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上飘扬起棉絮般的落雪。
这是巴金在上海生活几十年来见到的惟一一场大雪。1975年冬天，在他家的小楼上向里弄的街道翘望，可以看见那些千楼万宇都被蒙在一片琉璃般的世界中。皑皑大雪染白了大上海。让巴金有些惊奇的是，楼前两棵高大玉兰树的枝枝桠桠也都落满了雪朵。在微微吹来的北风中，美丽的雪朵在枝头簌簌抖动着，然后随风飘落在幽静小院的甬路上。地面上也随之积下厚厚一层雪。刹时巴金好象忽然隐身进一个世外桃园般的皑皑雪乡里。
“下雪真好啊！”巴金蹒跚着从木楼梯上走下来。他显然为刚才透过窗口望见的雪景所感，在江南住惯了的老作家，从前只从萧红和萧军这北方人写的小说里，领略到下大雪的滋味，而今他在上海竟也亲眼目睹了下雪的盛况。他发现在都市里下雪的时候，小楼四周竟是一派恬静无声。所有邻居们都躲在自己家里享受着室内的温暖。巴金真想到户外去，一个人站在飘飘大雪中，让自己全然沐浴着纷飞的雪朵之中。可是，家里人却劝止了他。
巴金感到现在的家有一点温馨之感。
这是妻子病殁后巴金刚刚感受到的一丝温馨。他女儿小林在“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杭州工作，尽管女儿和女婿离开了他，可是她们的小端端却始终留在老人的身边。更重要的是经过巴金的努力，他在安徽乡下插队的小儿子棠棠，终于如愿以偿地调回了上海。加上家里原有的成员，巴金的两个胞妹，现在仍然是四世同堂。巴金身边有了亲人，特别是小儿子的归来，尤让他那曾经受过剌痛的心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荒废时间了。这几年我的手由于不经常握笔，写起字来有些笨了。蕴珍，现在我要利用人生的仅有时间，再做一点什么。”巴金回到他的房间里，一人坐在小书桌前，又开始像往日那样，面对那个小相框里的萧珊，与她悄悄地对话了。在妻子故去的几年中，巴金始终保持着每天都看上萧珊照片一眼的习惯。他知道她人虽然不在了，然而在他看来萧珊的灵魂是永远都不会离他而去的。巴金每当心里忧愁，或是心情愉快的时候，老人总会面对萧珊的遗像，喃喃地对她说心里话：“我总不能让一日闲过呀！”
巴金望着面前那部厚厚的《往事与随想》，心里有些跃跃欲试。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摸起一支钢笔来，想在面前的稿纸点写什么，然而却迟疑着不敢动笔，因为他目前想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他是早年在巴黎留学的时候，就喜欢上面前这部厚厚英文著作的。在几年前家里多次遭到抄家的时候，这部英文著作竟然得以幸免封存。它被萧珊小心藏在楼下那个箱子里。如今巴金把它找了出来，翻开书的扉页，竟然有种隔世之感。
他终于在稿纸上写下：“往事与随想——赫尔岑”一行字！
“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啊！当年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就已暗暗地发过誓了，将来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我们中国的读者也读一读赫尔岑这部回忆录！可惜我始终没有太多的时间。”巴金迄今还清醒记起，1938年他在桂林那风景如画的漓江之滨，曾经对萧珊发过这样的感慨。
“那么，现在不行吗？”当时的萧珊神色凝重，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深幽幽的望着他。他们都静静倾听着不远处漓江那汩汩流淌的水声，心里充盈着对这部重要著作的寄托与向往。
“现在我必须要把《秋》和《火》两部书写成。”巴金见萧珊也象自己一样对《往事与随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心里的创作欲望就变得更加强烈起来。
萧珊接过巴金手里捧着的厚厚英文原著，信手翻了几页，她有些茫然，说：“中国的读者会喜欢赫尔岑的这部书吗？”
巴金说：“当然会喜欢，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中国人到底需要不需要读这样的书？回国以后，有一次我把这部书拿到鲁迅先生家里去，请他看一看，究竟这部书有没有价值？鲁迅先生对我说，它的价值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谁能去系统地翻译它呢？”
萧珊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没想到巴金竟然还和鲁迅谈起这部外国人写的《回忆录》。便说：“鲁迅也肯定了它的价值，这就说明赫尔岑的《回忆录》有文学价值？”
“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巴金娓娓地对她说：“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包含着赫尔岑一生的写作精华。其中既有他的政论，也有随笔，散文、书信和日记。所以，我看了以后，感到赫尔岑真正把他一生的见闻，心得以及对世事的感想，都清楚无误以记载在这部书里了。赫尔岑一生都在反对沙皇君主制，他为奴隶们大声疾呼，他的政治主张和我们中国的今天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也许这正是我想把这部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初衷吧？”
“是吗？”萧珊那双眼睛里忽然充满着激动的希冀。因为她从巴金的感情冲动中，听出和看出他原来是从心里喜欢赫尔岑反抗君主制的思想。便说：“你觉得赫尔岑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今天中国的抗日有某种关联吗？”
“当然，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呀！”巴金感到他的心与萧珊产生了共鸣。从国外回来这么多年，他和许多人先后谈起过赫尔岑这部巨著，然而多数人对此都不感兴趣。特别是写传统文学的作家们，对这样的《回忆录》几乎丝毫也引不起冲动。别说无人理解和支持巴金的翻译冲动，就是让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随便读一读这部百余万字的巨著，也怕难以找到知音。他对她说：“蕴珍，我之所以喜欢它，就因为现在的中国太需要它了。读者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对日本强敌太愤恨了。当然，读者也太软弱了。特别是抗日群众，他们现在多么希望读到这样振奋人心的作品。任何一个作家，他之所以写作，当然并不主要为了生活，而是为着自己的理想在奋斗和工作。我一生的写作目标也恰恰在此，我现在的生活尽管还很困难，可是我决不是为了生活才写作的。”
