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含（1803~1863），又译作濮亨、文咸、般咸、文翰。英国人。1848年3月至1854年4月在香港任总督。
1848年3月21日，般含接替戴维斯成为香港第三任总督。般含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1837年起历任英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威尔斯王子岛总督。就个人经历来说，他是第一个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出身的人。英国政府的用意大概是以他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香港贯彻英国的政策。
般含上任时，适值港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节省开支，支撑局面，他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决定放弃一切公共建筑计划，一些戴维斯时期已经动工的公共工程建设也被立即停止，甚至连他自己的薪金也暂缓支取。由于他采取的严厉措施的实施，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年开支为62658英镑，到1853年减至36418英镑，削减了几乎一半。
在任期间，为了取得香港英商对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国政府建议：任命两名本地居民参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国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设非官守议员，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设非官守议员。他力图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实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发展计划，规定屋宇以砖石和石块兴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横行，规划空间做为街道。1854年4月离任回国。后被封为男爵。1863年去世。
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经第三任般含，到第四任宝灵离职，前后共15年。这期间，由于鸦片战争，清政府更加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压榨人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843年，洪秀全秘密组织反清力量，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举行起义，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国都，先后发展到18个省，震惊中外，直到1864年被中外势力攻破南京，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面对这场中国内战，三任港督和他们的祖家，颇费了一番心思。
第三任般含软硬兼施会见洪秀全
戴维斯任内，正是洪秀全太平天国反清运动初期，天地会正在广东一带活动。由于清政府的镇压，许多天地会成员在广东站不住脚，暂时逃到香港避难。当时，内地和香港之间居民可以自由往来，这些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聚众造反，当然不是罪犯。到了香港之后，又不曾触犯当时香港的法律，香港政府没有理由把他们当罪犯看待。但是，戴维斯却与两广总督耆英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天地会成员。1845年特别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香港警察有权逮捕自中国内地逃到香港的中国天地会及其他秘密结社分子，加以监禁，期满之后在他们脸上盖一个相当于中国罪犯充军时脸上刺字式的烙印，然后送到中国境内，交给清朝官府。
这样做，犯人即使不死于清朝官吏的屠刀下，脸上的耻辱痕迹也终身除不掉，比对待一个杀人犯还要残酷。后来，这一法例送到伦敦请求批准时，被加以修改，规定在胁下烙印，不许烙在脸上。
