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上，生活中，有些人生来就要做出让人迷惑不解的事情。而且所谓迷惑不解主要还不是指他们最终获得的结果出人意料，而主要是指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合乎常规。据说，这样的人要末是疯子，要末就是被上帝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承担特殊使命的人。
我们至少可以说，朝圣者的道路也许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没有尽头。谁也没有料到，文森特大好的人生形势此刻却突然产生了变化，而且至少从现象上看来，原因完全在他自己身上。
11月25日，即圣诞节之前一个月的时间，文森特从艾罗斯致信提奥，平静地谈及我们刚才转述的诸般事宜。但是，在他就要前往邮局发信的第二天早晨，他收到提奥一封信，于是立即又补写回信，并与先前已经写成的信一道寄出。
包括文森特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料到，这封信竟然成了文森特在伦敦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大约一个月后他回埃登父母家中与亲人共度圣诞，就再也没有返回伦敦。一个发展得极为自然、顺利的时期就这样猝然中断。这一事件的原由颇费思索，但是，这最后一封伦敦书信本身却至少提供了部分帮助理解的线索。
文森特补写的，是一封篇幅长得出奇的附信。附信的内容揉杂了诗歌、回忆、《圣经》、思考、以及其他几近于歇斯底里的宗教性言词，其思路似乎过于浑然、庞杂，甚至显得有零乱、跳跃、破碎之感，信纸空白处写满突然想起的各种念头。正因为如此，在一般的文森特研究中，这封附信被普遍认为是他"宗教狂"的重要证明之一，其中所表现的所谓"宗教狂"，也自然被认为是文森特第二次伦敦时期猝然中断的根本原因。 这封附信为书信82a号，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信。又，关于凡·高这一时期之"宗教狂"的见解，请参见David Sweetman,Van Gogh:His Life and His Art,p/83.
表面看来，上述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略显零乱、失控乃至躁狂的表面下，这封信刚好显示了思路的严谨和高度的控制力以及思想的穿透力。在极为微妙而复杂的家庭心理和个人心理背景上，它富于表现力地处理和展示了复杂、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和心理内容。从现象上看，它是一场苦心孤诣的人生回顾和相应的哲学思考；如果依凭当代生存论心理学 参见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尤其见第2、3章。又，以下有关分析也可参考该书。 的眼光，则能从中发现若干重要的心理事实和线索。事实上，这封附信所包含的思想和心理内容将帮助我们对文森特的生命本质作出重要的理解。只是，这些思想和心理内容本身、以及文森特处理和展示它们的方式，相对地越出了迄今为止人们习惯的表达方式和认识范围，因此造成了某种理解上的障碍。这就意味着，探索这封引人注目的附信，其实是理解文森特生命本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附信一开头，在常规的"亲爱的提奥"之前，文森特便专门写下两句极为忧郁的诗句： 我的眼睛，哦你别再哭泣，哦忍住你的泪水，我的心，别再悲哀，哦祈祷，祈祷吧我的心。
接下来，随着"亲爱的提奥"的称呼，文森特着手讲起11岁时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半年前，文森特被高比尔公司解职，回荷兰埃登父母家中小住几日后便匆匆赶赴英国，在途中路经泽芬贝亨村的时候，这段往事便冲破他充满离愁别情、美丽憧憬的知觉和思绪，从记忆海洋浑暗的深处独自升起，在他对离别时分和沿途风物的万千感慨中格外引人注目。然而此刻，他对这段往事的重新忆及却不再是一时的、无意识的流露，而是某种严肃思考的结果。这是一种"忆苦思甜"，在正式忆及那段"苦难的"往事、并论及它对后来自己人生道路的意义之前，文森特首先作了一段自我肯定、自我表白式的哲学概括。
无论是若干小时，或者若干日子，或者若干时期，事实上，在生活中总有这样的时候，那时上帝的形象隐而不显；然而，对于那些在这样的时候——这样悲哀的时候——仍然爱着上帝的人，上帝并非完全隐匿不见，相反，在这些人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预见，充满了来自过去的声音："主一直在引导着你向前，""重新唤起古老的信仰吧！"如果遇到了始料不及的事情，那么，请更勇敢地拥抱我们面对上帝时的悲哀，并用更响亮的声音呼叫："圣父，父亲！"
