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敦（1862~1939），也译作南森、内森。英国人，其父是工业家。他军人出身，早年任英国陆军军事工程师，接任港督时42岁。他任职短暂，不到3年，又不是首任港督，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与中国》一书却把他称为香港“开埠英雄”，称他任职时期为“弥敦之治”。书中说，严格来说，第十三任港督弥敦，是历任港督中最有远见和对香港工商业发展颇有贡献的一任。
弥敦离任后赴南非纳塔尔任总督。曾封爵士。1939年去世，终年77岁。弥敦终身未婚。
弥敦之治
为什么人们称弥敦时期为“弥敦之治”，主要是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业绩。在20世纪刚刚开始，香港当时最大的工业，也只有造船业，拥有几个略具规模的船坞，如隔海相对的太古和黄埔两个船坞。弥敦任内重视城市发展，在他主持下，港英政府制定了一个较完善的中区重建计划，以及广九铁路的兴建和弥敦道的筑成，使沿路地区的市场日渐繁荣起来。此前的九龙，以油麻地最为热闹，工匠和小商人多聚居这里，其余地区，除大角咀建有船坞外，多为零散农村。九龙主干道弥敦道的开辟，带来了一个新的九龙市中心——旺角。
旺角又称芒角、望角。19世纪前期是一些小的村落，村民以种菜栽花、养猪喂鸡鸭等为业。经过弥敦时期的建设，成为九龙有名的华人商业区。街道虽狭窄，但很整齐，商铺密集，以零售业为主，逐渐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股票业也十分蓬勃。消费娱乐业也很发达，酒楼、戏院等也相继兴建。
第十三任弥敦在弥敦对九龙新界发展的构思中，认为新界工业的发展关系到香港的前途。弥敦的估计，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
弥敦鼓励发展工业和工业教育，创办香港第一个工程技术训练学校，这间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香港工学院，再往后与西医书院合并，增设文学院，组成了香港大学。
在1904年，港岛由坚尼地城至筲箕湾的电车线，全线通车，它对香港交通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弥敦在任内，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水坑口区的娼寮迁往石塘咀营业，从此开始，石塘咀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香港“红灯区”，周围的酒店、饭店、商业都开始发展，至1935年港府决定全面禁娼时，这一地区才开始衰落。
由于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商业稳定上升，1905年，港英政府税收首次达到1000万元的纪录，到1907年弥敦离港，全港人口突破了40万大关，其中华人达到三十九万五千多人。
一个被认为有作为的总督，为什么任期不满就被调任呢？1993年伦敦出版的韦尔什所著《香港历史》一书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可供参考：1905年香港中华总商会计划召开大会，以响应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迫害华工；弥敦立即下令禁止，并将一家登载反美漫画的报纸主编驱逐出境。殖民地大臣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鉴于上年英国政府因同意向南非输入契约华工，曾遭到国内舆论猛烈抨击，造成轩然大波，因此他担心弥敦此举可能再次带来麻烦。于是，1907年4月，弥敦被调到南非纳塔尔工作，并减少了薪俸。
修建广九铁路
香港不过弹丸之地，而英国政府向香港的摊派逐年增加，港府本身的开支也越来越大，如果不寻求出路，发展香港经济，港英政府的前景将很艰难。要想发展，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弥敦上任不久，就认识到沟通与内地联系的重要性。于是，着手广九铁路兴建的筹划工作，1906年工程便全面展开。