般含接任后，太平天国运动已到兴盛时期。般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不像戴维斯那样简单化，而是观其发展，择机而动。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后，很快从华南席卷大半个中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有钱人家，为了避难，带着家产连同家属跑到香港。后来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批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劳动人民，也跑到香港。这样，不仅给香港带来大量资金，也带来大批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的人口有了新的发展，1848年香港人口总数只有23988人，其中中国居民有23485人。到了1854年总人口达到55715人，其中中国居民占54072人。6年间华人增加30587人，即增加130％。1853年港岛华人居住户有2416家，而洋人的住户仅有491家，只及华人住户的1/5。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清政府企图借助洋人的军事力量消灭太平军，所以，曾求助于英、美等国。这时，英、美、法各国都已经在上海强占了租界，有了一定的势力范围。而太平军和清政府的斗争，谁胜谁败，当时还看不清楚，所以各帝国主义均宣布“中立”。香港总督般含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对太平军自然也采取了“中立”的方针。他一方面，通知清政府上海道吴健章，声明“除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外”，对于要求援助一事，不能以兵相助，但可以借租船只供清军使用，攻击太平军。另一方面，为了探明虚实，1853年4月27日，般含亲赴南京，求见洪秀全，向洪秀全表示中立，并解释说，英国船舰给清军使用，完全是“英人以私人所有的船只出卖，法律无以禁止”，与英国政府毫不相干。般含还要求太平天国尊重通商口岸的外商权益，把《南京条约》的中文抄本交给太平天国，要求洪秀全承认英国的侵略既得利益，并声称如果拒绝接受他们已有的在华特权，英国便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
般含的所谓“中立”，完全是为了保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想笼络利用太平军，希望洪秀全承认并继续执行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洪秀全只表示允许英国可在太平天国境内经营商业，自由出入。但是，对般含的恫吓威胁，丝毫不怕，除否定《南京条约》外，还警告英方不要帮助清政府，“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
般含没有受到洪秀全的礼遇，很不高兴。他感觉，太平天国是一个比一向所想象的还要可怕的团体。般含之所以不高兴，真正的关键，在于太平天国在主张国际地位平等，国际贸易自由的同时，严禁鸦片输入，不承认清政府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其次，太平天国表示将来自办新式交通和新式工业。这将使中国脱离封建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外国侵略者知道中国只有停留在落后状态才对它们有利，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摧毁，这是它们反对太平天国的另一个原因。它们暂时宣布“中立”，一方面是对发展中的天国革命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是清政府还不是那么俯首帖耳，需要太平军对它更大的冲击，造成更大的压力。般含要等待时机，以联手对付太平天国，换取清廷让出更多的利益。
般含回到香港，港英政府对太平天国并未立即改变“中立”态度，他宣称，英国如未受到直接的攻击，决不干涉任何一交战团体。
与此同时，针对内地太平天国成员纷纷到香港活动的情况，1854年，港英政府制定公布了《递解出境条例》，规定凡捕获不法分子，如果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政府认为不能容留在香港时，则将之递解出境。根据此项条例，港府勒令与太平军有联系的帮会首脑卢东九等人的大小船只一律驶离香港。12月21日，港英当局逮捕一百余名太平军、天地会人员，递解出境。1855年1月，宝灵带同海军司令史德林率领兵船5艘，借口保护广州英国侨民，开到广州白鹅潭，镇压包围广州的太平军和天地会义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俄侵略者都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军夺取上海、西攻武昌时，均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干涉。1862年太平军在上海和宁波与英、法、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苏州、杭州先后失守。1864年7月南京被攻陷。
