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源于捶拓和制造印章技术。
我们的祖先在石头上镌刻文字，最早见于实物的是战国后期的石鼓，到东汉蔡邕于熹平(172～177)年间奏请镌刻碑文，以订正《六经》的文字。汉代刻石经为后世历代统治者作出了榜样。我国刻石活动的传统自公元2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刻石的传统发展了捶拓技术。将石刻文字转录到纸上的方法称为拓石。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隋炀帝藏有汉魏石经的全部拓本，并记载说南朝梁代的藏书目录中也有石经拓本。拓碑是一种极好的复制文字的方法，它不仅解决了抄写的劳苦，而且还可避免抄写错误。不过由于碑刻文字是阴文，捶拓出来的塌本是墨底白字，阅读效果并不理想，然而它却给印刷术发明带来了重要启发。
制造印章技术我国很早就有了。在战国时代印章就已经常见了。《周礼》中有“玺节”的记载。“玺节”就是印章。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皇帝用的印称为“玺”，普通官私用的才称为“印”。汉时用印封检奏章，故称为印章。秦汉以前多为阴文印章，秦汉以后多为阳文印章。印章的体积很小，一般只刻三四个字的姓名或官衔。由于印章上多为阳文，即反刻的，它印在纸上的是正体的白底黑字，非常清楚。捶拓技术和印章的雕刻方法结合起来，导致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从文献资料上看，应当不晚于唐代中叶。例如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4)，元稹为白居易所作的《长庆集序》，就记载当时有印本书的出现。
在实物方面，首先要提到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它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这部书是一个长约十六尺的卷子，本文由六个印张粘缀而成，前面还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的图，其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其文字图画浑朴凝重，精美异常，其刀法纯熟，墨色匀称，印刷清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今天可见的最早的印本历书是乾符四年(877)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历书残本。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发现有《陀罗尼经咒》，印本居中部分是梵文，纸端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佛经印刷品。
《金刚经》书影
我国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人民日常所需的著作和佛家宣传的经律等。当时这一新的技术还只应用于局部地区(四川和长江下游一带)和局部范围(民间和寺院)内，它最初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知识，而在于准确地复制经文等，因此，印本书也只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及至五代，则逐步由写本阶段过渡到印本阶段了。
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主要流传于民间和寺院的印刷术，到五代时逐渐进入士大夫阶层，不少贵族文人“自出俸钱”或聚资雇人刻书。私人出资刻书的人首推和凝。和凝是后唐时翰林学士，后晋天福五年(940)出任丞相。他长于短歌、艳曲，有一百卷，自己誊写上板雕印。前蜀昙域和尚在成都雕刻印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后蜀的宰相毋昭裔也令他的门人句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雕版印刷。
五代时期，印刷技术也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开始了官府刊刻图书的事业。后唐明宗时宰相冯道、李愚奏请刻印儒家经典，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组织专人，以唐《开成石经》为依据，刻九经印板，印《易》、《诗》、《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仪礼》、《周礼》、《礼记》。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开雕，也是官方开始采用雕版印刷书籍的开始。《九经》刻印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止，经历了四个朝代，花了二十二年才全部完成。这些书是由国子监负责刻印的，即为“监本”。这个制度影响了以后几个朝代，宋代监本就是以五代监本为底本刻印的，宋人称五代监本为“旧监本”或“古京本”。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印书范围由杂书上升到经典，提高了它的地位，因而也更有利于其发展。
五代刻书现存的很少，仅有敦煌发现的《唐韵》、《切韵》和天福十五年刻的《金刚经》及各种佛像(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石刻经幢象鼻中发现过吴越王钱俶显德年间刻的《宝篋印经》若干卷，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则发现了开宝年间的刻本，这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刻本。我国雕版印刷到了五代时，书坊刻书、私家刻书和政府刻书都已齐备，为今后刻书事业开创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