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交传入我国。道教则产生于中国本土，是东汉的张道陵创立的，是由古代巫术、神仙方术演化而来的。
据三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最早传入我国的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的一部佛经《浮屠经》。佛经的大量译介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太子安清，字世高，来洛阳译介佛经约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桓帝末年月支人支谶也来到中国，译出《般若道行经》等二十三部七十六卷。
三国时，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在吴译出《维摩诘经》等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这是江南最早的译本。
西晋时竺法护先后在敦煌、长安、洛阳从事翻译，译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正法华经》等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东晋以后，佛经的翻译由于受到官方的重视，由个人私译转入集体进行官译形式，出现了译场组织。东晋庐山般若台、建业道场寺、姚秦长安逍遥园、北魏洛阳永宁寺、北齐邺都天平寺、北凉姑臧闲豫宫、刘宋祗洹寺、萧梁华林园等都是有名的译场。前秦时，释道安是译场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并对以前的译本进行校理，编著了《综理众经目录》。后秦弘始三年(401)文桓帝姚兴迎天竺鸠摩罗什法师在“西明阁”、“逍遥园”等处译经，并召集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名僧协助，译经三百多部。所译《大品般若》、《法华》、《维摩诘》、《首楞严》等经都是大乘重要的经典。与此同时还有佛驮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一年(415)在建康译出的经论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最有影响。东晋时法显(约337～约442)曾到印度求经，居印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回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六部二十四卷，同时著有《佛国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往返时的见闻，成为一部重要的古代佛教史料和中外交通史料。昙无谶，天竺僧人，译有《大般涅槃经》等多种经律，其中《佛所行赞经》，是佛教大诗人马鸣所著，以韵文叙述佛一生的故事，饶有文学意味。拘罗那他，即真谛，是古印度优禅尼国人。他受梁武帝聘请来华，先后流寓于苏、浙、闽、赣等地，后到广东，共译经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影响较大。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到南北朝末，我国一共有译经一九一三部，四五七五卷。
随着译经的增加，佛教的广为传播，中土开始有佛学论著。现存东汉后期牟融的《理惑论》可能是最早一部弘扬佛法的论著。梁释僧佑编的《弘明集》是最早的一部中国佛教论著的总集。此外，各种经序、目录、史传等相继出现。《出三藏记集》是参照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由梁释僧祐编制的佛经目录，其中载经序(包括译经后记)一百二十篇，类似后世目录提要，它对经本来源、译经时间、地点、人物多有涉及。佛经目录较多，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所记仅隋以前佛经目录就列出三十八种之多。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是最早的一部僧人传记，记录后汉至梁初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史事，附见者又有二百余人。
东汉时，我国创始了道教，是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由张道陵所创，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道德真经》)为主要经典，发展了老子的出世思想和神秘主义思想。《道德经》、《太平洞极经》、《正一经》是它的主要经典。而东晋建武元年(317)葛洪所撰的《抱朴子》，整理并较系统阐述了道教理论，为道教的学理奠定了基础。为了与佛教互争高低，自东晋起道教书逐渐增多，《抱朴子·遐览篇》所载道书有一千二百九十八卷，分为道经、纪、图、符诸类。刘宋陆修静于泰始三年(467)在建康校理道教经籍，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分为三洞，奠定了道藏基础。他编撰的《三洞经书目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道藏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