围剿“海盗”张保仔
香港早期，海盗猖獗。般含任内，正值“海盗”张保仔横行。张保仔本是广东新会江门渔民的儿子，15岁随父亲出海捕鱼，被海盗郑一掳走，开始了海盗生涯。因为年纪较轻，被人称为张保仔。后来，郑一在海上遇到飓风，翻船落水而死。海盗们拥戴郑一的妻子石氏为首领，人们称石氏为郑一嫂。郑一嫂与张保仔有暧昧关系，她便把部下完全交由张保仔率领。张保仔势力最盛时，有部众四万余人，战船六百余艘。海上过往商船经过他控制的地区，必须交纳“行水”，即保护费。拒绝交纳者很难幸免被劫被杀。张保仔出身贫苦，比较注意爱护一般老百姓。他们向乡民购买粮食、物品时，往往加倍给钱，并严禁部下在驻扎地区掠夺百姓。
当年香港的海盗以旗色互相区别。红旗的是张保仔，黑旗的是郭婆带、蓝旗的是乌石二。三股著名海盗联合起来，协力抵抗清军水师。清水师提督孙全谋、总兵林发等屡次被他们击败。军事进剿没有成效，清朝地方官员转而采用招安政策，进行分化瓦解。郭婆带首先接受招安。郭投降以后，张保仔在军事上受到的压力增大。般含乘机派兵配合清军水师围剿，在激烈的交战中，张保仔身亡。
在香港岛有许多与张保仔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据许地山先生考察，今天的西营盘便是当年张保仔营寨的旧名。在港岛半山，即歌赋山山腰有张保仔旧时据守海岛的堑壕遗迹，原来是用青砖和蛮石镶砌而成的。相传今日荷里活道的文武庙也是张保仔修建的。
据记载，与张保仔同时期，在香港及其邻近地区出没的海盗，著名的还有徐亚保、十五仔等。徐亚保拥有部众近二千人，战船23艘，大炮18门。十五仔拥有部众三千余人，战船64艘，火炮千余门。
当时不仅有中国海盗，还有一些外国洋海盗。例如，英国人芬顿驾驶悬挂英国国旗的桅船一艘，以护航保镖为名，从事海盗活动。1851年6月，他率领海盗船只，在海上杀害前往盘查的葡萄牙军官两名。同年12月，他抢劫中国人船只，反被中国船把他的桅船击沉，将他生擒，押到香港。因为是英国人，般含当局设法予以包庇。第二年1月5日，特别刑庭开庭审理。与芬顿同伙的3名中国海盗，被控杀害葡萄牙军官，犯海盗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而芬顿本人却被宣告无罪。澳门葡萄牙当局对此表示不满，带目击者来香港确认芬顿为凶手无疑。香港英国当局无奈，才将芬顿判处3年有期徒刑。
对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沿海海盗再起的问题，美国人马士进行过研究分析。他认为，中国沿海海盗猖獗“或许是由于政府在对付沿海英国敌人上所表现的无能以及水师沙船的全军覆没所促成的；它也许是被1839年以后鸦片走私的不法行动所鼓励的；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海上和各海口人民不满和遍地发生的造反运动的一种明显的表示。从东京边界到扬子江口乃至山东沿岸的海上布满着海盗的船只，这些船都已经在中国当局在对英作战时期所发给的许可证下获得了充分的武装配备。”
马士这段话反映出鸦片战争后，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沿海地区海盗活动的复杂情况。根据当时的史料考察，有的海盗只知道杀人越货，甚至参与鸦片走私。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正常的海上贸易，的确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严峻局势下，也有一部分富于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海盗”，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一支民间力量。应该说，徐亚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外国侵略中国，掠夺百姓，政府腐败无能，惧怕洋人，又不许百姓抵抗，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铤而走险，在海域周旋。
悬赏缉拿徐亚保
有资料记载，徐亚保对英国人贩卖鸦片深恶痛绝，他攻击的对象多半是鸦片烟船。他与十五仔分工合作，由他侦察英船的航期、航线等情况，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在洋面上活动的十五仔。由于配合默契，每次行动方式又多变幻，他们经常得手，使英国鸦片烟船和巡逻的英国兵舰吃尽苦头。
