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当空中旅行都变成司空见惯、索然无趣的事情时，依然会有一些形象能够比一架飞机穿越过落日或映衬满月更加迷人。从远处观望，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在充满可能性的视野中飞翔而去。无论我们多少次飞过这样的天空，总能感受到这其中的魅力，因为这种感觉并不是旅行的体验，而是向着新鲜的事物翱翔。放眼那冲上云霄的飞机，我们不会把自己想象成飞行员或者乘客，而会把自己投射成飞机本身。暂时将那些普遍存在的制约因素和令人失望的东西抛诸脑后，我们向着自己的梦想与希望落落飞翔。
所有的魅力都在呼唤并加剧着一样东西，那便是小说家迈克尔·夏邦在《卡瓦里埃与克雷的奇异冒险记》里所提到的“翱翔、改变和逃离的梦想”。魅力并不只是虚无缥缈的，还是逃离现实的——并且这种逃离提供了具体的感情依托。它不会挑起肾上腺素，让人惊讶或者发笑，让我们从当下的情境中分心。相反，魅力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替代方案，将那些无法言喻的欲望聚焦于某种图腾，这种图腾将我们同理想的状态相连，并引导我们发生改变。在升起的飞机或飞驰的敞篷车的影像中，在跑道模型或武术英雄的形象里，在海滨远景或大城市的天际线中，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梦：也许，我们可以超越眼前的限制翱翔，摆脱掉我们的忧虑，变得更加优秀，更加自由，更加完善，更让人钦佩、尊重，变成我们所渴望的模样。
2011年迪奥春季时装秀场：“最优秀、最恒久的时尚是由我们对于超越的渴望激发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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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也是最持久的时尚，是我们对超越的渴望而迸发的灵感所创造的，”鞋履博主马诺洛在评论一个优秀的时装系列时写道，“我们希望可以超越自己，脱离那些生活中的尘俗，被抬上翱翔高空的飞机，达到更好的境界，自己变得更加美丽、更加迷人、更具有诱惑力，在那里，我们永远都只穿着迪奥2011年春季时装系列。”抑或，对那些有着不同愿望的人，我们可以去一个穿着复古Air Jordan（耐克旗下以球星迈克尔·乔丹命名的球鞋系列）球鞋的地方，或许10年之后，也有退役球员推出自己名字的球鞋，却依然将Air Jordan视如珍宝，因为他们依然履行着自己最初的承诺：“我觉得它们可以让我飞起来，”收藏家阿特·埃迪写道：“就像迈克尔·乔丹那样。”
对逃离和改变的承诺定义了什么样的图腾可以成为魅力对象，这也就解释了，例如，为什么让人无法移目的文物通常是有记载的住地或用过的物品（衣服、车、珠宝）；贡献于或代表了某种特定环境及生活方式的东西（一个水晶酒瓶、一个作家用过的笔记本、一个飞行员计时码表）；或者是一个拓展了主人能力和权利的物品（如iPad、徕卡相机）。拉尔夫·劳伦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兼商人，他收集了很多老爷车，主要是法拉利，这些收藏符合以上全部三个特征。这些汽车，不但美丽绝伦且让人回味无穷。用拉尔夫的话说，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逃离，或者进入完美世界的入口”。
而魅力中所蕴含的对于逃离和超越的承诺，让它与众多其他可以直接唤起欲望的非语言修辞区分开来。魅力并非仅仅带来简单的效应或感官感受。它不会指向一辆更为安全的汽车，不会指向一瓶解渴的软饮，也不会指向某个高潮。它是用文字无法表述的。即使是魅力的刻板印象——四周美女如云的流行男歌手，其指向的也不是性本身，这样的歌曲视频不是色情影像。然而在一个看客们可以尽情想象自己被宠爱、被渴望的世界和人物设定中，拥有更多性方面的暗示会为大家所喜闻乐见。正如玛琳·黛德丽或詹姆斯·邦德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影片中也是以性感来吸引观众的：那是一种没有特定感官愉悦的状态。同理，香槟的魅力也不在于其味道，而是它所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艺术品收藏的魔力也不是源于某幅作品的审美愉悦，而是来自收藏者对于生活的激情、状态和团体的归属感——从事一种特殊的事业，从属于某个特殊的世界。欲望的魅力所带来并加剧的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物质。它们是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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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欲望——对于爱情、财富、权力、美、性、尊重、友情、名誉、自由、尊严、冒险、探索、自我表达或者获得启发的欲望，都会因人而异，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但魅力则表明，这些都可以通过个人的转变或从当下的境遇中逃离而获得。魅力引导我们将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生活。它不会以一种吸引人的方式来描绘你所熟悉的快乐感，它意味着改变和全新的体验，让我们在精神上感知全新的环境设定和身份。魅力对于逃离和改变的承诺会创造一种愉悦而短暂的体验，在任何困苦的情境中为你带来安慰的源泉，或者提供在现实世界中前进的方向。
