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感到他又年轻了许多。
1977年夏天，他在武康路住宅里，继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来访之后，巴金的外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了。美籍华裔著名人士时钟雯来上海访问的时候，上级也请老作家巴金出面参加会见，因为那时的巴金已经显露出他那魅人的风采。特别是经历“文革”风雨之后的巴金，他在外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不久，瑞典《火星报》一个访华团也来到了上海，他们指名要求会见中国的大作家巴金。巴金那矍铄的英姿和从容谈吐又一次让外国人惊讶。从香港来的作家参观团抵达上海，巴金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再一次畅谈文学，畅谈人生。人们感到巴金还象从前一样健谈，一样文思敏捷，老人的心里洒满了阳光。总之，巴金还是从前的巴金。他幽静小院门前重又响起了汽车的煞车声和热闹的笑语。
巴金在繁忙的活动中，萧珊病逝后积郁在心头的悲伤与痛楚，直到这时才渐渐淡化。让老人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人抄走的一些什物，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都逐渐发还给巴金。在这些什物中不仅有他的东西，也有妻子萧珊的一些物品。巴金见到亡妻遗物，又忍不住想落泪。他在心里暗暗地说：“蕴珍，如果你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唉唉，可惜，你走得太早了呀！……”
巴金在翻阅那些幸存之物的时候，有见到了许多文稿和信件。现在他感到这些本来普通的东西，如今变得格外珍贵。忽然，巴金的眼睛一亮，发现一封他从前写给萧珊的信。仔细一看，旧信竟然勾起了许多回忆：
蕴珍：
我们已经领到衣服和通行证，明天下午便出发了。我们搭下午5点40钟的火车，后天上午11点光景到沈阳。在沈阳大约还有五天的勾留。有一位前些时候因公回国的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陪我们同去平壤。出国后的日程和行止，现在还未决定。总之，这是一封在北京发的告别信。在沈阳我还有信寄回。
珍，拿着一管新华笔，在明亮的电灯下，对着从抄本上裁下的纸，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从明天起我们离得更远了。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沈阳我照样会寄信给你。然后，我又往前走，在平壤，大约还有信寄出，但是我恐怕抽不出写长信的时间了。
到3月下旬那才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的开始。即使在几个月内我无法跟你通信，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很健康地回来。以后信少，一则因为机会难得；二则，因为到部队以后我得先多跑多看，过一个时候才能够住下来，就是住下来时，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会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坚强，有用。我会吃苦，也会学习。
起初一个月的生活大约不容易过，我得咬紧牙齿。但以后就不要紧了。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再见，现在是6日夜11点半，你应该安睡了。愿你安安稳稳地睡到天明。
祝好！
芾甘
1952年3月6日北京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第一次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时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存留迄今。当初他在北京和朝鲜不知给萧珊写过多少信，可是，在历经大难之后，巴金没想到这封家信竟然还能幸存。
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见到给萧珊的信，巴金就会想起亡妻。他已经暗下了决心，他没有忘记萧珊临死前对自己的叮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巴金知道他既想好好生活下去，就要以坚韧的毅力忘记苦难的过去。然而，他力求自己在新时期到来的日子里，尽量少去回想往事。然而往事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仍然顽固地浮现在他的脑际；巴金越是不想回想萧珊，妻子的影子越是在他的眼前萦绕；事隔多年以后，当他再看到入朝前写给萧珊的信时，巴金的思绪又情不自禁飞回那难忘的抗美援朝年代……
1952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早，特别是祖国的北方更是春寒料峭。当时，巴金刚刚结束一个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回到上海时已是1月上旬了。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就率领一个艺术家采访团，前往革命老区去访贫问苦。巴金和代表团成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华东地区，特别是在山东境内的访问，尤其让巴金心中感动。他看到老区的民众尽管生活艰苦，然而他们仍象战争年代一样拥护共产党取得的胜利！
看惯旧社会腐败天地的巴金，正是在这次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的访问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解放区那明朗灿烂的天！虽然人民的生活仍然贫困，可是巴金却从心里感受到一股振奋的力量。他知道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能够真正做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而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从心里支持共产党政权，在于他们从执政党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巴金回上海后，就准备把在华东数省参观得到的感受诉诸文字。那时，他有一系列写作计划。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忽然收到剧作家曹禺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曹禺向巴金建议，希望他最好暂且放放手边的写作，投身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因为那里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待巴金去发掘。