在这样充满自恋和英雄主义（即便是宗教式自恋和英雄主义！）的概括和铺垫之后，文森特一往情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12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那是一个秋天，我站在［泽芬贝亨村］普罗维利私人学校门前的台阶上，望着那辆马车载着爸和妈妈向家乡驶去。直到今天，我还能在回忆中看到那辆黄色小马车远远地驶上马路，穿过牧场——马路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两旁是些稀疏的树木。头上是阴霾的天空，倒映在积水里。
大约两周后的一天，我正独自站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有人来告诉我说，那边有个男子在打听我；我知道那是谁，片刻以后，我扑在 父亲 脖子上。那一刻，我心中所产生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感觉吗——"因为你们是儿子，所以上帝 在你们心中放进了 圣子 的精神，大声呼叫吧： 圣父，父亲 "？那是那样一个时刻，其时我和 爸爸 都感到，我们都有一个 天父；因为 爸爸 也仰望着天空，在他心里有一个比我更响亮的声音在呼叫：" 圣父，父亲 ！"［请注意引文中原有的黑体字。］ 注意此处"父亲"和"天父"两者在写法上的混淆(都是大写的黑体字)。正如下文所述，这是文森特童年时期父亲慈爱神祗般的形象投影而成的心理定势，它表达了对父亲非常强烈的感情。参见下文第145页。
接下来，文森特开始把那段伤怀的往事与其后的生活对比起来，并从这种对比中引出了更为重要的、几乎是骇人听闻的结论：从那时［普罗维利私人学校时期］到现在，是十多年的流放生涯。——有一句话伴随着我们，而且似乎还将与我们一道成长——永远悲伤，又永远欢乐［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看来，文森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私下作了一个结论：从发生"普罗维利私人学校事件"的11岁那年到现在，其间12年的时间，原来整个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流放生涯"！而这段"流放生涯"的开端，大概就在他进入泽芬贝亨村普罗维利私人学校的最初两周时间；更准确地说，就在他扑到前来探望的父亲脖子上"那一刻"。
那一刻，他发现了什么？他的内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不使本书的表述变得过于复杂，我们不得不尽可能简捷地引进生存论心理学的有关结论。生存论心理学指出了为人所特有的"生存悖论"：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或者反过来说，人既是自然界中几乎无所不知的智慧之神，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造性和必死性，由此决定了人在心理深处根本的分裂和脆弱，使人产生生与死的恐惧。为了生存，人必须以伦理－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广义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为前提和背景形成某种人格系统，这样一种过程被称为移情。
一般而言，移情对象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事：父母、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父母是最切近的移情对象，父亲尤是，这是因为，就人类文明的当前性质而言，父亲是"生活的代表"。一般而言，父亲代表着广大的世界，代表着生存的法则，代表着成功、出类拔萃和标新立异。作为对人所特有的"生存悖论"的生存反应，移情既体现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恐惧，又体现了人对英雄主义和自我解放的冲动。一方面，既然人是必有一死的被造物，他自然希望禀着被造物意识顺应各种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某种保护性的伦理－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既然人又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他自然又希望成功，希望标新立异、出类拔萃。移情中这两种趋向被称为"神爱"和"爱欲"，它们是人身上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 参见Ｅ·贝克尔：《反抗死亡》，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章。也可参见《"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第3章，第2节以下。