在1913年上映的影片《厄运狂澜》（Possessed）中，通过逃离和改变的镜头，塑造了魅力作用于早期欲望的方式。影片讲述了玛丽安 (琼·克劳馥饰）在结束了一天纸箱厂的烦闷工作后，与自己无聊的小镇男友跳上了一辆火车，慢慢驶出站台。她透过明亮的车窗看到沿途的风光，每一幕都充满着丰富有趣的生活：一个酒保在调着闪闪发光的鸡尾酒，与此同时，一位厨师正在为一顿优雅的晚餐收尾；一名服务员在白色的亚麻桌布上摆放银质餐具；一个女仆正在熨着丝绸内衣；年轻的女子准备穿上美丽的丝袜；一对身着燕尾服和缎袍的夫妻正在窗前翩翩起舞，然后轻轻地亲吻起来。这是一个有自我指涉的场景，映射了观影体验。而玛丽安的渴望在这期间也是显露无遗。
当火车减速至停止时，一位坐在车尾的男士为她点了一杯鸡尾酒，她从自己的遐想中惊醒。“你在看窗外吗？”这位男士问道，“这不对，你要做的是享受外面的生活，而不是做一名看客。”影片后面的部分就讲述了她如何去追求这样的生活。她离开自己生活的小镇，奔向了纽约，成了一个富豪（克拉克·盖博饰）的情妇。捏造的假名字、假背景，玛丽安的新身份完全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象。虽然如此，这却真正显示了她内心最真实的愿望。通过成为一个新的人物在一个新的地方展开新生活，玛丽安不仅拥有了奢华刺激的生活、丰富的社交圈，还获得了真爱，在影片的最后，她也与爱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同于逃避现实的娱乐只会简单地提供情绪上的分散，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魅力是一种拥有确定意义的逃离方式。以《女王克里斯蒂娜》里面的安东尼奥为例，段义孚认为，这种逃避主义正是文化的精髓，他将其定义为“一种从我的生物状态彻底逃离的意义”。正是这种人类独特的逃避主义才让我们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构建出如今的世界和如今的我们。
人是一种天生不向命运低头的动物。人类不仅会像所有的动物一样适应环境；也会按照预想的计划进行改变。也就是说，在进行改变之前，人们会做一些不同于动物的事情，我们称之为“洞察”现实中所缺的是什么。这种洞察的基础便是人类的文化所在。
看到所缺的事物，魅力自然敦促我们去做下面的事情——去想象在一个地下房间的墙壁上挂上壁毯，想象充满了糖纸的镀金世界，或者生活在幸福的热带海滩。逃避主义往往遭人诟病，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谈到的，对于逃离和改变的承诺并不是魅力的根本幻象所在。这样的梦境其实可能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细节，比如磨脚的新鞋，比如新城市所带来的孤独感。发生改变可能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逃离和改变这样单纯的想法本身是没有错的。正如段义孚所认为的，这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想象一种在不同的环境下的不同生活方式是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科幻小说作家格雷戈里·本福德反驳一位评论家时称：“科幻作品对于科技的意义犹如爱情小说对婚姻的意义一样：这是一种宣传的形式。”诚然，本福德认为，“没有人可以在没有想象的前提下完成任何事情。”
爵士乐钢琴家、歌手榛斯·科特与其丈夫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照片拍摄于1949年4月，纽约俱乐部波谱城开幕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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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带着对于逃离和改变的承诺，可以激发维持生命的希望，有时甚至会引发现实世界的改变，为人们带来安慰和方向。女权主义历史学家萨莉·亚历山大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那部分现实逃离主义的电影和魅力广告在英国解放工人阶级妇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心理上，最终延伸到物质上。她们渴望着“流线型的厨房，有效的清洁设备，便宜又漂亮的服装和化妆品”，亚历山大写道，广告和电影“让女性们可以想象结束苦闷的家务，从而产生了长期的渴望”。这些想象中暗藏着对于当下生活的不满，而这些特定的物品则代表了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很少会有女性用洗衣机来替代铜盆，或者用浴室来取代室外洗手间，”她写道，“然而这种梦想却存在着，那时的房子也配备了这些设备，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的大部分家庭才搬进了这样的房子里。”
同样，Ebony（美国娱乐杂志）的创始人约翰·H.约翰逊也是在了解到了战后美国黑人所渴望的事情及原因之后才积累起了自己的财富。在2005年约翰逊去世之后，人们在宣布他的重要贡献时总结道：“黑人读者们有一个梦想，或许就同玛丽安·安德森所渴望的餐桌同理，他们希望读到全球黑人们所取得的成就。”Ebony确认读者们想要看到带有这种快乐和成就的内容。这看似轻浮，来自美丽、财富和名人的魅力给予了读者所渴望的一切：娱乐。同时还充满了认同感，以及对价值和人性的公开肯定。
1957年出版的作品《黑色资产》（Black Bourgeoisie）成为影响力极强的经典读物，在这本书中，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痛斥了那些以约翰逊传播集团为首的黑人新闻，他认为他们在传递的就是逃避现实的观点。“它夸张地放大了黑人所带来的经济福祉和文化成就，”他写道，“这些作品强调了黑人‘社会’可能会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让黑人资产阶级可以从美国社会的劣势地位中逃离，这是掩耳盗铃。”作为一个现实经验主义的问题，弗雷泽的观点绝对是正确的。经由Ebony所描绘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象，是从碎片化的证据和事实中拼凑而成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即使是最富有和最具有文化影响力的美国黑人也没有逃过种族等级制度。
