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的心理学解释起源于这样一种敏锐的认识，即科学是人类的创造物，而不是自动发生的、与人无关的或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维持的。它的规律、组织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性的性质。心理学家，特别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很自然和本能地亲自接触病人，他们是以个人的方式通过研究人，而不是通过研究人所制造的抽象物来进行的，科学家与科学的关系也是这样。
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坚持主张科学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并将科学视作一场与人类利益无关的，有其固有的、类似于棋类游戏般不变的规则。然而，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些企图看成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甚至是违反经验实证的精神的。
科学首先是一种人类的创造，必须得到心理学上的检验。在这一章中，我希望能给出上述认识的一些更重要的含义和结果。
1.科学家的动机
像人类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科学家也是被多种需要所促动的。这些需要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对食物、安全、保护、关心、群居、感情、爱、尊重、地位、身份、自尊、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特有的和人类所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这些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引起病态。
研究较少，但通过共同的观察仍然可知的是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好奇），以及对于理解的需要（哲学的、神学的、建立价值系统解释的需要）。
·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审美的需要，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也许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似乎所有其他需要、欲望或驱力不是上面所列举的基本目的的手段，就是神经症的或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很明显，认识的需要是科学哲学家最关心的。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的同样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
当然，在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确实也包括其他动机。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常常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帮助人类的手段，而这一点现在却经常被忽略，例如，培根就期望科学能大大改善人类的贫穷以及疾病的蔓延。现已证明：甚至在希腊科学中，虽然柏拉图式的纯粹非体力的沉思是一种牢固的传统，注重实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也相当有力。一般来说，对于人们的趋同和归属的感情，以及更强烈的对人类的爱的感情，往往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原始动机。一些人投身于科学，就像他们同样也会投身于社会工作或者医学一样，都是为了帮助人们。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他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任何神经症需要的满足。
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常见的是所有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不同的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最有把握的设想是：任何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都不仅是由爱，也是由单纯的好奇所促动的；不仅是由威望，也是为了挣钱的需要促动的，等等。
2.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性质
总之，现在很清楚，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是已经过时了。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总之，在健康者身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理智和冲动是协作的，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的长期差异和对抗，通常本身就是社会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
“纯”科学的价值比“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并不更多，也不更少。人性同时支配着两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没有错，而只是过分排他。亚里土多德没有看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在认识需要的满足和情感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冲突。这种偶然的情况，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及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例如对于安全。我在此所指的不仅是明显的原子弹的例子，而且还包括一个更普遍的事实，即科学本身暗含着一个价值系统。总之，纯理论科学家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或牛顿，而是搞集中营试验的纳粹“科学家”和好莱坞的“疯”科学家。一种更完美的、更人道和更具超越性的关于科学和真理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
正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职业中、在婚姻中那样，人们在科学工作中也寻求多种不同的满足。科学对于所有人都能投其所好，无论对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勇敢的、还是胆怯的，富有责任感的、还是寻找欢乐的都是这样。一些人直接在科学中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另一些人则明确地喜欢科学的非个人、非人类方面的性质。一些人主要是寻求条理的清晰和规则的井然，另一些人则强调内容，想知道更多“重要的”事情，尽管它们可能不够精细、准确。一些人想开辟和开创新路，另一些人宁肯做整理者的工作：整顿、清理、管辖已经赢得的阵地。一些人在科学中寻求保险，另一些人则寻求冒险和兴奋。我们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妻子，同样也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科学、科学家、方法、问题或研究活动。正如我们可以赞成一般的婚姻，同时仍保留个人趣味的选择一样，我们在科学中也可以是多元的。对于科学，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以下功能：
（1）它的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鼓励预感、提出假设的作用。
（2）它的试验、检测、证明、反驳的作用；它的重复和检验实验的作用，它的积累事实的作用；使事实更为可靠的作用。
（3）它的条理化、理论化以及构建的作用，它进行范围越来越大的概括的作用。
（4）它的收集历史、博学的作用。
（5）它的工艺方面的作用；作为工具、方法、技术的作用。
（6）它的管理、经营和组织方面的作用。
（7）它的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8）它的为人类服务的作用。
（9）它提供给人以欣赏、享受和欢庆的愉快，以及它带给人以荣誉的作用。
这些繁多的作用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集所有这些技巧于一身，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种类的人，以及不同的兴趣、能力和技巧。
兴趣反映并表现了性格和人格。科学家对于学科的选择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的选择上也是这样，例如研究鸟类学而不是主攻遗传学。在某个具体领域中对某一具体研究课题的选择仍然体现了这一点，不过程度较低罢了，例如研究倒摄抑制而不是顿悟；另外，这一点还可用于解释对于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性以及可行性与当前人类利益的密切程度等的选择。在科学中我们大家互相补充和需要。假如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科学的进展将无从说起。很幸运，在科学的追求上，我们各有不同的趣味。这就像我们并非都爱同样的气候、相同的乐器一样。因为一些人喜欢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欢单簧管或鼓，乐队才可能演奏得成。科学也是这样，由于不同的趣味，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才成为可能。既然每个人都能提出不同的问题，熟悉不同的领域，正如在艺术、哲学、政治中一样，科学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不是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有特殊用处，因为他的疾病使他在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敏感。
由于一个人“关于人类的知识”常常仅仅意指“关于他自身的知识”这一事实，在科学中，一元论的压力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我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趣味、偏见以及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表明，由于他们所选择领域的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根本区别。由于这种在趣味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以及科学的价值有着各不相同的定义。很清楚，正如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里所做的那样，在科学家之间，我们也同样需要容忍和接受个体的差异。
对科学家的研究显然是对科学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必须的方面。因为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面的扩大了的投影，这些方面的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会自动地在科学上扩大许多倍。例如，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1）偏见和客观性的实质；（2）抽象过程的实质；（3）创造力的实质；（4）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实质；（5）意愿、希望、忧虑、期盼等对感知的干扰；（6）科学家的角色或地位的实质；（7）我们文化中的反理智论；（8）信仰、信念、信心、确定等的实质。
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Bronowski，1956）。科学的产生以及目标的确定来自于人类感情的需要、认知的需要、表达的需要以及审美的需要。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对真理或确定性的追求是这样，对安全的追求也是这样。简洁明了、用语精练、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价值，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有价值。