巴金当然不会知道曹禺这封信，是代表中宣部某位领导的意见。不过他已经感受到，曹禺的信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自己，都是最及时最诚恳的建议。巴金知道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打响的时候，勇敢投身朝鲜前线更为紧要的事了。于是，他马上决定到朝鲜去！
萧珊听到巴金的主张后，当然是无条件支持。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她们结婚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巴金和萧珊始终处于聚少离多的生活状态。现在好不容易赢来了和平，萧珊没有想到巴金反而比从前还要繁忙了。尽管巴金经常有写作之外的社会活动，可是萧珊对此感到高兴。她对巴金说：“你去吧，家里的事都有我来管。两个孩子也不用你操心，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巴金与萧珊洒泪而别，然后他乘上向北京飞驰的列车。在古都北京，很快就组成了以巴金为组长的中国艺术家赴朝创作组。副组长是从延安来的著名版画家古元，而参加这个赴朝创作组的所有成员，也多是来自国内各地的著名作家和画家。这些颇有造诣的艺术家都在巴金的领导下，进行了赴朝前的紧张学习。巴金感到他此次赴朝，不仅仅是为着写作，更重要的是他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代着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前往朝鲜战场去慰问中朝两国抗美前线的战士。
让巴金感到惊喜的还有，他在那些旧信件中，居然发现了一封萧珊亲笔写给他的信。他仔细一看，发黄的信竟然也是他在去朝鲜期间中收到萧珊寄自上海的家书。这样的信竟然在“文革”以后重新看到了，这对巴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这封信太珍贵了！”巴金情不自禁地感叹着，他看着妻子1952年给他的信，眼睛竟又湿润了！这原来是他刚从上海到北京时萧珊从上海写来的信。今天读到它，巴金就会想到他与萧珊曾经有过的爱情生活。
李先生：
今晚上小康请我们去吃面，出去之前以为有你的信来，没有等着，小妹吵着要看对面的电影，我把今上午写的信寄了。回家读到你的信，一时感情很波动，无法自制，我多么想能紧紧的拉住你的手，让你了解我心情之万一。上海自你走后尚未有阳光，你把雨帽丢在家里，如果你们不另发雨衣的话，我劝你立刻买一项，这里每天在下雨。刚才马弟弟出去时我让他戴你的雨帽。我陪了他们看二次电影，《中国杂技团》大家都满意。小妹，老太太都想看第二次，但最近不演了。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很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象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
刚才十二小姐没有回来，老太再三的对丁香她们说：后门别上锁，小娘娘没有回家！现在谁会这样的关怀我呢？有的只是需要我照料或关心的人，我得硬。一天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小妹很好奇的问：“妈妈，你为什么流眼泪了？”
我能对一个小女孩说什么呢。而且我最不愿意别人看到我的眼泪，或看见我哭。刚在小康家时，大家都以汝及人没有回到为奇，“家”还是非常温暖的地方。成都大嫂、三三都有信来，钱都收到了。译协抗美援朝的收据也寄来，我把几张收条放在一块儿。
雨还在落着，我真不喜欢。你猜我在哪儿给你写信？--我睡在床上，躺着给你写。今天天气又变了，外面好大的风。小妹听说你又有礼物给她。很快活。今天她一直问我，乌克兰是不是一个人，无论如何解释不清，这孩子主观也很强。冷得很，不写了，现在是十一点零五分，小弟还没有醒！
1952年2月珍
往事依如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的眼前闪回。
1952年3月的一个晴天，他坐在驶往东北的火车上，巴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塞外关东。当他望见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大铁桥时，心情顿时激动起来。朝鲜的土地已在他的眼前了，战火硝烟已在这位作家的面前弥漫和缭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巴金的生活阅历中又有了赴朝这段非凡的经历。
巴金在翻阅从造反派手里退回来的查抄物品时，忽然发现一个小册子。那是一本他珍藏多年的纪念，虽然年深日久，杂志封面早已经褪色，然而他仍然下抻手就翻到那篇自己在赴朝第四天夜里，在朝鲜战场一个坑道里，就着昏暗的油灯写下的文章：《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可是，当年他在朝鲜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元帅的情景依稀如昨。巴金发现彭德怀确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时至今日巴金还在心里暗暗赞佩着这位了不起的湖南汉子。他翻阅自己从前写的文稿，现在忽然感到有点陌生了。然而，自己当年笔下的文字，让他现在读起来，仍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正午以前，见到了志愿军的彭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屋子，却在靠门的这一头，在低矮的石顶盖下，悬了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明半暗的甬道。我们等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人民都愿意在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的贡献来说，拿他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太缈小了。所以听到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感觉使我们忽然紧张起来。
