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和“反常”这两个词具有如此多不同的含义，以至于它们已近于无用。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今天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从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非常泛化的词。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中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般来说，人们一直试图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一医学的角度来定义正常状态。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日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生活中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含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定。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所想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中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珍重什么？”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对什么产生忧虑？”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我选择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章的标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中的大多数专家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大多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讨论却相当少。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的。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为她的孩子担忧，她是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扰。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我以为，当前，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重感兴趣的真实原因，是觉得它是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的方面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专家也是这样。在现在以及过去一些时候，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地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我甚至能够比这走得更远。对于这些心理学家中的许多人，所有这种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一般社会、一般世界，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我完全愿意我在这一章中的议论被理解为是向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
现在，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一重要题目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在技术上描述和解释“正常”的各种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不成功。
1.统计学上的平均
对人类行为的统计调查只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的是什么，这些调查被认为完全缺乏评价。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坚强，以致顺从地赞同通常情况，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势。例如，金赛博士（Kinsey）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基础资料而非常有用。但是金赛博士和其他人却无法避免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是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例子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表，它对于科学家和医生当然很有用。但是，如果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就很容易感到焦虑，好像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
2.社会习俗
“正常”这个词经常在无意中作为习俗、习惯或惯例等的同义词来使用，并且通常被用来指赞成习俗的借口。我还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关于妇女吸烟的风波。我们的妇女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宽松裤子、在公共场合拉手也是不正常的；当然，她所说的意思是“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这对于她来说，意味着“这是反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病态的”，这就完全错了。几年后，风俗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因为，到了那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是用神学的准则来掩盖习俗。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为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予以注意。
3.社会规范
最后，作为正常、适意、良好或健康的一种根源，文化相对（the culturally relative）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时给了我们以极大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曾试图建立起从诸如穿什么裤子到吃牛肉而不吃狗肉之类所有的乡土文化习俗，来做为绝对的和物种范围内的文化行为标准。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现在，没有人能够代表整个人类物种发言，除非他/她能够超越自己的文化，或与自己的文化比肩而立，因而更能够把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不是作为邻里来进行评判。
4.被动的调整
适应良好的人的概念，是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如此敌视这一看起来合情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融入团体，受到同龄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的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威尔斯的精彩短篇小说《盲人峡谷》中，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适应不良。
适应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的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慢慢领悟到：不应把青少年犯罪歧视为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不必要、不良或不可取。有时，孩子身上的犯罪、违法、坏习性可能代表着对被人利用、非正义、不公正的在精神病学和生理学层面上合理的反抗。
适应是一个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过程。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灵活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现状也是能够改变的。
5.疾病的缺失
把“正常”一词用于指没有损伤、疾病或明显的机能失常这一医学一临床习惯，是使用正常一词的又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个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毛病。”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所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心理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不存在绝对没有病患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人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我们已经学会抵制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那么什么将代替这些概念呢？这一章所涉及的新概念仍然处于建立和发展阶段。目前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也不能说有无可争辩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并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方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我个人的预见或者推测是，有关于普遍性的、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不久将迅速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成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关于这些新的事实和资料，我在后面将要提到。
德鲁克（Drucker，1939）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自从基督教时代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相继的观点或者概念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快乐与福祉所应追从的方式。其中每一个观点（或神话）都树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认为，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快乐与福祉就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神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随着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讲求实用的人往往左右了有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更靠近现代的时期，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谈论一个类似的神话，即关于英雄人物的神话（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英雄人物）。
现在看来，似乎是所有这些神话都已破灭，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本主题的研究者的思想中发展着，很有理由期待它在今后一二十年内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他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我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期待，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现在，让我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这个新近发展起来的概念的实质，开始时或许有些教条。第一，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天性，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和讨论，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性，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限，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者中性的，它们不是罪恶的。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这样一个概念：全面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和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天性，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沿着由这个隐藏而模糊不清的基本天性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的发展，而不是被外界所塑造的过程。第三，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是人类的基本天性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
