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打开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东西方文化出现了巨大的碰撞，也引起了社会思想文化的激烈变化和斗争。在这种冲突中涌现了大量著作，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图书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膝投降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对外国侵略者积极抵抗，同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潮，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作有龚自珍的《定盦文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
1851年广西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1853年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直到1865年失败，其政权存在十多年。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启发下，在1845～1846年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为太平天国起义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太平天国成立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革命和建国的纲领，涉及了有关土地政策、社会组织和分配等问题，从政治上肯定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具有平均土地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它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文献。后来洪仁玕发飙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编》，是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著作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中掌有实权的官僚开始了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为代表，企图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封建腐朽统治。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同文馆最初的目标是培养外交人才，除开展教学外，也从事翻译书的活动。所涉及的译书主要是国际公法、外交、世界史、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各个方面。其中出版最早的是丁韪良所译的《国际公法》(1869)，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毕利干译的《化学指南》、《化学阐源》在我国化学史上起到一定作用。同文馆到光绪二年(1876)还附设印书处，购有印刷机七部，活字四套以代替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
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中成立了翻译馆。在成立的四十年中，出书很多。根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译书共一百七十八种。所译之书包括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武器和船舶制造学方面的书，另外也有少数医学、外国历史、地理和国际公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一些著名的科学著作有《几何原本》(十卷本)以及侯失勒的《谈天》等。所译书最早的译本有《运规约指》、《开煤要法》等。参加译书的外国人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金楷理，中国人有徐寿、华蘅芳、李凤苞、郑昌桂、赵之益、李善兰等，他们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
另外，广州的方言馆、福州的水师学堂等也译出了一些书。当时所译的书重点在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社会科学领域仅涉及外国历史、地理和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书。这是与洋务派所推行的政策分不开的。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的失败，把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一大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要求。著名的著作有：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陈炽的《庸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何启与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和汤寿潜的《危言》等。与此同时，光绪十三年外国教会在上海成立广学会，开始翻译出版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关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动兴盛记》、《七国新学备要》、《时事新论》、《文学与国策》、《自西徂东》等著作，对于我国的思想界有着很大影响，甚至成为以后维新派议论变法的依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国家民族的危机更为严重，进一步引起了我国有识之士积极要求政治改革的激情。主张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开始形成。当时的维新派以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他们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先后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和《湘学报》开展宣传。作为维新派的理论先驱，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彼德大帝变法考》、《日本变法考》，为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著有《仁学》一书，提出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主张。
这一时期，另一位维新派人士严复除了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外，还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为改良主义和革命派提出了理论根据。同时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英国约翰·穆勒的《名学》，法国斯宾塞的《群学肆言》，英国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一些西方社会、政治科学方面的名著，开阔了我国思想界的视野，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策动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崛起。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兴中会，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奋斗。他们除了创办大量的报纸杂志，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外，还撰写了许多著作，在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同时，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理、方法、手段等。
在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中，邹容于1902年所著的《革命军》是旗帜最为鲜明的一种。书中激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封建统治，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后来发表在《苏报》上，章炳麟曾写了序言。章炳麟后来还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终于爆发“苏报”案，邹容、章炳麟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然而《革命军》却被更多的人翻印、传诵，几年间发行了一百多万册，鼓舞了更多的志士投身革命。
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也是风行一时，富有革命煽动力的书籍。《警世钟》以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残暴侵略和清朝实行卖国政策的情况下，已处于被瓜分的地步，呼吁各界警觉起来，共同负起救国的责任。《猛回头》则以唱词的形式写出民族危机和亡国的沉痛，号召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流传很广，尤其在两湖的学堂和新军中流传极广，激起了许多有志青年和新军士兵走向革命。
这一时期除了有宣传宗教和介绍东西洋学术和论及时政的政史著作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晚清小说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的文学类，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小说一百二十种。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提出晚清小说至少有一千种左右。翻译外国文学成就大者有著名翻译家林纾(又名林琴南)，先后译出有《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魔侠传》(《唐吉诃德传》)、《拊掌录》、《现身说法》、《不如归》、《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世界名著。在小说创作方面还出现了揭露社会黑暗、指摘政治腐败的作品，即所谓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这个时期的图书目录属于介绍译著的，以王韬的纪传体目录——《泰西著述考》(1889)为最早。它介绍了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起到清初来华传教士所著译的书。后来康有为编有《日本书目志》(1896)和梁启超编有《西学书目表》。
在古籍书目方面，以清张之洞在光绪元年(1875)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编的一本推荐性书目——《书目答问》最为著名。它大体以传统体例，把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外，并将丛书别为一类，选列了二千余种书。历来被看作是读书、治旧学的门径。
清末，我国出现有著名的四大藏书楼：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山东杨绍和的“海源阁”、归安陆心源的“宋楼”和钱塘丁丙的“八千卷楼”。这些藏书家还分别编有《海源阁藏书目录》和《楹余书录》、《宋楼藏书志》和《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八千卷楼书目》和《善本书室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等。
《中华大字典》书页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风起云涌的报纸杂志以外，图书出版得到了更大发展。1912年成立了中华书局，加上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店、中国图书公司等，大量的图书得以出版。出版物中有教科书、翻译书、通俗读物、理论著作等，其中教科书出版量最大。国人著作中，在学术界比较重要的有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以及几部工具书，如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小说方面以包天笑、周瘦鹃翻译的黑幕小说、侦探小说最为风行。1914年徐枕亚创作《玉梨魂》，促成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
另一方面，一些守旧文人、清朝遗老遗少为了维护旧礼教、旧文化，埋头致力于古书刊刻，如《适园丛书》、《嘉业堂丛书》、《守山阁丛书》等。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在提倡民主、科学的热潮中，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阵地。《新青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孔子和儒家学说，发表了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的意见，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8年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控诉了皇权专制社会吃人的“仁义道德”，成为当时新文学的革命方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19年1月发表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开始宣传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