但是对于Ebony的读者来说，这本杂志所带来的由希望营造的魅力却成为一种心理寄托和政治信息。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名人专题都在宣告着白人至上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黑人对于这个世界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正在努力激励大众。”约翰逊表示。Ebony所营造的“乌托邦”希望可以让读者看到目前尚未实现的世界，但是也让读者们看到，这样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接近现实。
2005年11月，该杂志60周年纪念特刊的封面上有3位夺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好莱坞影星：丹泽尔·华盛顿、哈莉·贝瑞和杰米·福克斯，这3位影星都饰演过可以被封为经典的角色。电影学家玛格丽特·法兰德·索普在其1939年的研究中解释道：“电影明星基本都是白人，黑人几乎永远不可能在这个行业中出头。”而到了2005年，这种论断已经被打破了。“看到黑人饰演影片主角，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在1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情况。”非裔美国电影学家埃德·格雷罗在2005年年初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那时艾斯·库伯和塞缪尔·杰克逊刚刚赢得了当周的票房保障前两名。黑人演员可能很难会赢得主演机会，但是白人观众却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的表演表示了认可。3年后，美国选出了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也是数十年来最具有魅力的一位。
魅力在发挥作用时会激起你的不满情绪，有时魅力甚至会让当下的困难被轻而易举地放大，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更好的存在。这种悖论意味着一位作家可能会观察到魅力包含着“一种道德因素”，这种因素又与“乐观、欢呼和庆祝相关，魅力成为一种代表着对生活充满信念的话语体系”，而另外一位作家则可能认为，魅力的吸引力源于绝望：“如果你正在尝试通过幻想来逃离现状，那么你可能会非常失望。我所指的这种‘绝望’的感受，就像是被禁锢起来，让你无从选择。”
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通过展现对于逃离和转变的承诺，魅力会催生希望和绝望。这种模糊性出现在1991年上映的纪录片《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之中，这部纪录片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纽约曼哈顿“化装舞会”文化以及浸淫其中的非裔和拉丁裔男同性恋者、异装和变性者的生活及心路历程。“一场舞会对我来说，就如同接近那个即将获得的现实一样，那是名利、财富、星光和打在身上的聚光灯。”一位舞会参与者对着镜头解释道。“就像是穿越窥镜，进入了仙境。”一位粉丝表示。在展现那些典型的化装舞会女王，讽刺了装饰着黄金的长袍和奢华的服饰之外，同时也表现了种族之间残酷的竞争，以及穷人和被排斥的外族人的疼痛。那些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男子，背着的廉价公文包出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舞会主持人宣布“80年代的最佳着装”时上演自编自导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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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会上，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总裁，但是你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位总裁，”舞会的常客多利安·科瑞说道，“因此，你在向这个世界证明，我可以成为一名总裁。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可以做到，因为我看起来就很像。而这就仿佛是一种愿望得以实现。你的同伴、你的朋友会告诉你，‘嗯，你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总裁’。”这种舞会的魅力不仅包括了名利、声誉和美，同样也包含了一种认同和认可。“去参加这样的舞会，你会觉得成为一个同性恋会是100%正确的选择，”一位匿名的舞会粉丝表示，“在舞会中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在现实中，它不是这样的。”