早在1895年，清政府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取得教训，决定大力发展经济以富国裕民。要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交通闭塞和能源不足的问题，为此决定修建铁路和开发矿产资源。修铁路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八千万两，因此，利用外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修铁路主要靠借外债。1898年，清政府设立第一个主管铁路矿山的机构“路矿总公司”，其章程中写进了修铁路借外债，中外合办矿务的内容，成为清政府的重大经济决策。
1899年3月，中英划定新租借地界址后不到十天，英国即提出一份《九广铁路合同》草稿，与清政府协商。《合同》把广九铁路分为二段，香港内一段归港英当局修建，中国内地一段由清政府修建。《合同》草稿规定：清政府向英方借款150万英镑，以铁路作抵押。合同还规定铁路的内地一段，要重金聘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理人员来修建，建造铁路的全部材料也要以高价购买英国的。借款以九折交付，即清政府借100英镑，实际得到90英镑。年息5厘，每年分两次付息，期限50年，铁路未建成前，利息照付，并且可由所借款项中支付利息。按照这个合同，实际上整个铁路的修建完全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因为条件如此苛刻，遭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协商停顿下来。
广州部分商人与澳门葡萄牙商人协商，准备修建广澳铁路以取代广九铁路。1904年11月，中葡双方签订了《广澳铁路合同》。
弥敦一到任，就看准了广九铁路项目。他认识到，这是英国政府一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一旦与清政府达成筑路协议，英国公司将因此得到很多中标机会，清政府将不得不优先向英国要求附有政治条件的贷款，英国的势力范围也将在中国内地得到有效的延伸。为此，弥敦决意要把修路工程协议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回来。于是，他通过伦敦照会中国政府：
“香港政府希望就广九铁路的一些具体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出于合作的诚意，我们也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理解我们的良好动机。”
于是，英国在谈判上作了一些让步，借款改为94折交付，即中国借英国100英镑，实收94英镑，期限改为30年，12年半之后开始还本。其余年息5厘，借款150万英镑，以铁路作抵押，仍然不变。当时，怡和洋行与汇丰银行两家英资洋行联合组成“中英公司”，取得了广九铁路的建筑权。
广九铁路的最初蓝图，是由驻港英军陆军总司令克勒克拟定的。弥敦到任后，因为他是工程师出身，熟悉工程，对以前的筑路方案作了审核修正。制订出新的方案。原来的广九铁路要经过惠州，新方案是过罗湖到深圳，经石龙而达广州，避免了工程上的浪费，缩短了行车时间。铁路全线总长181公里，其中香港区内干线长34公里，由九龙尖沙咀车站至深圳罗湖站。称为广九铁路英段。广东区内干线长147公里，由罗湖至广州火车站。
据白帆先生在“往事只能回味”专栏里记述，弥敦去任不久，1907年8月，广九铁路内地段工程开工，分三段进行，第一段由广州大沙头到仙村；第二段由仙村到横沥；第三段由横沥到深圳。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担任顾问，英国人出任总工程师。铁路全线共有大拱桥七座，分别为仙村桥、石厦桥、石滩桥、北江桥、间水桥、石龙东桥和东莞桥。
由于从尖沙咀到罗湖桥畔的一段九龙铁路，由英国人兴建，所以在合同上有“各归各办”的规定，这段九龙铁路，就是广九铁路香港段了。
兴建香港段铁路的资金，采用发行公债方式筹集。1906年7月26日开始建造，最大工程是开凿两座大山的工程。其中狮子山隧道全长近2200米，1911年建成路轨。
1910年，广九铁路将要完成时，英国方面提出通车办法，按照沪宁铁路的办法，提出三点无理要求：①由英方执掌全路行车权力；②英人担任车务总监；③英国公司议定各班火车票价。
为了与英方解决通车问题，清政府设立全国铁路总局，梁士贻出任总局长。关于广九铁路通车谈判，遂由梁士贻担任。由于英方所提要求过于苛刻，谈判历时一年才告完成。清廷邮传部派詹天佑、黄仲良接任粤汉公司。并将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接轨地段交由粤汉公司建筑，并且规定非至黄埔车站建成，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不得接轨通车。
