种想法同时又产生了。或许，事情只是一个可怕的恶梦，往后我们也许会学会对事情进行更好的观察和理解。然而，最终真会如此吗？事情不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吗？许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始终相信事情会变好，那是愚蠢和迷信……在冬天寒气彻骨的日子里，有人会说，太冷啦！即便跟着就是夏天，又有什么用？恶远胜于善……然而，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严寒终于结束了，在某个早晨，风向变了，雪开始融化。如此把我们内心和周围环境（它们与气候一样丰富而多变）的情况与气候的情况相比，我仍然还有一些变好的希望。
如果你很快回信，我将非常高兴……你离开的那天傍晚我散步到瓦斯姆斯去了。从你离开到现在我已经又画出了一幅肖像。再见…… 书信132号。
虽然文森特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可以想象提奥仍然无法忍受这封信。提奥这一年才22岁，但在高比尔公司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前途无量。与文森特的人生道路相比，他很难认同文森特固执己见的看法。何况这封信的措词一反常态，变得如此尖刻。客观地说，兄弟二人的友谊本身就不是十分均衡和对称。文森特虽然是兄长，但在内心深处似乎反而更依赖提奥一些；至少可以反过来说，作为弟弟的提奥从来没有表现过对文森特更多的依赖。如果说这一迹象早年并不十分清楚，那么近年来肯定是益发明显了。在所有的书信中，文森特对提奥都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就使得眼下这封信反差太大，令提奥不堪面对。
无论究竟是什么原因，文森特与提奥之间的通信和来往中断了整整8个月。直到下一年（1880年）7月，文森特为感谢提奥对他的经济资助，重新提笔致信提奥，开篇就是："我带着某种不情愿给你写信……"这是一生中两人兄弟情谊间唯一一次可怕的破裂。遵照自己在上面那封信中带有情绪的诺言，文森特果然用几天时间回了一趟埃登看望父母家人。母亲注意到他整天都不说话，只是阅读狄更斯的《艰难时代》，他大概从书中那位特立独行的悲剧英雄斯蒂芬·布兰克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家中的日子想必不会愉快。据他后来向高更所说，父母因他之故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认为他有必要让自己的神志适当冷静一下。一个和爱的家庭因他之故而笼罩了不愉快的气氛。有报道说，在埃登时期，文森特不与家人一道用餐，而是拿着自己的饭到没人的角落蹲着吃完。这大概既由于他长期苦行养成的习惯，也由于与家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文森特一意孤行地继续留在博里纳日，在如此这般的"内忧外患"中开始度过他一生中内心冲突最为剧烈的时期。可以想象，在与提奥一时断交的8个月中间，宗教大概已经无法单独给他以基本的支撑。
从现象上看，文森特一如既往献身于福音事业（当然，在被教会免职后，他的宗教热情中更多地掺入了社会良心的成份），成天四处奔走，看望伤病员，劝人皈依新教福音派。他不顾冬天来临，无论吃的穿的，能给的东西尽量都给人。新房东德克鲁克夫妇的儿子发天花，他悉心照顾，使孩子活了下来（最终，在马凯塞矿井一次瓦斯爆炸中，这位当时只有8岁的孩子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镰刀）。跟着德克鲁克先生，他又下了一次煤井。后来，博里纳日终于发生了罢工。在附近一个矿井发生的罢工中，文森特代表矿工与矿主交谈，据德克鲁克回忆，文森特只是想为矿工讨个说法，可是却遭到矿主的侮辱："凡·高先生，如果你不让我们安宁，我们就把你关到疯人院里去。"后来，罢工发展为暴力冲突，文森特则力劝矿工们不要放火烧矿井："要做有价值的人，野蛮的行为会毁掉人身上所有好的东西。" David Sweetman,Van Gogh: His Life and His Art, p/113.