1849年2月25日发生在赤柱的事件，反映出徐亚保见义勇为的性格特点与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当时有两名驻港英军军官，一个叫科斯达，是皇家工程营上尉；一个叫戴亚，是锡兰来福枪联队中尉。那天傍晚，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到赤柱的黄麻角村挨家逐户寻衅闹事。走到村里最末一户人家，看见一个年轻媳妇正在煮饭。科斯达把她抱住，动手动脚。媳妇的公公婆婆听到惊叫声，从里屋出来阻止。两个英国军官竟挥动皮鞭抽打他们，两位老人跑到门口高呼“救命”。邻居们闻声赶来救助，英国军官继续挥鞭打人，几个村民被打得头破血流。这时徐亚保的船只正好停泊在赤柱，听说红毛鬼在村里调戏妇女，行凶打人，他马上率领几个伙伴，手执长矛赶来，想把英国军官赶走。不料他们赖着不走，还抢走徐亚保伙伴手中的一枝长矛，当场折断，徐亚保怒不可遏。两个英国军官见势不妙，想夺门逃走，但是为时已晚。徐亚保用长矛将他们戳倒，然后叫伙伴们抬起尸首，走到赤柱山头的峭壁上，抛入海中。
这天夜晚，军营里发觉科斯达与戴亚两人没有回营，便一面派人四出寻找，一面向上级报告。香港政府和警察方面接得赤柱有两名军官失踪的报告后，立即大举出动搜索。警察方面派人到赤柱、大潭一带调查两人的行踪，锡兰来福枪联队也派出100名武装兵士分队向全岛搜索，同时，英舰“愤怒”号也驶到赤柱湾内去巡逻。当他们搜索到黄麻角村时，兵士发觉全村居民逃避一空，这表示两个军官一定遭遇了意外。27日晚上，科斯达的尸首在海上被人发现，但是戴亚的尸首则没有下落，并且以后始终不曾寻到。
警方抓走6个赤柱的村民，但他们一致否认与这事有关系。6个人都被送到维多利亚监狱。这时，那个被英国军官打伤的老人向军营自首，他说他“并未做过任何错事，因此不想躲避”，只是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于是这个老人也被扣留。
由这6名村民的供述，法院的侦查庭渐渐明了了这个杀人案的真相。港府一面将这些嫌疑犯开释，一面下令通缉徐亚保和他手下的人。起先悬赏捉拿那些参加杀英国军官的人，凡能捉获一名者，赏花红100金镑；后来又增加赏格，凡能捉获徐亚保本人者赏五百镑，捉获其他榜上有名的凶犯，每名赏100大洋。
3月1日，驻港英军为科斯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总督般含和海陆军长官都亲临致祭。这件血案立时就成了当时香港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尤其是被悬赏500镑通缉的徐亚保，更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
两名军官被杀，引起了伦敦的注意。当时海盗猖獗，不仅危害香港的商业和航运，而且更因为海盗的内幕组织复杂，军火谍报及盗伙来源，都牵涉香港在内。所以英国下决心加以肃清。
正当英国准备出兵围剿徐亚保时。6月间，十五仔的一些部下在海南岛附近掠夺一艘属于英国人的帆船，并杀死船上人员，这更加激怒了英国人。英国海军舰队对徐亚保等发起攻击，这行动一直继续了整个夏天。在9月至10月初，“哥仑科”号的舰长约翰?海，在两次交战中击毁了徐亚保的舰队。
据记载：“第一次在大沙尾附近，第二次在大鹏湾内。他获得铁行轮船公司的汽船‘广东’号，以及海军‘弗雷’号、‘海斯丁’号的协助，摧毁了23艘盗船，平均载重五百吨，缴获的火炮12门至18门，以及3只建造中的新船，两处小船坞，以及相当数量的航海用具。在驾驶这些船只的1800名海盗中，400名被杀，其余都四散逃亡。大鹏湾的海盗炮火在45分钟之内就被消灭无声，英国人仅有一名轻伤。”
在围攻徐亚保等的作战中，清朝水师派出8艘战船，伙同英国舰队作战。在10月18日，中英联合海军一共击毁十五仔舰只64艘中的58艘，打死了1700人。十五仔失败后，眼看自己旧式的海盗舰队实力根本无法和新式的英国海军炮火对抗，知道自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便率众向两广总督投诚受抚，以便保存残余实力。
徐亚保在与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海战中失利后，第二年他重整军旅，准备东山再起。因为十五仔已接受清政府招抚，徐亚保也显势单力薄。一次他途经马士湾时，被小股散匪所劫。劫匪中有人认出徐亚保，便把他交给途中遇到的英国商船“富力康”号，押解到香港领赏。1851年2月16日抵达香港以后，徐亚保自认杀人不讳。3月10日，般含政府组织特别刑庭审理徐亚保杀两英军及海盗案。被告方面的辩词以被捕地点为中国领域，提出司法管辖权问题。港英当局自觉英军军官行凶在前，徐亚保杀人在后，如果重判徐亚保，恐引起更大民愤。结果由陪审团裁定，仅成立误杀罪，当由正按察司判处无期遣戍之刑。至于海盗罪则未提起公诉。香港政府准备将徐亚保押交清朝地方官治罪。在等候起解的牢房中，徐亚保自缢身亡。
慷慨拍卖土地
英国侵占香港之后，在香港的初期财政开支，建筑费用，完全从鸦片战争中中国方面的赔款总数中抽拨，这笔赔款中的抽拨款在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任内已经用去大部分。到了般含担任港督时，已经无多少款项可用，而香港政府的开支及公共建设费用颇为庞大，初期的商业发展又很有限，抽税不多。般含若要应付政府费用，继续维持庞大的开支，必须别开财路，于是他想到了卖地。
出卖土地是无本万利的生意，一是港府先有一笔地价收入，这是非经常性收入。二是商人把土地买去，必定会在地上建屋造房，房屋建好之后，港府就有了地税、物业税和差饷这些经常性的收入了。中国香港的土地，商人的钱，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商人的钱，港府不费力气，便可无本万利，何乐而不为。