这些情况还没有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着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不得不永远如此。这类价值包括诚实、博爱、尊重个人、社会服务、即使是被人误解了也仍然民主地尊重个人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权利，维持生命与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讲究信用、讲体育道德、“公正”等。很清楚，“客观性”和“客观的观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术语。“排除价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学的以及独裁主义者的教义，因为它们预先判定事实。这种排除在今天，就像在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事实尽可能地不受干扰。即使在我们国家中，虽然当前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科学只是一种微弱的威胁，但我们仍然要与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信条相抗衡。
然而，我们现在已知的防止人类的价值观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感知的唯一途径，是始终对这些价值观有非常清醒的意识，理解它们对感知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做出必要的修正（所谓干扰，指的是精神决定因素与现实决定因素间的混淆，而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后者）。对价值、需要、愿望、癖好、忧虑、兴趣以及神经症的研究，必须成为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这个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对全人类来说是最普遍性的倾向：抽象、分类、发现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大体上有选择性地注意现实并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忧虑来改变和重新安排现实。以这种方式，在各种各样的类别下组织我们的感知，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鲜明，同时又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不引人注目。必须清楚，尽管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类的线索，而且有时还有“天然的”分界线，然而这些线索常常只是最低限度的或模棱两可的。我们往往必须创造一种分类或把某种分类强加于自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和兴趣。假如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人的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只有通过很好地了解这些人为因素，而不是通过否认它们的影响才能达到这一自的。
忐忑不安的、纯粹的科学家应感到放心，因为关于价值观的所有这些搅扰人心的论点的宗旨，是要更有效地达到科学的目标，即改进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Polanyi,1958,1964)。
人类的心理学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的规律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但在某些方面又完全不同。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法则和规律都需要与自然界的相同。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不能够拥有与自然不同的内在规律。愿望、恐惧、梦想、希望，它们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建构哲学的结构绝不同于建筑桥梁。一个家庭或一块水晶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的意思，但我们当然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实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它们既不慈善、也无恶意，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职责（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情感倾向。即使整个人类消失了，这个实在仍然存在——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按实在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我们对它的喜好去认识实在，无论是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角度看，还是从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实在的角度看，都是妥当的。康德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地理解非人类的实在，但更接近于完全理解却是可能的，可以或多或少地真正理解。
对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家社会学的研究应获得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部分地是由文化变量决定的，那么，这些科学家的产物也是如此。科学在什么程度上需要其他文化中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就必须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做到更合理地感知，在什么程度上科学家必须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美国人，在什么程度上科学家的产物决定于他们的阶级或阶层——要全面地理解文化对感知自然的“污染”情况，人类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仅仅是认识有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实在的一种手段。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就是挖渠道的工人也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也应像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这些人不应该被看成是彼此排斥甚至是必须相互分离的。一个科学家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他们几乎肯定比其狭隘的同事更进了一步。
如果这种心理学的多元论致使我们把科学当成是多种多样的才能、动机、兴趣的管弦乐曲，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了。忙于批判和分析科学概念的科学哲学家与对纯理论感兴趣的科学家之间的差别，肯定要小于后者与纯技术科学家之间的差别。提出较系统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当然更接近于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与工程师的相似度。科学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对小说情节个案做仔细研究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收益，可能比从事着实验及抽象研究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收益更多。
我没有发现能够绝对地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方法。人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性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吃科学家这碗饭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做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大学里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是读化学杂志、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化学家。这个人比起一个聪明的对地下室发生了系统探索的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来，也许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更远一些。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些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于搞行政和组织工作。然而，他却乐意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理想的科学家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检查实验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九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其中不需要全能的科学家！
但是，当我们指出科学家一非科学家的两分法过分简单时，我们也必须重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发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这样，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比一般化的残缺人，能够把大多数事情做得更好；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来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细胞的科学家，比起一点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采用个案历史的方法，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的兴趣，确实不是狭隘的技术专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中的心理多元论使我们懂得，有许多道路通向知识和真理，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平静的以及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员），比起他在不愉快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时候，是更好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员）。神经质的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化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被他的人际需要所决定，而不是一个对现实的好的报告者，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等等。
这一事实至少有三个含义：首先，科学家（或更恰当地讲是一般的真理追求者）要做得好，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第二，也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改进了，它所有人民的健康也随之改进之时，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改进了。第三，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机能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较好的社会条件往往会通过我们施加争取学术自由、终生教职、提高薪水等方面的压力来帮助真理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