1911年8月14日，广九铁路全线正式通车，中英官员步行至罗湖，主持接轨典礼。10月，又开通广九直通车，由九龙车站和广州车站开出，沿途不上下旅客，分别直达广州和九龙总站。
关于借钱修路开矿政策，一开始清廷内部就有分歧，反对者认为，“借外款则事权全落外人之手”，“华人永无可办之日矣”，是出卖中国主权；而不少有识之士则认为，借债发展工业是中国工业化起步之时的必要之举，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得已的办法。后来，粤汉铁路废约运动兴起后，社会心理开始排斥外国资本，便引起了“收归利权”运动。但经过自办铁路的实践，重新认识到借用外资不可避免，关键在于与外国签订借款合同之际，如何避免主权的损失。
孙中山先生曾经对此做过分析，他说，“从前借债筑路，或以盐务抵押，或以厘金抵押，或以关税抵押，或以所修之铁道抵押，故路虽筑成，而利权已入他人之手。从前一般人民多反对借债修路之事，探其实际，非真反对借债修路，系反对条件不善，丧失国权也。”他又提出：“满清借债修路，其弊病在条约之不善，并非外资即不可借”。他把引进外资兴筑铁路，作为他整个经济政策的核心，打算在10年之内，大借外债，建成10万公里铁路。
继续歧视华人
弥敦上任后，继续以前港督的做法，依然歧视香港中国居民。
在香港的一部分外籍人士，由于殖民统治制度形成的民族偏见，历来歧视华人。港英当局订有许多限制和歧视华人的条例和制度。对于这些民族歧视，华人强烈不满，并且一直坚持反抗。虽然经过华人的团结与斗争，争得了一些基本的权利，但是这种殖民统治形成的种族歧视仍然没有停止。英国人所办学校，向来不准中国儿童入学。也不准许英国儿童与中国儿童接触。1902年，华商何东捐巨款在九龙尖沙咀建造一所小学，声明该小学不分种族和信仰招收学生，然而建成后香港当局却强迫该所学校让出，作为英国儿童的专用学校，而由港府另外划出油麻地一块地方，建立一座华人学校。
弥敦时期的1904年，港岛人口达到361206人，其中华人占了342306人，比1901年增加6万人。港岛华人居住区也迅速发展扩大，逐步渗入欧洲人住宅区，而欧洲人则逐步从半山区退居山顶区。立法局为了限制华人向山顶区发展，借口公共卫生问题，特别通过山顶区保留条例，将山顶区划为清一色欧洲人住宅区，不许华人往上发展。九龙半岛原是华人活动基地，特别是西岸油麻地、何文田和大角咀，东岸的红磡和大口环，成为华人社会中心。1906年，弥敦当局为了限制华人在九龙尖沙咀之间的发展，以防止疟疾流行为名，将尖沙咀至九龙城之间约两万英亩的地区，划为欧洲人住宅区，限制中国居民进入该地区居住。
1906年9月18日，强烈的台风袭击香港，半小时内死伤达两万多人。广东沿海也惨遭破坏。清政府拨出白银10万两救济广东和香港受灾同胞，两广总督岑春煊将这笔救灾款分出3万两给港英政府用于救济香港灾民，可是，港英当局收到3万两白银后，不用于救济当前的灾民，而将它做为救济基金，留作以后紧急救济之用。
开始限制中文报纸
清朝末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政治派别斗争激烈，许多在国内报刊上不能发表的言论，都可以在香港报纸上刊登，然后再输入内地，内地读者也可以读到。所以，不少爱国志士在港澳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于是香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报刊活动的重要基地，成为进步报刊同形形色色敌对政治势力报刊进行斗争的战场。弥敦任职后期，1907年，港英当局颁布法例，正式开始对中文报纸的内容加以限制。从此以后，号称“自由港”的香港，所谓新闻自由，已经有了严格的条件。
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的觉醒，1900年，孙中山先生指派陈少白和王质甫等人前往香港，租赁士丹利街27号，创办出版了《中国日报》。陈少白任总编辑，杨少欧为总编辑助理。《中国日报》介绍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学说，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在广州受到普遍欢迎。同时，这个报馆也成为革命党人聚集、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
钟紫主编的《香港报业春秋》一书认为，香港报纸之具有政治背景，是由《中国日报》开始的。1903年洪全福、李纪堂、谢瓒泰等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失败以后，广州《岭海报》发表文章攻击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动。《中国日报》针锋相对，严辞驳斥《岭海报》的文章，双方笔战一个多月。后来，香港保皇党报纸《商报》鼓吹“保皇扶清主义”，《中国日报》又与《商报》展开论战。在弥敦时期，《中国日报》为中国打开民主之窗，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石，唤起国人的觉醒，起了神圣的喉舌作用。