他进来了。我们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没有挂任何勋章，一身简单的军服，显得很高大，年轻。他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了。我们刚刚坐定，他又带着笑说：‘你们里头有几个花木兰？’我们中间的三个女同志都笑了。他问我们：‘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一个同志说：‘我们觉得是离开祖国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我们是坐着车过江的。’他带着笑纠正说：‘不，是跨过的。’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的谈起来。他开头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能吃苦，能忍耐。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榨取了几十年，现在又是遇着像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他们现在是在苦难中，因敌机轰炸，有不少的人没房子住，也有缺粮饿饭的，我们应该尽力援助他们。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巴金读到这里，心里似在流泪。
那一年，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以后，巴金已经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得到一点有关彭德怀的消息。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作家，而彭德怀却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元帅啊！他也知道彭德怀其实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之前，就已在庐山上因为一份万言书失去了人身自由。想起彭德怀，巴金心里的沉重感忽又增强了。他的目光又移向那篇早年在朝鲜写的文稿上去。
他写道：“听着他浅明详细的反复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有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迟。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我只看见眼前这样一个人。他坐得那么安稳，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缈小的。’……”
巴金读到这里落泪了。因为这篇稿件让他在二十多年以后重温，心情竟然是沉痛的。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的彭德怀司令员，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也和自己一样遭受过非人的待遇。想起彭德怀在那场风暴中的惨死，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反而是一个幸运者了。
巴金现在想起来，当年他把那篇文章写成后，又应邀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巴金又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再次听这位湖南籍将军讲的话。他晚上回到驻地，又把前天晚上写好的《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稿进行了补充。他把今天在会上听到的彭德怀讲话，加入了前一篇文章。他认为这样才让文稿更加丰富了。巴金并不是简单从事的人，为了慎重，他又把这篇文稿交给身边的同志们传阅，征求意见以后才交给新华社的同志回国内发表。
让巴金十分意外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写的稿子，居然惊动了战事繁忙，军马倥偬的彭大将军。巴金更没想到彭德怀会给自己写来一封亲笔信。原来彭德怀是看到新华社转交他亲自审阅的稿件后，才决定向文章的作者说几句话的。他希望巴金对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怀这样写道：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巴金很感动。他没想到彭德怀会如此谦逊，如此虚怀若谷。他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所以马上就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订正。
“我要振奋起来，一定要利用幸存者的有限时间，再给读者们做一点事情。我要重新拿起笔来，写一些我熟悉的人和事，”巴金想起他在受到“专政”期间，就是因为这篇题为《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曾经受到造反派无数次的质问与刁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篇几千字的文稿还被造反派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批判。上海一张报纸上还刊载了一篇《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的文章，就是直接对巴金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而来的。
有人甚至说他是在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涂脂抹粉！在那漫天乌云散尽之后，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当年在战地写下的稿子，是一种自豪！他能够有幸为彭德怀这样的当代英雄大唱赞歌，莫非不是一种骄傲吗？
也是在那些被退回来的查抄之物中，巴金看到了他当年在朝鲜归来写的小说稿《三同志》。这无疑也是一篇来自真实生活的作品，那是巴金在朝鲜战地采访和“深入生活”过程中，从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群像中发现的先进典型。
从朝鲜回到上海以后，他用一个月的时间，醮着泪水用笔写下了这篇《三同志》。然而，由于“文革”前夕他的社会活动过于繁忙，所以始终没有时间加以润饰及修改。这样，《三同志》便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现在，巴金把这历经劫难竟没有丢失的《三同志》反复看了一遍，他忽然感到这应该感谢那些来家里查抄的红卫兵小将们了。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在“文革”中他也许早把这样的稿子付之一炬了。而《三同志》居然幸免于劫，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