不难理解，父亲也是文森特的移情对象，如果考虑到，这位父亲还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牧师——一位温和而虔诚地在人间代表上帝、传播福音的人，那么，文森特对父亲移情的强度可以想见。大约可以认为，在11岁那年远离故乡和父母亲人到泽芬贝亨村普罗维利私人学校求学之前，他生活在"神爱"的天国中，生活在伊甸园——故乡津德尔特就是他的伊甸园！而父亲则是慈爱的神祗！一件事实也许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看法：在文森特的书信中，"父亲"几乎总是大写，而在西文中，大写的"父亲"正好是"天父"的意思。这一书写习惯可以认为是童年时期父亲慈爱神祗般的形象投影而成的心理定势，它表达了对父亲非常强烈的感情。凡·高书信中"母亲"一词也总是大写。又，本书涉及这一问题时，为方便起见，用黑体代替大写。
然而，只要生而为人，或早或晚总要面对失却伊甸园的时刻。对于文森特来说，这一时刻就降临在泽芬贝亨村普罗维利私人学校的大门前和操场上。父母的黄色小马车在风雨中离去，意味着他孤零零地被流放出了伊甸园。"头上是阴霾的天空，倒映在积水里。"如果说还存在着重返伊甸园的希望，那么，这希望在两周后父亲前来探望时最终彻底破灭了。在父亲这位慈爱神祗的脖子上，他发现了什么呢？答案是那么明显、那么简单：父亲原来不是神祗！因为"爸爸也仰望着天空，在他心里有一个比我更响亮的声音在呼叫：圣父，父亲"！可以想象，慈爱的父亲在与爱子重逢的那一刻，多半因为痛子心切和自己特有的温和个性表现出了相应的"软弱"，他因爱怜儿子而仰望苍穹的样子，让儿子感觉到了他内心更响亮的呼叫，从而发现他不是神祗，而跟自己一样是儿子——真正神祗面前的儿子。正是在那一刻，文森特在移情中的神爱遭到了根本的动摇。
这大概就是文森特所谓"始料不及的事情"。伊甸园失落了。从那时起，开始了"十多年的流放生涯"，直到眼下，直到他重返英伦初步传教成功。正是这一成功，使得文森特敢于在眼下这封堪称经典的附信中表示：由于他在"上帝隐而不显"的悲哀时分保持了内心的忠诚，他已在圣父面前重新建立了曾经分崩离析的神爱，找回了失落已久的伊甸园——虽然这不再是最初纯然幸福的伊甸园，而是一种"永远悲哀，又永远欢乐"的宗教境界。如果按照这样的眼光回顾自那时起"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对文森特生命轨迹的理解似乎可以作出某种调整。在现有的资料中，至少在几件事情上存在着重新阐释的可能。
例如，普罗维利私人学校的学习刚刚结束不久，13岁的文森特被父母送往更远的蒂尔堡市接受教育，不到两年后突然原因不明地辍学返家。据说，文森特在蒂尔堡市遭到了精神忧郁症的袭击，但所谓精神忧郁症背后更深的原因，也许还是在于伊甸园的失落。进入高比尔公司后不久，文森特工作和生活一帆风顺、踌躇满志。同时也十分醉心于《圣经》的阅读和研究。然而有一天，一位同事偶然撞见他激动地坐在壁炉前，有节奏地将一本小书一页一页撕碎，扔进火里。走近后才惊讶地发现，那本小书原来是文森特父亲送给他的一本基督教读物。对此，那位受到惊骇的同事自始至终迷惑不解。 参见David Sweetman,Van Gogh:HisLife and His Art,p/39.
后来，文森特因初恋受挫表现不佳，被从伦敦调回巴黎，进入了狂热的宗教之爱阶段。然而，作为跟父亲一样的荷兰新教教徒，他出入的教堂却不止荷兰新教教堂，而包括了扬森派、罗马天主教、路德派等不同教派教堂。完全可以认为，这一行为方式中包含着针对父亲的涵义，虽然其中也包含着其他更丰富的涵义。
随后不久，即大约距写作这封附信之前9个月，文森特被高比尔公司解雇，暂时留用巴黎。其间，在致提奥的一封信中，他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父亲"与"我们的天父"的区别： 我们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父亲以及我们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把问题留给他，他的名字是"我们的天父"。 ［黑体字为原有。］书信54号。
最后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封重要附信了。就在回忆12年前发生的那场事件、引申其中的含义时，文森特在页边空白处突然向提奥提出一个看上去似乎没头没脑、完全没有来龙去脉的问题：
你参加过圣餐仪式吗？他们全都不需要精神医生，但他们的确病了。 按照刚才的思路，这一问题完全可以看作是从侧面对父亲这位专业神职人员的某种诘难和否定。当然，正如我们不久就将看到，在这一问题中可能还直接包含着其他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