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与世界150个慈善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许多慈善机构的直接赞助者和经理人，这包括69家英国机构和12家海外福利机构。
她从事的慈善工作中，许多都和孩子有关。
她天性爱孩子，成为王妃之前的两份工作都与孩子有关。面对孩子，她自在地表达出她的爱。那也是她的快乐所在。面对那些处于不幸中的残疾儿童，她抑制不住同情的泪水。作为母亲，她感谢上苍让自己拥有两个活泼健康的孩子，也发誓要把上帝仁慈的爱带给每一个孩子。
英国聋哑协会，应该感谢上帝派来了一位爱的天使。因为戴安娜的努力，聋哑儿童不再是躲在角落中的被遗忘者。
成立于1880年的英国聋哑协会，从未举办过什么特别活动筹款，自从戴安娜成为协会赞助人，通过一系列大型筹款晚会，逐渐被公众认识。
戴安娜还下了一番苦功学习手语，聋哑协会寄给她一盘录像带，几星期后，她就掌握了，然后用这种新的方法与孩子们交流。
纯真的孩子们很快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位美丽天使的敬爱。他们用手从前至后地掠过头发，勾勒出戴安娜向后梳发型。
这爱的沟通，总是鼓励戴安娜再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她在一家儿童医院里，认识一个穿着鲜艳衣裙的小姑娘。她也叫卡米拉。
小姑娘卡米拉因为化疗而失去了全部秀发。尽管有摄像机和新闻记者，王妃还是没有掩饰住她的表情变化。她愣了一下，转而惊诧于小姑娘的头发，接下来的，是深深的同情与无尽的爱心。
她不是圣人，但她绝对是个充满爱心的人。
在位于哈罗附近、伦敦西北部的诺斯韦士帕柯医院，王妃为新建的儿童意外伤亡救护中心奠基，她坐在那里并把小卡米拉放在腿上。
小卡米拉告诉王妃她喜欢芭蕾，王妃接着说自己也非常喜欢。
小卡米拉的母亲，36岁的安娜·菲尔科过来了，戴安娜立即起身拥抱她，询问孩子的治疗情况。
小卡米拉得的是白血病，已经先后3次住院化疗了。
“她先要在日间护理中心接受短暂观察，然后将接受第4次和最后一次化疗。”她的母亲说。
菲尔科夫人与王妃交谈着，王妃不时爱抚地摸小卡米拉的后脑勺。
记者们自然不会忘了采访菲尔科夫人，更不会忘记问起对与她女儿同名的卡米拉的看法。
菲尔科夫人说：“我只希望戴安娜仍能与查尔斯在一起。”
“我认为人们不会像这些年接受戴安娜那样接受卡米拉。”
“戴安娜对人们更有兴趣，她是真正来到人民中间的，她与每个人交谈，显得那么可爱。”
除了儿童医院，“儿童意外伤亡救护中心”也是伦敦市戴安娜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每月有一千五百余名儿童在这儿得到治疗。
戴安娜失去了查尔斯的爱情，但是她没有把这无爱的痛苦转化成仇恨，而转化成了对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人的同情、理解和帮助。
当戴安娜成为婚姻问题辅导组织“人际关系”的正式赞助人后，该组织的筹款数额由9402英镑，激升至238976英镑。
慈善组织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他们举行的电影首映式票根本卖不出去，慈善舞会也只能筹到8000英镑的款项。但自从戴安娜加入后，一次就可以筹到2万至5万英镑。
戴安娜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见过太多因家庭破裂引致的眼泪、怒火、伤害和敌对。”她由衷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认识到婚姻协调的重要性，不希望看见别人再经历这无爱的痛苦。
戴安娜自己，仍处在这尴尬而痛苦的婚姻中，找不着解决之道。
1992年，戴安娜以她对公益慈善的不懈努力，赢得了“圣人戴安娜”的美誉，她的受大众欢迎程度也超过女王和查尔斯，跃升“王室最受欢迎的人物”榜首。
她的婚姻仍处于困境中，1992年3月底，约克公爵与约克公爵夫人正式分居并搬离王宫，她和查尔斯的婚姻也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
白金汉宫正式宣布约克公爵夫妇分居的那一周，对她来讲是一段十分难熬的日子。她已经失去了一位好的伙伴，并明确意识到，公众注意的焦点将会再度转移到她的婚姻上。
查尔斯对于朝野内外议论的分居问题似乎无动于衷。在那个星期里，他参观了各地风格各异的城堡，为自己撰写的园林学搜集资料。
当他回到肯辛顿宫时，不但不理解他的妻子的情绪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紧张和压抑，而且对约克公爵夫人脱离王室之事只是一带而过。
像往常一样，查尔斯开始对她在外面的工作评价挑刺儿，指责她去罗马看望特蕾莎修女。
戴安娜告诉丈夫，如果他不改变对她及她的工作的态度，她将重新考虑她的位置问题。戴安娜哭着上楼去了洗手间。在她极力恢复平静时，威廉王子从浴室门下塞进一张卫生纸，上面写道：“我不想看见你这么伤心。”
戴安娜的处境让她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她无法作出选择。一方面，她是王太子妃，有着对女王的承诺，对国家的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她渴望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
她的幸福，和她的两个孩子分不开，而为了寻找幸福，她只有离婚。离婚也意味着失去自己心爱的孩子。孩子是她生活的支柱和快乐的源泉。