港英政府拍卖土地，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这年6月7日，由义律主持了第一批土地拍卖，拍卖地点在澳门。因为当时各国洋行，大多数都在澳门，那时候的香港，还只是个未经开发的渔村。英国人要把香港开辟成商埠，便须借助各国洋行的力量，因此，第一次拍卖土地在澳门举行。
这次拍卖土地，投得者大部分是英商，其中最大买家是渣甸洋行。根据当时的记录，这次共拍卖一百个地段，其中最高价的是第1号地段，占地6700平方英尺，以80英镑投得；地块最大的是第11号地段，占地11200平方英尺，以52英镑投得。
璞鼎查任港督时，对拍卖土地也很感兴趣，但他发现许多外国商人，对于政府拍卖的公地不感兴趣，而宁愿向当地华人购买土地建屋。
港府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外国商人对港府拍卖土地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确定这些公地可以使用的年期。于是，璞鼎查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除了积极清理外国商人向华人购入的土地，着令登记及补地价之外；另一方面，在1844年宣布，香港土地的使用年期，一律规定为75年。
第一次拍卖的英商投得者，还有不少向华人贱价买了土地的外国商人，都觉得产业权只有75年，时间还是太短，便向璞鼎查的继任者戴维斯要求延长管业年期，戴维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848年，般含接任港督，也看准了出卖土地这条财路。英商抓住时机，又把延长土地使用权的要求向般含提出。
当时般含正在同中国两广总督徐广缙谈判，要求允许英商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很需要香港外商的支持，便答应了外商关于所买土地权延期使用的要求。
外商对般含期望值并不高，以为般含把土地管业年期延长数十年就不错了，却不料般含十分慷慨，将土地管业权改为999年，比原来的75年增加了十多倍，大出香港外商所料。
般含之所以敢这样做，是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先例可作为法律根据。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同是英国的占领地。当时的新加坡总督为了鼓励当地华人购买土地，便以999年期来吸引当地华人的兴趣。因为中国人习惯买地之后世代相传，新加坡的漫长的土地管业权，获得英国政府批准。般含以有例可援，便效法新加坡，提出报告。但是，般含这项措施，却被伦敦方面搁置起来，迟迟不予批准。英国政府认为，香港情况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片平地，可供发展的土地甚多。而香港却是一座高山，可以使用的土地，只有海边的一小片土地。若是土地管业权年期太长，将来香港便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发展。
般含不以为然，他以新加坡相同的理由再向英国政府力争。他表示，香港若求长远发展，必须吸引中国方面的商家前来购地兴建屋宇，发展工商企业，如果年期太短，华商不感兴趣，香港也就发展不起来了。
香港政府这个策略果然很有效，由于999年管业权，几乎就是永久业权。上海、广州和内地的有钱商人，都争着到香港购置物业，准备传子传孙。在般含港督任内，中上环一带很快便楼宇如林了。
英国政府看到般含的办法确实能够做出成绩来，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香港土地管业期延长为999年。这一新规定除了在1849年3月3日出版的宪报刊登之外，还在通衢大道遍贴广告，让香港的市民家喻户晓。
般含除了以出卖土地增加收入之外，还用巧妙的手法去应付英商的减税要求。其中一种方法，便是豁免了拍卖税，但要求拍卖行领取牌照。
拍卖方式是从欧洲传入香港的，所以经营拍卖行的全是英商。当时港府对于拍卖物品要抽取2.5％税款，称为拍卖税。拍卖行商人对港府这一规定非常不满，于是联合起来，要求般含减免拍卖税，但是港府当时急需财源，般含开始时没有答应。有些拍卖行主持人和英国政府方面关系密切，通过关系网，利用权势对般含施加压力。般含终于豁免了拍卖税，但他另出新招，要拍卖行领牌照，牌照费数目并不比拍卖税少，港府变相的又增加了一笔收入。
圣约翰大教堂
教堂，是传统殖民地的三大重要象征之一，香港也不例外。1847年3月11日，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在港岛中区花园道与炮台里夹角处举行奠基礼，1849年3月11日正式落成，建筑费用共计8736英镑。礼拜堂内设有640个座位。是香港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之一。落成之日举行了首次礼拜仪式，成为般含时期一件盛事。同年，英国圣约翰大教堂皇家颁特许状，特许设立维多利亚主教职位及港澳主教管区。1850年3月，乔治?史密斯神父抵港，任第一任英国“圣公会”会督。1852年正式授予新教堂以大教堂地位。