麦当娜1990年最红的歌曲Vogue的灵感就是来源于俱乐部的舞蹈，她将这种在当时还不入流的舞曲带入大众视野，并在哈莱姆的舞会精彩上演并得以传播。这首歌的歌词涉及逃离外界的困扰从而让自己在舞池中化身成“超级明星”。这首歌还大玩复古，向旧好莱坞致敬，歌词中提到了很多偶像明星，例如玛琳·黛德丽、弗雷德·阿斯泰尔以及葛丽泰·嘉宝，这首歌的音乐短片更是加入了大量好莱坞和时尚的魅力元素。它采用了高对比的黑白影片风格，其布景和服装都直接效仿了乔治·赫里尔、霍斯特·P.霍斯特等摄影师的经典作品。Vogue仿佛是一场魅力的欢乐庆典。然而，在音乐短片之外，舞厅、舞会以及电影荧幕，这些都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地存在着。《巴黎在燃烧》的大部分演员都在这首歌发布之后的几年内相继去世，有人死于艾滋病或暴力，有人死于慢性疾病如糖尿病等。只因为你想要逃离现实或者发生改变，并不能意味着你就可以实现。
介于希望和绝望之间，逃离现实的幻想和内心真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尼拉·拉森1928年创作的中篇悲剧小说《流沙》（Quicksands）中带着同情之意被深刻地刻画了出来。书中的主角海尔格·克瑞恩一次一次地迁移，总是希望在下一个定居的地方可以找到自己的生活，来获得认同并满足自己的愿望。正如海尔格每一次设想自己的迁移，拉森也在重复构建新环境的魅力。设想从纽约迁往哥本哈根，海尔格开始计划并梦想这种生活在别处所带来的幸福感。下一个地方，就是她将会最终得到满足的栖息地。她的这种预期在脑海中舞蹈着、旋转着，涌动着变化所带来的甜美无声的音乐。一番出神之后，她就会让自己陷入这种自己营造的幸福感之中，她幻想着，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她会得到尊重，会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在那里，她将备受欢迎，她也将得到理解。
作为一名丹麦裔母亲和黑人父亲的女儿，海尔格难以适应这个独立的社会。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她的智慧和气质。她渴望获得闲适的生活，拥有美貌，希望得到理解，但是她本人却非常内向、书呆子气十足，又非常执拗，这就让她无法获得自己满意的生活。在本书的最后，海尔格被困在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村庄，并怀上了她的第五个孩子，她已经无法再对未来抱有幻想了，留给她的只有失落和对过往的追溯。怀旧的惆怅取代了希望的魅力。
不同于许多社会评判家，拉森既没有讽刺魅力也没有批判逃避主义。作者的态度显得更为复杂。她认为，魅力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是必需的，即使它是虚妄的，是带有误导性的。海尔格一生中短暂的幸福时光源自她奔向魅力的时刻。文学评论家朱迪斯·布朗指出：
这部小说表明了海尔格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这也折射了她的理想形象中暗含着作者的态度，既不谴责也不纵容她做出这些选择……拉森认为，魅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或许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强大到足以让你愿意用你的生活去交换，赌一个不同的、更好的，哪怕短暂的幸福感。
只有在那些魅力难以捉摸的、虚幻的时刻里，海尔格才能得到满足。
这是玛丽·泰勒·摩尔秀开幕的一幕。虽然她并没有刻意地希望自己成为魅力的典型，但对于年轻的奥普拉·温弗瑞来说，这一情景剧提供了一种关于友情和生活意义的诱人愿景。“我想成为玛丽。”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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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的虚幻性比其对现实的揭露所产生的危险要小。它提醒我们在现实中我们缺失的事物，以及我们渴望成为的人物。它会带来不满足感。如果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太大，那么这种感知可能是痛苦的。“人们的幻想是他们麻烦的根源，”安迪·沃霍尔认为，“如果你没有这些幻想，那么你就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会安于现状。”沃霍尔曾经一度痴迷于魅力难以自拔，他并没有拒绝幻想。与此相反，这些幻想成了他的动力。然而他也感受到了未实现的愿望所带来的痛楚。他拥有名利、财富和艺术上的成就，但是他却一直被一件自己没有获得的事情所困扰，那就是美貌。“每当安迪叫一个明显不好看的人美女时，我总是觉得很触动。他并不是眼拙或者善良，”在沃霍尔的杂志Interview工作很久的编辑鲍勃说道，“那只是因为他延伸了对美的定义，他认为那就是美的，因为就他自身而言，皮肤不好，牙齿不好，头发也不多，所以在他看来，如果将美的底线再拉低一点，也许自己也可以沾边。”而事实上，沃霍尔却从来不曾进入美的行列。
在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阿特拉斯耸耸肩》之后，安·兰德患上了抑郁症，传记作家安妮·海勒这样回忆这位作家早期的作品：
她的戏剧《理想》（Ideal）中，加柏斯克式的荧幕偶像凯·贡达（Kay Gonda）只会在她的粉丝愿意为其献出生命来保护她时才会相信他们的贡献。这位女主角哭诉道：“如果你们只是因为看到了荧幕上的我，听到我的台词，从而喜欢上那个荧幕上的我，那么我又该从什么地方看到我塑造的这些人物呢？我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生活在我的世界里的我，我所创造的那些光环都是错觉！我希望我自己的光环是真实的！”兰德在1934年写下了这些。凯·贡达的这些话是为她的创造者而说的，而到了1959年这些话才是为她自己说的。