同时，当她不再是王太子妃时，她也将被媒体和公众抛弃。又有谁会体会到她尊贵身份和美丽外表下的无奈和苦衷呢?这又意味着另一个问题，她的王太子妃身份和媒体的追捧使她的慈善工作非常有成果。失去了对公众注意力的牵引，她又有多少力量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呢?帮助他人正是她在新生活中找到的精神支柱。一连串残酷的连锁反应困扰着戴安娜。她常常和朋友们谈起来，心情沉重。
在这没有答案的煎熬中，戴安娜继续把精力投入了慈善事业。她的王太子妃身份对她的慈善救助工作有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随后的一系列事情中最终得到解答。
她的王妃身份确实使她的工作进展顺利。人们对于这位来到他们生活中的平民王妃，惊讶、佩服而热烈欢迎。因为王妃的关照，他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牛津一家滥用酒精诊疗所任顾问的乔治·希伯特博士对近来王妃的来访评论道：“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病人们来说，像威尔士王妃这样的人能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前来看望他们，和他人亲切交谈，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因此王妃的到来对病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除了她的王妃身份，戴安娜本人的爱心和相处技巧也使她受到欢迎。希伯特博士又说：“病人往往对自己的糟糕处境垂头丧气，但王妃的友善态度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王妃会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的谈话，会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那些问题显然经过精心考虑过。”
另一方面，戴安娜自己对于王妃身份并不那么在意，她更愿意以戴安娜的身份和病人们交流。
“当她发现人们不再总是对她行屈膝礼，称她作殿下时，她好像如释重负，她就融入到人群中来，和他们一起谈天说地。”
戴安娜得到了大众的心，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但是在王室成员的眼中，她是叛徒犹大，只是王室职责的必要执行者。尴尬的戴安娜，在1992年12月和查尔斯王子正式分居后，不得不在王室的夹缝中履行自己王室的职责和进行自己的慈善事业。
她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她真正感兴趣的，另一类则是由王室里专门负责安排活动的秘书分配给她“必演”的“角色”。
白天，她参加一个王室方面组织的家具展销会开幕式。每个步骤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从拍照到出席宾客的名单制定。新闻界集中报道了她在开幕式上做的一个即席讲话。她的演讲轻松、愉快，但没有多少新意。这就是王室一直以来提供给新闻界的消息来源。王太子妃出色地进行了讲话，欢快地和组织者交谈，冲着镜头展现她迷人的笑容。这种例行公事，正是王室、新闻界和公众所希望看到的。
晚上，她和两位治疗艾滋病的专家出席了一个晚宴，对一些新闻界的高级官员作了关于艾滋病的真情流露的演讲。可惜人们对于白天的王子妃形象更有兴趣。戴安娜要转变自己的形象，实在是任重道远。
她与王室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白金汉宫需要的只是一个称职的王妃，而不是一个热心的慈善家。戴安娜的影响的扩大，对于她分居的丈夫———王储查尔斯极为不利。
1993年海湾战争期间，戴安娜在红十字会赞助下，前往波西尼亚慰问军队和难民，王室告诉她，查尔斯王子的计划应该获得优先考虑，结果，查尔斯以统帅身份飞赴硝烟弥漫的前线，探访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英国官兵。
当年10月，王室不同意戴安娜参加沃灵顿为两个无辜被杀害的孩子举行的追思仪式，报纸和民众怨声载道。
经过种种考虑后，1993年12月，戴安娜宣布退出公众生活，辞去了绝大部分她所支持的机构的职务，只保留6家机构的赞助人资格：
皇家马斯登医院(The Royal Marsden Hospital)
英国国家芭蕾舞团(The English National Ballet)
中点社(Centrepoint)
麻疯病救助与国家艾滋病信任协会(Leprosy 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Aids Trust)
儿童护理医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大欧蒙特街(Great Ormond Street)
那是个戏剧性的宣告，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种种猜测和说法出现，四处议论纷纷。对于戴安娜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后退，也是一次调整和喘息。月亮躲进了云层，再露脸时已云破天开，天更清澈，月更明亮。
1994年，戴安娜重回公众生活，热心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