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特别是隋唐时代民族统一，国家兴盛，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封建文化，各种学术著作不断涌现，使图书的品种、类型、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这一时期，文学方面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骈文方面有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初唐四杰；诗歌方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外还有王维、元稹、刘禹锡、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在散文方面，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诸名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后世所称道，故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称誉。著名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诗文集行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清嘉庆十九年(1814)董诰等编《全唐文》，共收唐、五代作家三千余人，文一万八千四百余篇。清康熙时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则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
唐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品种——传奇小说。传奇文学是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其由“变文”、“俗讲”等民间创作发展起来的评话，为后世章回小说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现存唐代传奇小说、流行较广的有几十篇，大都收入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里，著名的有《古镜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等。
《太平广记》书影
文学创造的繁荣，使便于文人学士寻章摘句的类书发展很快。传世的大部头类书，有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的《艺文类聚》，唐初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唐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的《初学记》和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等。
隋唐时代的史学也有了重大的发展。首先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其次是在史学著作中有了创新。
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诏禁绝私人编写国史，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专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这是我国史书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变革，从此以后，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王朝的定制。唐初在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隋书》等。
除了官修史书外，唐代还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杜佑撰)，以及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撰的《史通》。
《通典》是一部源于纪传体史书而发展成为经济、政治、礼乐、典章制度的专史。它不但开创了典志书编撰的方法，而且还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作为一部通史性的政书，它叙述了各种制度及史事，总是按年代顺序，从上古到唐朝，原本极详细，并且“以类相从”，有条有理，便于查考。其中以《食货典》、《职官典》、《兵典》、《边防典》为最好。
在《通典》的影响下，宋代郑樵编了《通志》；元代马端临编了《文献通考》，合起来称为“三通”。清代乾隆时官修有《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称“九通”。加上现代刘锦藻编著的《清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是一套有关我国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史通》的主要内容是对史书的义例、源流、编撰体例的评判，以及刘知几自己的修史主张和见解的阐述。刘知几的《史通》又开辟了我国史评的道路。
隋唐时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唐代则有地理学家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即《元和郡县图志》，由于北宋时失去图后改为郡县志，它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标准，分镇记载府、州、县的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是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总志。另外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以及西域一百多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等情况，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在科学技术方面，天文、历法、算学都有了相当发展，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这是唐代最有价值的三部历法。在医学方面，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方剂的成果，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和调查，写出了集医学大成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他首创了复方，并分析妇女、儿童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另外还有王焘的《外台秘要》。在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高宗时由苏敬等编成《唐新本草》。此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收药物八百四十四种，于显庆四年(659)颁行。
儒家经典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唐代已是众说纷纭、章句繁杂。太宗时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编定《五经》定本颁行天下。又命孔颖达等人编注一部统一的释本《五经正义》，实行“统于一尊”的政策，结束了东汉以来儒家各派各持己说的局面。而隋及唐初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针对当时经典旧音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后人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的现象，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著有《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的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在本书的序录中还详述了经学传授源流，对汉魏六朝的经学作了总结。
隋唐时代，是我国宗教事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佛教译经达到鼎盛期，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据《开元释教录》统计，隋代所出经论及传录等共六十四部，三○一卷。唐代译经，以玄奘取经回国后在长安译经活动最为突出。 贞观三年(629)玄奘赴西域求法，历经一百一十余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携带梵本经典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部。他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从事译经工作，历 时十九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大般若经》、《瑜珈师地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据统计唐代译经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隋唐时代中国僧人佛教著述也有增无减。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之后第二大部头的中国佛教诗文总集，共收一百三十余人的作品。此外道宣还有《续高僧传》三十卷。佛经目录著名的有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十五卷，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还有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一百卷。
隋唐尊奉道教，道教典籍大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唐代帝王以道教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以老、庄、列、文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尽管安史之乱道书毁损不少，但到肃宗上元年间(760～762)，政府又收道书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经过缮写，增至七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