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之后，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她最好的朋友康妮·沃尔德的家，母亲每次来洛杉矶都会住在那里。
母亲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就认识了康妮，那时候母亲刚刚拍完了《罗马假日》。后来康妮嫁给了杰瑞·沃尔德，一名高产的很有创造力的电影制作人。康妮和母亲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们经常去康妮家吃饭，就好像一家人，饭后她们总是互相抢着去洗碗。康妮管母亲叫“卢比”，这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楼上楼下》中一个女仆的名字，这个角色相当专制粗暴。母亲对此辩解说，作为客人，她至少应该有权利去洗碗。她们总是一起做饭，大声取笑对方，也像亲人一样深深地爱着对方，对母亲来说，这里就是除了自己家之外的另一个家。这一次，回家对母亲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日子里，能喝到朋友亲手为你熬制的鸡汤，不仅是身体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心灵上也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平静，这里就是一个避风港。
接下来母亲开始接受第一次化学治疗，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们都觉得母亲可以顺利地在一周之后接受第二次化疗，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天之后她的回肠又发生了梗阻，这一次疼痛是如此剧烈，即便她服用了止疼药仍然于事无补。白天我们陪着母亲在游泳池旁小心翼翼地散步，晚上我们则围坐在她的床边，陪她一起看电视，有时候是轻松幽默的肥皂剧，有时候是科学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母亲说她最喜欢这两类电视节目，因为纪录片让她相信自然界确实存在奇迹，而肥皂剧则提醒她不管发生什么，生活总是充满快乐的。
化疗之后，医生通知我们，他们希望母亲能够尽快回到医院里去。
1992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天。我们准备把母亲送回医院，以便更好地接受治疗。每个人都很忙碌，准备自己能做的，这让我和母亲有时间单独在她的房间里相处一会儿。我帮她穿好衣服，她当时已经非常消瘦，衣服几乎将她完全包裹住了。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她非常用力地拥抱我，我能听见她的啜泣。母亲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肖恩，我非常害怕。”我就那么站着，用我全部的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但是心里却一阵阵的无力。
我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会一直陪着她走过这些困难的，而且我还保证，如果事情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我并没有绝望，只是想帮助她鼓起勇气。在我记忆中，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在我面前那么真实地表现出她的恐惧。我还小的时候，就经常和母亲讨论生与死的问题。母亲总是很坦然，所以，当她仅仅在内心发生了丝微的变化，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作为一对好朋友和母子，精神上的脐带将我们一直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父母和孩子在某一个时刻会发生角色的互相转换，也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充当父母的角色，我想我的这个时刻到了。
我们都知道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母亲和我不愿服输的精神让我们勇敢向前看，充满希望，坚信奇迹的发生，就像一对纯真的孩子，心怀美好。
我开着那辆1973年出厂的白色别克敞篷车送她前往医院，而狗仔队在家门口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从我记事开始，狗仔队就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外出吃饭还是周末郊游，不管是母亲接我们放学还是带我们购物，狗仔队都会跟着我们，特别是在罗马。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我坐继父的车去参加一个周末午餐会，继父从一出家门就把车开得像飞一样，我从车后窗看到后面紧追不舍的狗仔队和飞速倒退的景物，心扑通扑通乱跳，疾驰的车速和不速之客让我感觉来到了赛车场。我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托斯卡纳地区一个中古世纪的小镇，参加当地举行的一个芭蕾舞戏剧节。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了我的第一份电影工作，这份工作几乎延续了整整一年，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只有18岁，我特意蓄起了胡须。狗仔队发现了我们，一晚上都在追拍我们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报纸的版面，下面还配上了说明文字：奥黛丽·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爱人。当看到这份报纸时，我和母亲都笑了，好在这些狗仔队没看出来我是谁。母亲开玩笑说：“如果把‘最新’两个字去掉的话，他们这次的报道倒也不算错。”
这次事件之后，母亲开始担心狗仔队频繁的出现会影响到她和整个家庭的私生活。母亲也知道对付这些记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觉得这些全都是因为自己最初的选择，责任在于自己。因此你从来看不到母亲粗暴地对待这些新闻记者，反而母亲在他们面前永远保持着礼貌和优雅。
自从母亲患病以来，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总是毫无根据地胡说我母亲是多么地垂危，没有康复的可能等等。这些让我们，包括母亲都格外地愤怒，连我们这些她最亲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队是怎么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这次成功了。之所以选择开我的车送母亲去医院，是因为我们确定没有人相信奥黛丽·赫本会乘坐如此一辆老迈破旧的老爷车去医院。我们的冒险成功了，母亲躺在车的后座上，狗仔队们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车里，他们目送着我们开上了前往医院的公路，并没有人跟踪我们。
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又开始了一次等待。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紧挨着手术室的手术准备室。他告诉我们，癌细胞繁殖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手术不能进行，他只能将母亲的刀口缝合。他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母亲没有多少时间了。当这些话从医生的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感觉似乎时间都停止了。罗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能够感觉到内心的抽搐，但是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母亲应该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推开了特别病房的门。她看起来很平静，母亲从来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经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曾经有过约定，必要的时候会选择安乐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边，她看着我，微笑，告诉我刚刚有几个疯狂的妇女来过，她们把母亲摇醒之后问她是否参加了总统大选的投票，那时候克林顿已经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母亲告诉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国公民，并没有选举权。后来一个医生讲师带着他的学生也来了，他们吵醒了母亲，一群年轻的未来医生还对母亲的刀口指指点点。
医院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病的地方了，甚至连安静都没办法给她。听完母亲的诉说，我感觉我的血液都涌到了嗓子眼，不过我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平静下来之后，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话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平静，只是说：“有点让人失望！”我握着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渺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天就是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一起平静地坐在那间特别病房里，手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着同样一个问题。
也许现代医学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就是：及早检查及早诊断。这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而不是突然得知深爱的人逝去时的震惊和悲痛。
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入最低点，接下来的两个月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我们不再等待什么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疑虑或者苦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间的爱表达出来，每一天都显得那么宝贵，我们全情地付出，也许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后一天了。
我们在瑞士的家庭医生经常说：“如果你活得快乐，那么你也会死得安详。”这两点母亲都做到了。
我们回到了康妮的家，几星期后，母亲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纪梵希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我们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亲一生中都不喜欢炫耀，这种高调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其实母亲完全有能力也购买一架私人飞机，但是她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不管如何，这次飞行让我们很兴奋，因为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母亲出院之后我们一直想回到瑞士的家中过圣诞节，但是如何带着一位重病患者作洲际旅行让我们头疼。当我把休伯特的建议告诉母亲时，她的眼睛里满是喜悦和感激的泪花。她催促我给休伯特打电话，我拨通了电话，把话筒交给母亲，她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法语不停地说着：“休伯特，我太感动了。”
挂上电话之后母亲兴奋得就像个孩子，也许是休伯特的话令她难以置信。“他对我说，在他生命中，我意味着全部。”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