兰德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成为她笔下那个自己梦想的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女郎，她理想化的自我只是幻化为笔下的人物。像海尔格·克瑞恩一样，天生无法与现实世界的限制相妥协。正如这种对于理想的渴望所带给她的困扰一样，也驱动她成就了自我，认识了自我。
如果将这种经验视为一种指导而不是文学故事，那么，魅力其实不必去考虑失望的因素。通过为逃离现实和自我改变指引方向，即使是那些最不可能的资源都可以成为将早期欲望转换为个人价值的渠道。奥普拉·温弗瑞生长在种族隔离制度依旧严重，贫穷而备受欺凌的南方，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遥远而完美的世界：在《埃德·苏利文秀》节目里身着美丽长裙的戴安娜·罗斯，出现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的西德尼·波蒂埃，还有那个有点奇怪却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电视新闻节目《玛丽·泰勒·摩尔秀》。这一系列的喜剧都是以某种尴尬的处境为背景，这些电视节目其实并没有打算做成魅力十足的标杆。然而对于目标受众来说，他们会自动抹除节目的问题。对于温弗瑞来说，这种情景喜剧恰好提供了一幅幅令其着迷的画像，包括了友情、种族平等、得体的工作、人身安全以及经济独立。她可以成为聪明、漂亮、时尚的主人公，也会得到同事的尊重。这些电视上的主人公，有自己的怪癖，却也活得轻松有趣，生活中充满了欢乐，没有太多的困苦。这种设置——理想和人物的理想生活——远比任何特定情节的细节更为重要。
阿道夫·冯·门泽尔的这幅《圆桌》，展示的是腓特烈大帝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交谈的生动场面，画面中有伏尔泰（左），在年轻的卡尔·拉格菲尔德看来，这是“最出色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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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成为玛丽·泰勒·摩尔，”奥普拉回忆道，将自己的人物形象与这个女演员画上等号，“我想成为玛丽。我想生活在玛丽生活的世界里。我希望我的生命中也有格兰特先生的存在。我希望我的老板也能像她的一样。”完全追随玛丽的脚步，温弗瑞也在电视新闻业中谋得一份工作，并最终成为一个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在温弗瑞成为一名电视明星的成功案例中，有一点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她重新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玛丽·泰勒·摩尔秀》，并成为节目的女主角。不同于玛丽·理查兹驱车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市寻求新生活，温弗瑞则奔往芝加哥，并最终赢得了自己的新生。在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的一幕是她兴高采烈地将自己的帽子抛向了空中。“每当我情绪低落时，”在1997年的节目中，温弗瑞对观众说，“我就会把这个镜头调出来播放。我真的爱死了这个感觉！”她曾经计划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一本吸引人的小说中，后来，在对故事进行了些许调整之后，这本书得以出版。
一个魅力故事其实不需要进行文学加工就可以证明魅力的宝贵。让我们来看看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斐的故事。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看到了一张让他陶醉的画，正是这幅画激发了他的愿望。这个魅力对象不是一名运动员，不是一位电影明星，也不是时尚模特，而是一幅描绘18世纪午宴的油画——阿道夫·冯·门泽尔的《圆桌》（Die Tafelrunde）。这幅画描绘了腓特烈大帝和包括伏尔泰在内的9个朋友，相聚在一间华丽的圆形房间里，围着一张优雅的餐桌交谈。房间的一边，是一扇通往阳光明媚的花园的法式大门。水晶吊灯、大理石雕像、丝绒大衣和旁边站立的仆人，这个场面无疑奢华至极。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这些男子神采奕奕的面孔，他们正在侃侃而谈，个个意气风发——当然了，他们谈论的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年轻的卡尔渴望自己可以加入这个盛宴之中。2000年，拉格斐自曝道：“7岁那年，我下定决心，认为这个清丽脱俗的场景所代表的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我付出努力去实现的。”而长大以后，拉格斐成为一名设计师后忘我地工作着，去追求门泽尔画面中的生活。在拉格斐的传记中，艾莉西亚·德雷克称这种梦想为“一个谈笑有鸿儒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光亮和奢华、充满了礼仪和礼物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好奇和无限可能性的世界”。