英军占领香港之初，天主教和基督教便开始传入香港，1841年，罗马教廷在香港设立监牧区。在圣约翰大教堂建成之前，天主教教堂香港圣母无原罪主教堂，于1843年在威灵顿街与璞鼎查街之间的一处山坡上建成，因奉无原罪圣母为圣堂主保，而得名，也称香港天主教总堂。因为教徒众多，地方拥挤，1888年，在坚道另建成一座新的主教座堂，即大型的总堂，堂长272英尺，内部最宽部分为132英尺，高为70英尺。还有一座高150英尺的钟楼，在主教堂内的正壁上瓷石龛中有一座5英尺高的木刻的教区主保无原罪圣母像。
香港是一个宗教开放的城市，在英国管治香港的150多年中，港英政府在法律上、政治上以至经济上都给予宗教组织以保障和优待。在港府重大活动的正式礼仪上，香港基督教圣公会会督、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排名，都在行政局、立法局的首席议员之前，仅在港督、律政司、布政司和三军司令之后。在港府的非官守议员中，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共约占22.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攻打香港，圣约翰大教堂受到破坏。战争结束后，进行修复扩建，对主建筑内部加以修饰，重新配置，在周围添建新建筑。主建筑呈十字形，坐西向东，含钟楼、西门、十字形耳堂、圣坛和祭坛、讲道坛、主教座以及3个祈祷堂。
般含街和吉士笠街
香港的街道，以前许多是以港督或辅政司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战争后，除了一条夏悫道之外，再也不以港督的名字做街名，而改以建筑物来命名了。
香港半山区有一条通往西营盘的路，叫做般含道，后来改称般咸道。这条道是港府用来纪念般含的。上环有条文咸街，也是用来纪念般含的。当时，港府的中文师爷替般含港督改了个中文名字，叫做文翰，就好像后期的港督，也有个中文名字，如叫做尤德、卫奕信和彭定康一样。中国翰字本来是很文雅的，但在改路名的时候，那些中文师爷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把个翰字弄成了咸字，不伦不类。
上环本来没有文咸街，因为这条街的所在地原是海边沙滩。由于卖地可以替港府带来大笔收入，般含便在上环一带，一边开山一边填海，开辟出一大片土地来卖给建造商。文咸街、永乐街和乍畏街的土地都是如此得来的。这几条路较为狭窄，所以不称为道，而称为街。
后来，香港逐渐成为一个良好的转口港，欧洲和南洋各地的商品，都先运来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内地，中国的土特产和原料，也一样先运到香港，再转运到远洋轮船上运到外国去。即使是中国本身的货物，由北方运到南方，或者由南方运到北方，因为海运费用比陆路运输便宜，而且安全得多，不会碰坏。所以都先运到香港来，然后再转运到南方与北方。这些专门沟通中国南北货物的商行，被香港人称为“南北行”。由于文咸街接近海边码头，易于照顾船运业务，所以许多南北行都开设在文咸街。
不管是用港督名字，还是用辅政司的名字命名街道，其缘由都是因为他们为英国侵略中国立过功，为英国统治香港卖过力。在皇后大道中、士丹利街与威灵顿街之间，有一条吉士笠街，就很能表现这种情况。
吉士笠当年只不过是一位与现在民政司同等级的“抚华道”官员，在港府中，官职不算很高，但竟能有一条街命名来纪念他，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或者说，对英国有特别的功劳。
吉士笠的中文译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据史料记载，在英国人眼里，在那些专以鸦片和武力侵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眼里，吉士笠是个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职，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鸦片战争时期，吉士笠担任英军翻译，也是义律的谋士。他看到英军在珠江口面对林则徐和关天培的军队，连吃败仗，便建议英军避重就轻，改道北上，进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军所乘，终于签下割让香港及赔偿大量军费的和约。对英军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转折。
吉士笠是德国人，本来是个传教士，他和英国人马礼逊由欧洲来到澳门，任职于东印度公司。