1906年，广东总督岑春煊谋划将粤汉铁路收回官办，民营股东黎国廉等表示反对，岑春煊下令予以逮捕，同时明令广东与港澳的华人报纸不准刊登有关的敌对言论。《中国日报》率先发表文章，抨击岑春煊的卑劣行径与高压手段，其他港澳中文报纸及广东报纸也同声斥责广东总督的可耻行为。岑春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下令禁止香港出版的报纸输入大陆内地。港英政府积极合作。
《中国日报》曾经代销《民报》的特刊——《天讨》。《天讨》曾刊登一幅漫画，画图中出现清朝皇帝的头像。香港当局认为这幅漫画损害跟“友邦”的关系，针对《中国日报》和其他中文报刊的反清宣传，港英政府在1907年颁布了第15号法令。法令称“凡在本港发刊的报纸、书籍、文字、图画，流入中国内地能令全国人心作乱者，本港政府为邦交起见，得而取缔之，罚款不过五百元，监禁不过两年，或罚款与监禁并施。”这就是香港当局管制中文报纸言论自由的开始。
但是，香港当局的限制措施，却促成了中文报界的联合，组成了“香港报界公会”，主持人为郭亦通。报界公会认为，要节省人力、物力与财力，在某些统一的资料搜集上，可由公会组织力量负责，于是各报所刊登的市场商品价格与各个服务公司的轮船航线与船期等资料，均由公会整理发送。这个“香港报界公会”后来改为“香港报界公社”，从1907年起，到1941年止，存在了34年之久。
造就“石塘艳名”
弥敦接任不久，中环发生水坑口火烧妓寨事件。弥敦决定，趁此机会把妓寨迁往石塘咀。石塘咀因此而走向繁华。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坑口”，是山涧溪水流入大海的河口。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坑口本在马路一侧，水不深，坑周边多山石缝隙，是龙虾聚集的好地方。
约在1821年，原住九龙九华径的几户村民先是泛舟每日到大坑口捕捉龙虾鱼蟹，后来干脆搬往大坑口附近的山脚下，用茅草和毛竹搭起简陋的居所，定居下来，亦农亦渔。他们在大坑口浅海竖起竹栅，竹栅的疏密仅容小鱼小虾出入。在竹栅的不同方位，开辟几个栅门。涨潮的时候，龙虾随着潮水，从栅门闯进大坑口一带，潮水不再高涨的时候，居民把各个栅门统统关闭起来。等到退潮，水位回复原位，居民便纷纷下海捕捞栅内龙虾。捕捞获得丰收，居民的心情十分舒畅。因为他们在泥水中捕捞，全身是浊水污泥，个个都变成泥人，于是彼此呼唤着：“到大坑口去冲凉喽！”这种捕捞丰收的生动景象，实在令人神往。
大坑口日日夜夜为泥沙所沉积，数十年后，“坑口”愈来愈小，遂将“大”字省去，只称“水坑口”而已。时至今日，仍有“水坑街”流传下来。“水坑口”之成为“街”，是自1904年以后，陆续填海的结果。
石塘咀在大坑口的西面，原是花岗岩遍布的石山。花岗岩，广东老百姓称作“麻石”，坚硬耐用，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广东的惠州客家人，多为石匠，以凿石为业。他们听说香港石塘咀的花岗岩，质地纯正，却无人采用，于是成群结伙，来到石塘咀，先从海滨一带开始凿石，渐渐扩展到高山顶上，后来花岗岩凿空的地带低洼，形成了大池塘，而从内向外望去，近海处狭而长，酷似鸟咀。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做石塘咀。
1772年，广东长乐石匠朱居元，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寨子，便叫“石塘咀村”。
20世纪初，港岛西北部石塘咀填海工程完成以后，该地区仍然比较荒凉。弥敦想借大火之机，利用妓院搬迁促成石塘咀的繁荣，便下令将水坑口的妓院迁往石塘咀。随着妓院而来的酒楼、菜馆、烟馆、客栈等行业也迁移和兴建起来。从1910年开始，石塘咀成为闻名的妓院区，号称“塘西风月”。
杨思贤所著《香港沧桑》一书曾有一段描写石塘咀当年的情景：
当残阳西沉、皎月东升的时候，香港之夜的面纱也层层揭开了。在大坑口和石塘咀毗邻这两个地区，不少富商巨贾，佩上贵重珍宝，坐上汽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马路上，又急速地停在气派不凡的华厦门口。他们从侍役开启的车门里，大步跨出，进入摆开筵席的厅堂，尽情地享用佳肴琼浆。然后，在爵士音乐的聒噪声中，一对对、一双双，翩跹起舞。在浪漫的情调里，获得刺激，进行着狂欲的交流。舞娘们以自己色相的代价，取得了金钱和虚荣的补偿。