“我懂了。你的心，我懂了！”萧珊对他投去会心的一瞥。她在感佩着巴金才气的同时，又敬重他的人品。忽然，她蹙紧了眉毛，叹息一声，说：“李先生，只是，这么多的外文，你如果有一天能够翻译出来呢？我想，即便你有时间，也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吧！”
巴金笑了笑，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没关系。蕴珍，人这一生如果能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就不算白活了。翻译《往事与随想》就做为我一生想做的几件事之一吧，等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以后，我就会翻译它的。我情愿用后半生去做这件事，总是可以的吧？当然，我现在的能力还有些力不从心，不过我有信心翻译它。我准备边学边译，要加的注译还很多，我可以慢慢地译，因为译也是学习的过程啊！”
现在，巴金已经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写完《激流三部曲》以后，他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翻译这部巨著。在战争结束前后，他又先后写了许多书，建国以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身为上海作协主要领导的巴金，不仅仅要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写作任务，同时，他的社会活动也相当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他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以后，始终处于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如果不是这次组织上把巴金分配到刚刚恢复不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么，巴金即便有此夙愿，也怕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着手实现抗战期间就对萧珊信誓旦旦的翻译计划。
1973年夏天，上海作家协会编入的五七干校第四连党支部，分别对所在的“专政人员”一一作出了结论。四连党支部对巴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巴金自1966年夏天失去写作自由，受到“专政”以来，一级党组织对他作出的惟一结论。巴金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了。这七年对于他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不仅仅是妻子萧珊，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对于以著述为生命的巴金来说，他失去的就是宝贵的生命价值啊！没有什么比再次得到重新工作、重新恢复写作自由更重要的事了。当党组织征求巴金在作出政治结论以后，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巴金只提出：“能不能让我作一点翻译工作？”
也就是从当年8月起，巴金再也不必象从前那样每天到作协来，只是无休止地听读当天的报纸，学习毛泽东语录和打扫卫生了。他可以安下心来作一点翻译工作。这样的日子又隔了两年，到了1975年秋天，上海市作协决定把作协内部几位专业作家统统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这样，巴金就在新的工作单位里进了外文编译室。当然，这时候的巴金眼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每天到出版社去“坐班”。他有充足的时间在武康路家里从事写作。当然，他的写作在那时还仅限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范畴。
也就在这时候，巴金才真正有时间翻译那部著作，他年轻时就喜欢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他终于如愿了，巴金每天都游弋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如果说当年巴金在法国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神奇著的时候，只感到书中有那么多哲理式的漂亮语言，那么他回国后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又局部地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的片断之后，巴金更加珍爱这部书了。因为他从翻译中进一步理解了赫尔岑在书中倾注的智慧。
巴金真正坐下来了，认真地翻译这部传奇著作，他忽然感到自己确是在走进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他知道在中国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它是属于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巴金也清楚他即便翻译出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也绝不可能有人出版它。而且即便有人出版，也决不会有多少青睐它的读者，更不会畅销。然而，有一种神秘的冲动感始终鼓舞着巴金必须把《往事与随想》变成他的母语。与其说这是在完成自己40年前发下的宏誓，不如说他在是在实践对亡妻萧珊的诺言。
正由于巴金在心里把这部书的翻译当作他对萧珊的一种纪念，所以才没黑没昼地伏案挥笔了。他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自己重新畅游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享受一下那丰富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可让巴金少思念一点萧珊。少想一点亡妻，他心里就会少一点痛苦。这样一来，他从1975年秋天开始，直到1979年春天，已经把这部厚厚的外国著作译出了三分之一。巴金看到桌案上那逐渐积厚的稿纸，他那多年不见笑容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丝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