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天性的实现方向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基本人类天性，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就此来说，治疗、成长是怎么回事？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有治疗作用。
我猜想，如果我必须用一句话来表述“正常”的传统概念和正在出现的新概念间的对比，我会坚持认为，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潜力。我们现在更加了解是什么隐藏在人之中，并被压抑、忽略和忽视着。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仅仅是依靠观察他外在的情况，来判断他的基本天性。
我们优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点是，我们已经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那里懂得，单凭智慧或者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一个理念：理性与人类的情感本能的天性是相对立的，它们相互冲突、势不两立。但是，通过对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懂得，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的看法，以便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人性的这些侧面不是对抗的、而是配合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与自己不一致，他的理性才与他的情感相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不但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遭到误解和曲解，而且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从过去承袭而来的关于理性的概念也被误解和曲解了。正如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这样，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性——都变得残缺不全了。”（Fromm，1947）我们必须一致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达，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达。
一旦我们对于人在我们现在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获得可靠的知识，并且确知，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如果技术哲学家表示反对说：“你怎么能证明幸福比不幸要更好呢？”这个问题甚至凭经验就可以回答。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自然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并且他们不是太过于病态，这些条件稍后要加以讨论）。这也回答了对大家都熟悉的手段一目的价值命题的哲学上的习惯性反对意见（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现在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在经验上知道人需要什么，例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类成员，那么……”
在下面的经验之谈中，这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但“能够”这一用语比“应该”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就是完全不合适的词。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儿童。
让我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今天，我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单一瞬间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能够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共同存在，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也成为有意识意义上的存在。
按照这个观点，人们可以懂得，行为恶劣的人也能在性格深处保有爱。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他们就变成比过去更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所有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的残余弱而不强，含糊而不明确，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太易于被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偏爱所窒息，进而消失在视野中。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将本能看成含义明确、明白无误、强大和有力的（就像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有一种天性、一种结构、一种朦胧的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骨架结构，然而，要在我们身上认清它却是一个伟大而困难的成就。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不常出现，并且通常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努力。
让我们作个总结。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天生趋势（inherent design）或者内在天性，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和生理机制，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处于弱势而不强盛。
有什么理由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constitutional potentialities）就是天生趋势？我在第六章中列举了12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这里，我将只举其中四个最重要的作为例子。第一，这些需要和潜力如果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如果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症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它们。
如果我们想要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就不能只依赖于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甚至也不能只依赖于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的神经症需要与内在固有需要可能感觉起来非常相似。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有某种不同的、能够与之联系的、与之协变（covary）的客观变量。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症一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现在比较确切地相信，恶劣的攻击性特征是反应性的，不是基本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当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
另外，我们知道，给予神经症需要以满足，不会像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那样滋生健康。给予神经症权力追求者全部他们想要的对权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症，也不可能满足他们对权力的神经症式的需要。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饥饿（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找别的什么东西）。对于终极健康这一目的来说，一个神经症需要是得到了满足还是受到了挫折，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对于像安全、爱这样的基本需要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对于像智力或者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的个人潜力也似乎是同样如此（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样一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目前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
然而，最为明显的方法还是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就算完美的标本不存在，仍然可以期望我们能更多地了解一点人的天性，这也正如我们通过研究相对浓缩的铀而不是研究相对稀释的铀来更多地了解铀。
在本书的第十一章中阐述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家有可能在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的实现的意义上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
爱的需要是研究最为充分的人类固有趋势的实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到的全部四个用于把人性中固有和普遍性的东西同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区别开来的方法。
（1）几乎所有治疗师都承认，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症追根寻源时，我们会非常频繁地发现在生命早期时爱的匮乏现象。一些不彻底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2）这些疾病，如果尚未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借助于提供给患者的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对于儿童尤其如此。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效果就是使患者能够接受和利用具有治愈能力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生活与健康的成年生活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
（3）如果一个儿童处于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被扭曲和蒙蔽，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严格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所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儿童喜欢充满感情的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漠的教师、家长或朋友。这个很普通的现象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要感情而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例。巴厘成人不像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迫使巴厘儿童不去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训练。在被训练不要求爱时，他们痛哭不止。
