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始有“内府本”。所谓内府本是宫廷所刻印的图书。它由内府司礼监主持其事，司礼监下设经厂，有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之分。汉经厂专刻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其余两厂分别刊印佛经和道经。故内府本又称“经厂本”。此处刻印图书，虽然多是大字巨册，纸墨刻工也相当精良，但因刻书工作由太监主持，校勘方面不够精确，故不为后世所重。
在中央沿历代旧制置国子监刻书，由于明初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国子监有南、北两个，故明代有特殊的“南监本”和“北监本”。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徐达攻入元大都北京时，尽收其宋、元雕版，集中于西湖书院。后来全部移交给南京国子监。故明初南监所印图书大多是宋、元旧版，其中《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印书都以南监本为底本，所刻不及南监之多，所印有《十三经》、《二十一史》等。
官府刻书中还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的刻书，而以苏州府为最多，淮安府次之。另外，很多府、县也刻本地方志。
明朝还有藩府刻本。这是明朝刻书的一大特点。由于明代分封制度，将皇帝子孙分封为各地藩王。这些藩王有的注重校刻书籍，著名的有宁藩、吉府、赵府、德府、潞藩等。他们刻印的书称为“藩府刻本”。藩府刻书以宁献王朱权和晋庄王朱钟铉最为著名。藩府所刻的书，多以中央赏赐给他们的宋元善本为底本，加上丰富的物质条件和自身学术造诣，故多有佳品。嘉靖年间(1522～1566)晋藩所刻诸总集，万历年间(1573～1620)吉藩所刻诸子书，崇祯年间(1628～1644)益藩所刻诸茶书，都是很有名的，号称藩府三大杰作。
明代私人刻书上承宋、元风气，没有多大变化。弘治以后私人刻书日益增多。嘉靖以后更为兴盛。著名的有吴县的袁褧的“嘉趣堂”，顾春的“世德堂”，苏州徐时泰的“东雅堂”，晁瑮的“宝文堂”，洪楩的“清平山堂”，叶盛的“菉竹堂”等。他们除刊印古籍外，还翻刻著名的宋、元图书。明代私人刻书能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如前面提到的无锡华家和安家采用铜活字；吴兴凌氏、闵氏的套版印刷等。
在私人印书方面有一个杰出人物是毛晋。他根据所藏善本校刻了很多书，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以及许多唐、宋人的诗文集等。他所刻书都以他的“汲古阁”为牌记。许多书商都到常熟他那儿贩运他的书。为了印书，他向纸坊定制的纸张俗称“毛边”、“毛泰”。
书坊刻书事业，明代以福建最盛。其中“勤有堂”、“万卷堂”、“慎独堂”等，均有上百年的历史。杭州、四川在明初也是刻书中心。嘉靖以后到达江南一带。万历、崇祯年间南京、苏州的书坊盛极一时。刻书内容除承前代适应群众学习和日常生活需要外，还自行编辑书籍，特别是类书、读本、小说之类。
明代的图书刊印事业比以前更加普及了。
佛教经籍刊印著名的有洪武五年(1372)的《南藏》，永乐八年(1410)的《北藏》和万历十二年(1584)的《续藏》。正统年间(1436～1449)刊印的《道藏》则是现存唯一的道藏版本。明代印书方面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崇祯时期用木活字印行《邸报》，是我国用活字刊印报刊的开端。
清代的官刻图书，由武英殿负责，所以叫“殿版”。所刊均为“正经”、“正史”和“御撰”、“御批”、“钦定”的书。它以康熙朝版为最精。殿版书中有采用活字印刷的，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套印从顺治年间就开始了。
私人刻印图书在清朝有不少精品。如徐乾学主持校刊的《通志堂经解》是用手写体上版雕刻的，刻工精致。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林佶书写后上版的。
乾嘉时的藏书家和校勘家也刊印图书，著名的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等。底本优良，校勘工细，是佳品。
刊刻丛书是清代刻书的一大特色，除上面谈到的外，有专门搜集一地或一姓著作的《郡邑丛书》和《氏族丛书》，如宋世荦编的《台州丛书》，祝昌泰的《浦城遗书》等等，对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也很有作用。
清代坊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多半转入以售书为业，坊刻逐渐衰落下去。
明代版图书，在嘉靖以前盛行黑口，字体款式都沿袭元代式样。只有经厂本独具一格，版框宽，界行疏，字大如钱，多有句读，黑口双边。纸墨、刊印都精，字体用赵孟孟頫体，包背线。万历年间因文化上提倡复古，书的风格也为之一变，仿北宋的白口，版式与北宋大体相同，字体也用欧、颜书法，但较板滞，纸张多是上等白棉纸，洁白细润，墨色鲜明。万历以后，黑口又逐渐增多，以后黑、白书口就都常见了。字体方面，发展为方整的字体，渐渐成机械式图案，明末清初演变为横轻直垂，四角斩方的方块字，当时的刻工把它叫“宋体字”，清朝一直沿用。19世纪铅活字印刷兴起后，它又被用来铸造铅字，而成为标准的印刷字体，现存的印刷行业称之为“老宋体”，明代中期线装书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线装书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