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政治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发动了文化“围剿”，采取了高压和恐怖政策，使许多进步书刊和革命出版物遭到查禁，许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遭迫害和打击。
1928年国民党反动当局颁布禁令，查禁所谓“显违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的刊物。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二百二十八种；1934年仅上海就有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被禁；1936年又查禁社会科学类图书六百七十六种。在查禁大量进步书刊的同时，捣毁进步出版机构和书店，迫害和暗杀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1931年2月，枪杀了优秀作家柔石；1934年11月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35年逮捕杜重远，查封了他主编的《新生》周刊，等等。1929年查封了创造社，1931年以出版“左联”机关刊物为由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店，同年还查封了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1933年冬，先后捣毁了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1937年为了控制言论，公布《书籍杂志查禁暂行办法》。1938年又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进一步摧残进步的出版事业。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被查封或被迫停业的生活书店就有十六处分店，新知书店有九处分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检查制度和恶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使图书事业遭受严重打击。而沦陷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掠杀，大批图书被掠夺、被焚毁，出版社遭到洗劫，使沦陷区的图书事业处于瘫痪。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准备进攻解放区，一方面对人民实行镇压，推行法西斯统治，扼杀出版、言论自由，继续推行一系列禁书法令，使国民党中宣部直接控制新闻、图书杂志的审查。当人民民主运动兴起，国民党反动派除了查封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进步书刊和出版机构外，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殴打、绑架、监禁和屠杀。1946年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国民党反动当局推行的文化白色恐怖政策，使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上海的书店在1935年有二百五十九家，1949年全国仅剩三百十二家。
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当局通过自办书店，自办刊物发行书刊，企图垄断宣传工具为他们的政权服务。他们组织一些政客和文人如胡适、梁实秋之流，以《新月》杂志、《前锋周报》、《文艺月报》、《宇宙风》等为阵地，进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宣传和向革命文艺进攻。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步的文化出版工作者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在国统区组织进步文化团体进行反“围剿”。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当时“左联”创办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文学月报》、《北斗》，外围刊物有《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现代小说》等。还有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宣传爱国主义、进步思想，开展联系群众工作，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这个时期的鲁迅除了继续创作大量战斗杂文，作为投向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投枪”外，还以古代历史和神话传说为题材，创作了《非攻》、《理水》等五篇小说，后收于《故事新编》里。郭沫若写了《孟夫子出妻》、《司马迁发愤》、《楚霸王自杀》等历史小说，“以古喻今”、“以古讽今”，具有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广大工农群众生活贫困化的景象。田汉创作演出了《乱钟》、《暴风雨里的七个女性》、《扬子江的暴风雨》等戏剧，反映了“九·一八”以后，中华民族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还有叶圣陶的《倪焕之》，曹禺的《雷雨》、《日出》，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蒋光慈的《田野的风》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同时，鲁迅和瞿秋白等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学名著。如鲁迅译的《毁灭》，瞿秋白译的《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曹靖华译的《铁流》，夏衍译的《母亲》等，对广大青年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坚定革命意志，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革命根据地内，在反围剿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列宁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
抗战前后，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在延安创刊了党中央机关刊《解放》周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前身为《红色中华》)，1941年改名为《解放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至1947年3月27日止，共出版二千一百三十期。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很长一段时期，它成为宣传我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治主张，揭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喉舌。
1939年，延安创刊《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是一份为提高我军抗战力量，同时向友军和人民提供抗战经验的刊物。其后创刊的中央一级刊物还有《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根据党中央指示，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出版了报刊，1940年已发展到二十多种，如《新华日报》华北版、《抗战日报》、《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中国人报》、《斗争报》、《抗敌报》等。在国统区内，我党利用合法的身份地位，公开办的报刊有武汉的《群众》周刊，1938年创刊于武汉的《新华日报》等。在整个抗战期间，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敌政策，团结教育人民，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的立场。抗战胜利后，它揭露了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的嘴脸，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人民民主而努力奋斗。同时，在国统区还有许多由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的进步刊物，如由李公朴的《全民周报》和邹韬奋的《抗战》合并的《全民抗战》，1937年8月夏衍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日报》等。
在书籍出版方面，抗日根据地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1938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39年出版了五卷的《斯大林选集》、《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同年9月在延安创办“新华书店”，是党中央领导下负责图书印刷、出版、发行的机构。1942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方法论》等。毛泽东主席这个时期著作有《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也先后出版并广为流传。
文艺著作方面，抗日根据地的作家们写出了一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都得到了出版流传。
1944年的《毛泽东选集》
解放战争期间，各解放区的书刊出版更为活跃。早在1944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第一次编印了《毛泽东选集》五卷本，1946年又重编为六卷本，收入著作三十八篇。1945年前后至1946年7月，华北、华中、华南的十九个解放区的图书出版事业都获得了很大发展，每个区都成立了编辑出版机构，有的附设于报社，有的由新华书店等发行机构领导。在东北解放区，除翻印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物，还出版了反映东北解放区斗争生活的《暴风骤雨》、《政治委员》等各种书籍，并且出版了影响全国的东北版《毛泽东选集》。东北解放区仅新华书店系统在1947～1948两年里就出版了五百九十二种书刊，发行量达一千四百万册，并出版了总数达六百余万册的中小学教科书。
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解放区不断扩大，并且连成一片。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于石家庄出版《人民日报》，成为中共华北局的机关报。1949年初，《人民日报》迁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解放区的图书事业发展很快，据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东北五大解放区的不完全统计，从1945～1949年共出版了五千多种图书，印行了四千多万册。解放区图书出版事业的成就，为新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