（4）最后，我们在健康成年人身上发现了什么可以说明问题的情况？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他们现在爱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违反逻辑的现象是，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爱。
任何其他营养缺乏症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完美的佐证，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加一目了然。假设一个动物缺盐，第一，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摄入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白鼠或人在有机会时会选择盐多的食物，即异乎寻常地大量吃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特别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机体若已经摄入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如机体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需要盐一样，它为了同样目的也需要爱。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像汽车由于其构造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
有关于良好条件、许可范围等，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这些都涉及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往往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些也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
什么构成了使得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呢？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迄今讨论的要点是，机体具有自己固有的、轮廓模糊的本性，那么显然，这种内在本性非常柔弱、微妙，不像低等动物的本能那样强大、不可抗拒。低等动物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然而，人类对爱、知识或者某种人生观的需要却并不明白无误，反倒是很微弱的，它们用低语而不是喊叫来表达自己，而低语声很容易被淹没掉。
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他到底是什么，有必要满足特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促使这些需要和潜在的可能性表达出来，使它们得以实现。大体上，这些条件可以总的概括为允许满足和表现。如何知道怀孕的白鼠吃什么最好呢？我们让它们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对它们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怎样吃不加任何限制。我们知道，按个别的方式给婴儿断奶于婴儿最为有利，即在对他来说最合适时断奶。怎样确定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不能去问婴儿，我们也学会了不再去请教保守的儿科专家。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决定。先给他流质和固体两种食物，假如固体食物吸引了他，他自己会自然地断奶。同样，我们也已经学会通过创造一种允许、接受、满足性的气氛来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爱、保护、尊重或者控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气氛对于心理治疗最为有利。的确，这是从长远来看唯一可能的有效气氛。我们发现，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的方法，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中都是有用的，例如，犯罪女孩在教养院选择同寝室的室友；大学生选择教师和课程，等等（这里，我回避了有益的挫折、纪律以及对满足加以限制这些棘手但却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它本身还不是可以用来进行顾及他人、知觉自我需要、知觉未来需要的教育）。
那么，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理论上的）良好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材料，然后退至一边，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切莫忘记，机体经常选择自我克制和延迟，以有利于他人，等等，并且他人也有要求和愿望）。
当我们努力去理解“正常”的较新定义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遇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个理论上的结果似乎就是：完美的健康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事情似乎并不是绝对如此。
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也可能找到极为健康的个人，尽管我们的社会远非完美。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我们现在所能设想得到的优秀程度。或许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对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认识不足。
无论如何，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它发现个人能够比他所生长和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更健康，甚至健康得多。之所以有这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有超然于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活。
我们文化的民主、多元化给个人以非常广泛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保持个性，只要他的行为不过分恐怖或具有威胁性。健康人通常并不在表面上引人注目，他们不着奇装异服，风度和行为也不异常，他们有的是内在的自由。由于他们不为他人的赞扬和批评所左右，而是寻求自我肯定，可以认为他们在心理上是自主的，即相对独立于文化。对不同品味与观念的宽容与超然似乎是关键的必需品。
总之，我们的研究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育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美无缺，此外，为了在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的同时也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必须显著地改变对良好环境的定义。
最近，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一直是我个人的乐趣。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我称之为精神优美。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是否能预见到，假如一千户健康人家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会发展怎样一种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呢？
我对某些事情很没有把握，尤其是经济情况。但对另外一些事情我可以非常肯定。其中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出我们现已习惯了的范围，人们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将受到比在我们社会中更大的尊重。人们将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过多地互相干扰，更少倾向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方面的个人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些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对此我暂不阐述），相互间更诚实，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次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
必须指出，成年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自由选择的情境并不一定适合于普通大众，它只适合于完整无缺的人。病人、神经症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胆量进行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谈论人类进行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康的成人或者人格尚未扭曲变形的儿童。关于自由选择的大部分有效的试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通过分析心理治疗过程，在临床层次上对此同样有很大收获。
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上——“正常”的本质。我们几乎将它等同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它就存在于我们本身，存在但又被隐藏着。它是潜在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并且，我宣称发现而不是发明了“正常”的概念，这个发现是基于经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希望或者愿望。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全然自然主义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扩大这个价值系统。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够回答这个古老的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怎样才能过健全的生活？怎样才能富有成效、感到幸福、获得内在安宁？”当机体因为某些价值被剥夺而患病、委靡不振时，我们因此而得知它需要什么，即它重视什么。这也等于告诉我们什么对它有利。
最后一点。较新的动力心理学中的关键概念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过去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因为其根据是，人类的深层本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训练、养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做是控制我们内在的黑暗力量的方法。
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出具有天壤之别的关于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的理想观念，在一种情况中，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我必须再次强调，有两种形式的压抑和控制。一种是阻挠基本需要的实现，将基本需要压抑下去。另一种是阿波罗式的控制，例如，延缓性高潮的来临、优雅地进食、姿势优美地游泳等，这种控制旨在提升基本需要的满足。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过于是非分明的对比。实际上，一种概念不可能完全正确或完全不正确。但理想化的两种典型的对比有助于强化我们的理解。
无论如何，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理想的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不仅将必须改变我们关于个性心理学的概念，也必须改变关于社会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