然而，不管从现象上看文森特是如何一无反顾地献身于宗教关怀和社会公正的事业，内心却充满了痛苦的斗争。风雪交加的寒冬之夜，文森特用苦行自虐，竭力想不盖被子睡觉。德克鲁克夫妇听到他屋里传来哭泣声。与其说文森特是因为与可怕的寒冷作斗争而哭泣，不如说他遭受着内心剧烈冲突的折磨。
事实上，文森特正在宗教与艺术之间痛苦地不知所措。
从他跟提奥一时断交前最后那封信的结尾处，我们读到他"又画出了一幅肖像"。在这一时期，艺术在文森特生活中正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也许可以说，这既是宗教之爱遭受沉重打击所致，也是艺术之爱的自然成长使然，其中大概还有前面提奥那番话的强烈刺激所引起的反作用力。自从受皮特森先生的鼓舞重返博里纳日，文森特就在宗教和社会献身之余潜心绘画。对矿工们深厚的同情，也使他特别希望能找到某种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他画房东德克鲁克夫人，画矿工们在寒冷萧瑟的冬天穿过树木凋零、枝条料峭的田野走向矿井，或者一队矿工肩扛沉重煤包、手拄扶拐、踉踉跄跄亦步亦趋鱼贯而行……他要表现他们，用这一时期他自己的话来说："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形象呈现到人们眼前。"跟过去一样，他这批画作仍然十分粗糙，画面不整洁，阴影部分画得既含混又唐突，人物的身体也不成比例。然而，与过去所有的涂鸦之作不同的是，根据后人所作的划分，这批画实际上成了文森特最早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文森特自己似乎也比较清楚。他知道，那主要是不谙透视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他为自己找到了当时流行的巴格绘画教材，一有时间便努力练习。
不难想象，此时此刻的文森特越是对绘画着迷，他内心的冲突就越是剧烈。艺术对他的呼唤越来越清晰可闻；然而，艺术与宗教一样，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情。艺术越是吸引着他，宗教和宗教所关怀的大地就越是显得难以离别。德克鲁克的女儿伊丽莎白后来回忆说，那时，文森特常常挟一张折凳，背一个画箱，像个叫卖小贩似的出去写生。可是，不顾自己极其困难的经济境况（所有费用只能由父亲本来并不丰厚的收入中支付），"他花了许多钱买《圣经》和《新约全书》，在去作画的路上，免费分赠给人们。"也许正因为内心充满剧烈的冲突，那阵子文森特才那么痛苦，经常烦躁不安，"老是搓手，搓个不停。"看来，就像特定的人生事件启动了他的宗教之爱一样，眼下的文森特也需要另外某种特定的人生事件，让他在痛苦的冲突和摇摆中彻底走向艺术之爱。
也许出于巧合，在这难熬的严冬，作为生活最基本之必需的钱粮也告罄了。这也不失为促使他投入必要行动的一个原因。在外患内忧的巨大痛苦中，与亲爱的提奥失去联系的文森特无师自通地找到了解决事情的办法。就在1879－1880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不知什么时候他为自己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找他所钦慕的艺术家。本来他想去巴比松，他的米勒大师生前曾在那儿生活和创作过，眼下，那儿仍然生活和工作着不少巴比松派艺术家。遗憾的是，巴比松似乎太远了一点。接着，他想到了Ｊ·布雷顿，过去什么时候从提奥那里他了解到，这位《为阿托依斯的麦田祈祷》的作者，不久前离开都市，迁回故乡阿托依斯的田野上去了，具体的定居点就在法国境内的库里耶尔，从博里纳日穿过比利时与法国的边境就到了。于是，文森特生命历程中第三次悲壮的徒步长途跋涉开始了。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全然只是为了仿效基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艺术的神祗。1880年的早春，他怀揣仅有的10个法郎出发了。路不是太长，只有70公里左右，然而早春的天气十分寒冷，大多数时候天空都下着雨夹雪。在来去的路上，他尽可能用行囊中自己的绘画作品向别人换些面包皮，当仅有的10法郎眼看就要用完时，他只好在这寒冷的早春露天夜宿，睡柴捆，卧草堆，有一次甚至睡在路边一辆推车里，早晨起来，浑身上下和整个推车都结满了霜。"真是糟糕的歇脚处！"——事后他回忆说。有一次他好不容易在草堆上为自己弄好一个还算舒适的窝，可一场雨夹雪又让他好梦不成……表面上看来，文森特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博里纳日。在库里耶尔，他没能见到布雷顿。也许他太崇敬这位当时享有盛名但后来名不见经传的画家了，他在后者的寓所兼画室门前梭巡良久，不知是否因为那寓所"新教循道派式的外观"没有给他良好的印象和温暖的感觉(此时的文森特对形式上的宗教已经十分逆反)，他最终未能找到径直走进去自我介绍的勇气。接下来，他只好到库里耶尔镇里寻找那位艺术家的痕迹，然而，他只在一家相馆橱窗角落里看见布雷顿一幅照片，在一座教堂看见一幅复制的提香作品《基督下葬》，"非常美丽动人"，但不知道是否出自布雷顿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