来澳门之前，吉士笠和马礼逊曾在马六甲学习过中国语言和文字，是当时能读中文书籍和能写中文的少数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马礼逊合写了3本中文书，在澳门印刷。书名是《日课初学》、《张远西友相论》、《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第一本是传教的宣传品，第二本是宣扬和西方人交友的好处，劝华人不可歧视西方人。最后一本是宣传当时的英国国力如何强大，英国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国人有仇必报，中国人不可与英国人为敌，要彼此通商搞好贸易关系。
清廷对于吉士笠这3本书颇为重视，曾下令署理闽浙总督魏元良查明这三本书的内容。
吉士笠写好这3本书之后，1832年1月奉东印度公司老板之命，随以胡夏米为船长的“罗尔亚美士德”号轮船到中国北方来。他的身份是船长中文秘书，任务有三条，一是把中国沿海水域岛屿形势测量绘图；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试探是否可以直接和当地商人进行贸易；三是把他的三本书沿途散发给中国人。
“罗尔亚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厦门、福州、宁波等地，一路测量各个港口的水位，绘画地图。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说汉语，他除了沿途派发自己的3本书之外，还到处以重金收买情报，并和中国的贪官污吏打交道。
到达福州时，吉士笠通过中间人向福建巡抚魏元良行贿，暗地里在福州做了一万余元的生意。在舟山、宁波，也以同样的手法，收买当地官员，做了许多生意。但是，到了上海，却遇到了两个大克星：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关天培。
林则徐刚好调任江苏省巡抚，而关天培是苏松总兵。林则徐下令给管辖上海的苏松太道吴其泰，叫他切不可与外国人来往。关天培调动水师，严密监视“罗尔亚美士德”号的动静。随后，关天培下令苏松太道吴其泰，通知胡夏米立即把船驶离上海。吉士笠是个狡猾的人，他想在上海拖延停泊时日，找寻起死回生的机会。于是，他写了一封呈文给吴其泰。呈文佯说“罗尔亚美士德”号因在海上遇风损毁，必须稍为停留，加以修理。吴其泰把呈文退还，在呈文上批了几行字，限令“罗尔亚美士德”号立即离去。
这时候，胡夏米船长知道在上海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了，但因船员测量上海港口的工作还需几天才能完成，若是立即被逐，已进行了一大半的工作，便会功亏一篑，便请吉士笠设法在上海水域多留几天。
吴其泰所批的那几行字中，把胡夏米船长称为夷人，这是当时官场对外国人的统称。吉士笠便抓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这是侮辱，要求吴其泰把这种称呼改正过来。
由于吉士笠熟识当时中国官场的陋习，公文往来十分缓慢，往往要花好几天时间。有了这几天时间，船上的人便可以把测量和绘图的工作完成了。
吴其泰果然中计。他绞尽脑汁，引经据典的写了回复公文，说明在呈文上以“夷人”相称，并无侮辱外国人的涵义。吉士笠又写信辩驳，公文来来往往，船上的人已有很从容的时间完成绘制上海沿岸地图的工作了。“罗尔亚美士德”号被驱逐出上海水域之后，继续北上，沿途照旧测量水位和绘画地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艘货轮所经过的地方，其中舟山和镇江，是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海军交战的地方。至于其他地方如福州、上海等地，也就是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战败后提出和议，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城市。可见吉士笠这次沿中国海北行，完全是为英军以后的侵略战争做了准备工作。
清廷在鸦片战争大败后，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吉士笠也曾参加，担任英方翻译。到了英国正式统治香港，论功行赏，也因为他懂得写中文和说汉语，便委任他为华民政务司。
他离任后，港府为赞扬他的“功勋”，用他名字命名一条小街道来纪念他。但港府的华文师爷，却把他的名字译成吉士笠。
有论者说，吉士笠对于当时的大英帝国，确实很有功劳，但对被侵略的中国，吉士笠实在是罪大恶极。香港许多街道的名字，有久远的历史背景，饱含着中国人民的血泪。
不久，纪念吉士笠的那条街，却成为外国妓女麇集之所，藏污纳垢，声名狼藉，名和街，也算沆瀣一气了。附近居民也不把这条街叫做“吉士笠街”，却把它叫做“红毛娇街”。“红毛”是对英国人的俗称，妓女称为“阿娇”，“红毛娇街”反而比“吉士笠街”出名，几乎每个外来水手和外商，都来这里胡作非为。只可惜吉士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香港，若他看到纪念自己的那条街是那样的乌烟瘴气，真会活活被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