在骑楼下，在黑暗角落，三三两两的、面涂粉黛的阴影在徘徊。她们卖弄风骚，招摇惑众，频向路人暗送秋波，极尽逗引之能事。在黑暗中，她们跟“客人”进行了一桩又一桩的交易，博得了奢侈挥霍的代价。她们便是使人嗤之以鼻的“阻街女郎”。
作为繁盛时期的大坑口和石塘咀，在夜间放射的霓虹灯光，五彩缤纷，附近海上的小船，灯火闪耀，犹似天上的星宿，灿烂夺目，确是一幅人间的绚丽画图。然而，它的光芒终究掩饰不了另一面景象——黑暗，卑污，龌龊。
弥敦预想中的繁华，在石塘咀实现了。当然，这是一种畸形的繁华。
1932年香港政府下令禁绝娼妓，影响了餐饮等行业的生意。据马沅新编《香港法例汇编》第一卷记载，石塘咀的六大酒楼于1934年4月18日联名向香港总督贝璐请愿，要求“给予一线生机”。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窃敝同业等在远年操业，多丛聚于上环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该地繁荣过剩，其时西环石塘咀尚在僻隅，为因地制宜起见，乃有明令饬上环水坑口所有娼寮克日西迁之举，而酒楼生活，本与相依，故亦随娼寮同时播越。从此筚路蓝缕，乐业安居，其间经历三十年，逐渐繁荣。彼向日常人所不轻履之地，其时已冠盖来往，毂击肩摩；昔日芜秽不堪之屋宇栈仓，其时已美仑美奂，陆续建筑崇楼杰阁。即跨越水坑一段阔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扩而大之，瞻视一新，殊为埠上生色不少。”“综核石塘咀全盛时代，有大小酒楼十八家，约雇用职工一千有余。娼寮以字号计，大小有五十余家，约容妓女二千余人。……其时住舍充满，居民住户从无空歇。”请愿书的上述内容反映出当时酒楼、妓院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反映出弥敦时期石塘咀妓院区畸形繁荣的情景。
富园林气息的弥敦道
弥敦离任后，香港政府以弥敦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位居九龙。据香港《新报》集言堂的专栏“里巷风情”的文章介绍，弥敦道是九龙早期开辟的主要马路。它自梳士巴利道起到界限街止，由南至北，分为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太子共五段。
早在1860年，英军工兵修筑了这条路，是九龙半岛最早筑成的大道。1904年，弥敦将这条道路重新翻修拓展成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
当年的弥敦道，路面宽阔，“路的两旁老榕树枝叶如伞，显出一派优雅的园林气息，两旁的楼宇又骑楼宽阔，大都十多二十间同一式样建筑，更有气派及高贵的格局。”“一条两旁全是商家楼宇的大道而有这种令人闲憩的设计，在过去的日子，香港和九龙，除弥敦道外，似乎没有第二条同样令人喜爱的马路。”当然，星移斗转，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变迁，楼宇取代了昔日的林荫大道。今日今时的弥敦道，再也没有往日的一派清静，大榕树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已无踪无影，有的只是商家招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不过，在九龙公园旁还可以看到当年种植的几株百年老树。
1900年弥敦道当年弥敦道的各段街市，又各有自己的历史及特点。油麻地一段的弥敦道，当年有些像北京的天桥。江湖杂技艺人，在街道的空地上搭起棚场，或者表演杂耍，或者耍猴戏，或耍枪弄刀卖武艺。杂技中的一绝是所谓“卖人头”。“江湖上的杂技帮，在空地上以竹作柱，布幅作墙围成表演场所，一人守住入口处招揽观众入内观看‘卖人头’。每位观众收一个仙。所谓‘卖人头’是一张四方桌上，摆了一个人头，桌子下面看到的是空空的，显然不是里面有人了。这人头会唱歌、抽烟、眨眼。”杂技之外，还有唱南音的。傍晚时分，艺人弹起筝唱木鱼书，附近居民傍晚没事，围在艺场周围，听南音背解红罗，客途愁恨。听众全是女人。另外还有讲章回小说的讲古佬，围着讲古佬的听众全是油麻地街市、店铺的伙计，车仔馆的“骆驼祥子”，自然全是男性。到了后来，社会发展，便有了戏院，最早的有广智戏院、普庆戏院，迟些时候便有大华戏院、平安戏院。这些戏院，设备比较简陋。
至于旺角，是当时九龙有名的华人商业区，商铺密集于狭窄的道路两旁，十分繁华。
1907年7月28日，卢押就任第十四任香港总督，直到1912年3月15日，任期5年届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