其实这是一个悖论。为拉格斐带来灵感的魅力是一种幻觉。这幅画很自然地忽略了18世纪存在的问题（即使是对于贵族而言），从对天花的恐惧到室内管道的匮乏。而更重要的是，在18世纪，贵族的礼仪和习俗早已不复存在，这一切拉格斐都了然于心。1979年时，拉格斐表示：“这一切都只在小资产阶级中还能找到。”不论好与坏，这群人的生活无法重现，这种场景也不能依靠古董和当代一群穿着时髦的男子重塑。如今的我们，已然是不同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拉格斐的努力注定是要付诸东流的。他关于这幅画的故事出现在18世纪家居拍卖会的名册上，他不再需要这架起儿时梦想的桥梁了。他写道：“突然之间，你发现你面对的是过去，不是你的现在也不会成为你的未来。”解释他为什么会决定卖掉自己的珍藏品。拉格斐从来没有获得他想要的，而且他也将永远不会得到。然而，正是对这个梦想的追求成为他事业成功和创作的强大灵感之源。
即使徒劳无功，追求理想也会带来诸多裨益。在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描绘了“那个上天在发怒时曾渴望加以惩罚的穷人的孩子”。他着迷于幻想幸福那不确定的形象，而在彼时，他的幸福就是财富和享受的魅力。
他发现父亲的小屋给他提供的便利太少了，因而幻想他能更舒适地住在一座宫殿里。他对自己不得不徒步行走或忍受骑在马背上的劳累而感到不快。他看到富人们几乎都坐在马车里，因而幻想自己也能坐在里面舒适地旅行。他觉得自己生性懒散，因而越少劳作越好；他认为，有一大批扈从可以使他免去许多麻烦。他还觉得，如果自己获得了这一切，就可以心满意足地坐下来，陶醉在幸福和宁静之中。他沉浸在这幸福的遐想之海。在他的幻想之中浮现出某些更高阶层的人的生活情景，为了挤进这些阶层，他投身于对财富和显贵地位的追逐之中。
那遥远而迷人的想法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送上了一条比阿兰·波顿的巴巴多斯之旅更为艰难的旅途。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努力达到他想象中的车站，只为了实现物质上的成功，却忽略了梦想的幸福。“他穷尽一生，”斯密写道，“去追求那种他可能永远都不能享受的、讲究的宁静生活计划，为此他牺牲了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的真正安逸。”他被魅力所迷惑，被幻觉所欺骗。然而，他的成就不仅是真实的，还是有益于社会的：“正是这种谎言唤起并推动了人类文明事业的前进”。
我们应该注意到欺骗的本质。它不是遥不可及的财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一个穷人可以通过努力突破出身束缚的时代，而他假想的年轻人在最终也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不是一个关于失败或者梦碎的故事。相反，这个年轻人对美好生活描画的图景——那个迷人的愿景也成为激发他的因素——让我们忽略了其他的重要细节。省去多年的艰苦努力，只看到经历拼搏之后才会有的结果，忘却那些新环境所带来的烦恼。
这种忽略的方式就带来了所有魅力形式的第二个重要元素。无论是鼓舞人心的生活改变行为或者瞬间的遐想，魅力总能掩盖生活中的苦难和不重要的细节。就像度假海报上，只会为你带来时差感，电影明星的画像也会处理掉瑕疵。魅力承诺的不仅是旅程、改变和逃离，同样还有一种不现实的美好。
图片来源：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加州州立图书馆，加州历史室
玫瑰盛开在深冬；棕榈树和阳光；美丽的海滩上处处是美人；试飞员和飞车党；聪明的发明家变成亿万富翁；电影明星化身为政治家；黄金山；一个梦幻的国度；跨越大陆或海洋，到达最遥远的边界。这些场景出现在歌曲中、故事里，当然也少不了在荧幕上，加利福尼亚州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形象，满足你的愿望或者打破你的梦境，带着逃离和改变的承诺。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交通业和房地产宣传的助力下，加利福尼亚州被刻画成了一个遥远又触手可及的乐园，那里有温和的气候、富饶的土地以及无尽的机会——一个从农民和各种家庭，到有明星梦的人的理想之地。很多这种象征符号一再出现在我们视野中：海滩和棕榈树，当然，还有那些开放的山坡和白色的建筑，金色的罂粟花和挂着沉甸甸的果实的橘子树。对于游客和移民来说，加利福尼亚州带着异域风情却友爱可亲，就如同一个为女子和孩子打造的遍地黄金又安全的国度。
正如K·D·库鲁兹和盖里·F·库鲁兹在《加利福尼亚州呼唤你：1870——1940年发展金州的艺术》中写道：“金州，金色的梦想之地。”这些梦想始于文学上的淘金热，然而“最初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些黄金矿块，最终还是让位于金晶、金色的橙子、金色的罂粟、‘黑金’和金门”。所有的这些成为放大想象和机会之梦的符号。
在1919年的秋天，加利福尼亚州的魅力对一位年轻的建筑师施展了魔力，他梦想着从欧洲士气低落的战后文化“心理崩溃”中逃离。“我希望我可以逃离欧洲，”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并且可以去一个田园诗般的热带岛屿，在那里，人们不用惧怕冬天的寒冷，也不用做苦力，你会有很多时间来思考，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你是自由的。”一张旅游海报深深地吸引了他：“加利福尼亚州呼唤你。”
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就是理查德·努特拉，1925年，他带着全家在洛杉矶定居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努特拉所设计的房子更是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美好生活的全新视觉符号：室内室外都时尚的现代家居，既闲适又充满了自信，既浑然天成又独具匠心，精神与身体的愉悦并存。虽然那些看破红尘的移民者更看重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神话和加州的棕榈树及冲浪板，而努特拉并没有感觉到失望。“我发现我所希望的事情都在此得以实现，”他写道，“一个人在这里要比在其他地方更能获得精神上的放松，谁都不会介意别人的偏见……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享受到生活的快乐。”
由于大量的人口流入、财政危机带来的困扰，让加利福尼亚州显得不再那么具有异域风情，在最近几年间，加州正在渐渐失去它的魅力。然而它的光环却依然存在。“你可以去周游世界，但是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媲美黄金海岸。”凯蒂·佩里在《加州女孩》里唱道，这首歌在2010年夏天非常流行。
许多新兴的、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专业人士在现在看来，似乎更向往一路向西冲进硅谷，带着在媒体的描绘下轻松暴富的梦想。“他们问我，硅谷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光鲜，”塞米哈·阿齐姆在回复一个困惑的产品经理时写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哦？在高科技行业任职……那么有魅力吗？你们大家不要再看那么多《社交网络》了。”然而在长时间的工作和面对失败中，她不得不承认“从事科技行业是件很有‘魅力’的事情，因为在这个行业中你会获得大量的机会，也可以从事你真正喜欢的领域的工作”。努特拉也会理解这一点。在淘金热之外，加利福尼亚之梦从来不曾成为一个关于金钱的问题。在加州，魅力的承诺是，在此，你可以重塑你的生活，可以找到更优秀、更快乐、更真实的自己。
借势这样的魅力，苹果公司在产品最醒目的标签上印着“设计于加州”。一位技术博客达人指出，这个口号会让你“想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影子，而不是它真实的状态，在无尽的林荫大道上，遍布着甜甜圈商店和消音器店。你想到的是记忆中的加州：海滩男孩乐队（The Beach Boys）、电影《爱之夏》（The Summer of Love），还有嬉皮士，那里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乌托邦，是一个逃离的理想之所，在那里，你可以远离寒冷的冬天，远离你在克利夫兰的守旧的父母”。
朱利叶斯·舒尔曼镜头下位于棕榈泉的考夫曼之家，这幢房子由理查德·努特拉设计，成为加州高品质生活的典型符号。
版权所有：© J. Paul Getty Trust.使用授权：Julius Shulman Photography Archive, Research Library at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4.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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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拉利终于在2008年推出了备受期待的全新GT敞篷车时，他们将这款车命名为“加利福尼亚”。虽然这款车型是针对俄罗斯、中国和中东的客户推出的，但它却同中世纪法拉利的一款经典车型同名。这家公司显然认为加州的魅力依旧。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其所高举的招牌就是以加利福尼亚州来关联其产品，将产品定义为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一位商业评论家指出，特斯拉“卖的不是汽车，那是在西海岸的热门业务。很多媒体拍摄的特斯拉的第一款车Roadster，看起来就像是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奔驰一样”。
K-Swiss（总部在加州的美国鞋业公司）在宣传其鞋履时，同样采用了“在加州设计”的宣传点。广告中呈现的是加州最新的形象，在这里，你可以拥有无惧冬天的自由精神。广告的背景音乐是一个年轻人合唱团演唱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这家公司的电视广告融合了户外玩家的新奇镜头，展现其在户外的乐趣：激情满满地打网球，后空翻打沙狐球，还有微型三轮车竞赛。广告以冲浪男孩在夕阳下向着大海前进为结尾，他的小狗系着皮带跑在前面，拉着冲浪板前进，此时荧幕上写着“美好的一天”。一位粉丝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评论，这则广告“让我充满了去加利福尼亚州的冲动”！
所以，你看，加利福尼亚州依然在向你招手。
《公主日记》（2001年）的海报上，安妮·海瑟薇所饰演的女主角形象蜕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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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那些传统而古老的变形记思想得到了现代化的改变。女性的转型故事已经不是通过巫术或者神力来完成，相反，她们所依赖的是知识、技术和更为成熟的手段来实现。在电影里、杂志上，后来延伸到电视中，灰姑娘的魔力带来了造型的无穷魅力。
美容让人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拥有美丽的权利。你只需要一种正确的态度和一点小技巧。“‘一夜惊人’的转变是可以实现的……而实现的方法非常简单而可靠。”在美容杂志引入了“之前——之后”主题专栏数月之后，1937年1月刊的Mademoiselle上写道。在反复出现的主题专栏中，杂志的美容顾问向读者保证他们解决美容问题的方法是“科学的”，根据他们的处方，读者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完成。
至少这是一种理论。自我改造的魅力却从来不是根据某种建议自己费力地动手操作。它的魅力在于专家们看到了你的独特潜力，了解正确的技巧，并奉献出他们的渊博知识来发现你的美，或者改造你，创造一个全新的你。南加州的著名发型师兼造型师戴安·加德纳认为，“客户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才最好看，但是他们愿意相信我，相信我会让他们呈现自己最美的一面。”那些造型专家让这种变化变得毫不费力，同样，接受改造的对象的感受也会不同。“让一个大人物为你服务真的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来自阿肯色州郊区的护士卡伦在2003年的《改头换面》节目中说道。
作为造型改造的先驱，Mademoiselle杂志在1936年召集了一组这方面的专家，包括好莱坞的化妆师、服装设计师、假发制造商、牙医以及语音发音教练，来为一位护士，同样也是一位有着雄心壮志的女演员进行改造，她形容自己“丑得像一只刺猬”。21岁的芭芭拉·菲利普刚刚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就像一个笨拙的农家少女，而被改造之后，变成了一个优雅的明星。她的眼镜不见了，她的平胸被定制的晚礼服掩饰了起来，她的牙齿被修整了，她那狭长而扁平的脸型也被妆容修饰。
“镜子里的我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她写道，“她的脸颊丰满圆润，她的嘴唇宽厚而饱满，甚至连她的牙齿都闪闪发亮……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像芭芭拉·菲利普了，我看起来跟她一点都不像。”
当然，这真的是她。这个专家团队知道如何发掘她之前潜在的美，让她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职业规划。观众们在电影里或者真人秀里看到改造前和改造后的照片，或者改造后的人物之后，普遍会对改造产生两方面的渴望：要美丽，这是当然的，更要贴近你心中那个理想的自我。外形上的改变意味着可以实现，推动你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在改造形象方面最著名的影片就是1990年上映的《风月俏佳人》里茱莉亚·罗伯茨饰演的薇薇安远离了街头妓女的生活，赢得了帅气富豪爱德华（查理·基尔饰）。他所看到的薇薇安是一个典型的优雅、风趣、诚实又漂亮的女人，而不是一个低俗、不可信赖的妓女，他给了她适合她内在自我的外在。“这部电影中真正吸引女性观众的原因就在此——这种转型，或者是自我改造，”电影学者伊丽莎白·A.福特和德波拉·C.米切尔写道，“女人可以改变自己形象的想法，比如懂得礼仪，在一夜之间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嫁给一个有钱有权又帅气的男人，都是一种强大的诱惑力”。薇薇安的好心肠——被妓女的真实身份所掩盖，同样也让爱德华发生了改变，让他变得更加富有同情心。
在电影中，物理改造通常会给主人公带来信心或机会，让她发现自己真实的、在过往隐藏的自我。贝蒂·戴维斯在《扬帆》中所饰演的夏洛特勇于反抗自己霸道的母亲。《上班女郎》中的拟任高管苔丝（梅拉尼·格里菲斯饰），告诉她的发型师朋友，将自己的蓝领发型改成干练的波波头。“你希望自己被严肃对待，那么你就需要一个严肃的发型。”她说。
但不是每一个虚构的转型都是让人如意的。“她正在把我变成另一个人。”《公主日记》中的主角米娅在她的祖母逼迫她从以前的波西米亚风转变成皇家优雅风格时，愤怒地抱怨道。这里就出现了变美的魅力背后需要权衡的东西。转型需要改变你的外表——你的公共形象——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甚至是善意的方式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种独裁，而这种变化可能需要放弃你个人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萧伯纳的戏剧作品《卖花女》以及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的《窈窕淑女》中，亨利·希金斯（雷克斯·哈里森饰），是一个简单粗暴的霸道的人，他称呼伊莉莎（奥黛丽·赫本饰）为“坏脾气的鸽子”“无情的流浪儿”“放肆虫”等，并且威胁她如果她学不好自己的语言课程就不再养育她。他对待她就犹如对待一个工具或者玩具——一个“活娃娃”，他的母亲这么形容——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阴阳魔界》系列中，《12号看起来就像你一样》这一集讲述了一个恐怖主题的极端的改造故事。它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要接受“转型”，以一种标准化的模型来取代你自己原本的独特外形。“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反抗主角的母亲（名模苏茜·帕克）对她说，“他们要做的就只是想让你变漂亮。”
那些现实生活中实现改头换面的人会意识到潜在的冲突，事实上，在有些时候去挖掘这种戏剧化的利益并不能获得最终的发言权，拥有发言权的永远是客户。艾米丽·布勒姆克是真人秀节目《一定不能穿错》中的一位圣公会牧师，她表示，她“70%”的造型都由化装团队说了算。她放弃了她那头蓬松的黑色头发，像洗发水广告里的模特一样摇曳着的秀发。她重新回到了之前的金发造型，变成了迷人的齐肩直发造型，这种风格更适合她的职业角色，也更符合她的内在自我。从长远来看，“一夜转型”只对于那些转型后可以成为理想自我的人才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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