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而向前跨了一大步。青铜器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又是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
青铜器在我国出现很早，在古书上就有“禹铸九鼎”的记载，到了商、周时代已经很发达了。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造型优美，花纹复杂，制作精细，表明了当时青铜器铸造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青铜器在我国古代极受珍视，是奴隶主贵族身份的标志。它的种类很多，可分为礼器、乐器、食器和日用工具等，是统治阶级的用器，特别是礼器作为“重器”，更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所谓的“禹铸九鼎”，“九鼎”是最高统治权力的标志，它代表了王权。春秋战国时期，一旦一个国家被消灭，则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青铜器极受珍视和保护，贵族们一旦遇到重大事情或收到重要文件，往往用文字铸刻于青铜器以传子孙后代。这种文字记载称为铭文，又因为它铸刻在金属的器皿上，于是文字学上又称之为金文、钟鼎文。由于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载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考证历史的重要资料。
青铜器上的铭文，起初不过一两个字，以后越来越长。到春秋末期，郑国和晋国还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现在最长铭文是清道光末在陕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铭文，达四百九十七字。
我国至今已发现几万件青铜，其中有铭文的达一万多件。这些铭文，反映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很多情况，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文献资料，青铜铭文也是图书的初期形态之一。
对于青铜器上铭文的研究，从我国宋代就已开始，出版的图书也很多。目前收集铭文较多的书籍有罗振玉编的《三代吉金文存》、陕西考古研究所等编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在考释方面有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容庚的《金文编》等。
除了甲骨青铜之外，古人还在石头上刻字。
在石上刻字，是古人的一种风气。《墨子》书中有“镂于金石”之说，将铸器记事与刻石记事并提，表明古代石刻与青铜器刻字一样流行。战国以来石刻很多，其中著名的数《侯马盟书》。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以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了在政治利益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1965年冬，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出土大批盟书。以朱色或墨色写在玉或石上。其中最大的长三十二厘米，宽三点八厘米，形态规整，呈深灰色。据考证，此是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产品，称为“侯马盟书”。立盟人是当时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春秋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赵鞅主持订立的“侯马盟书”，反映了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向旧奴隶主贵族夺权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新兴地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成果。而在这场激烈的争斗中，新兴的晋国赵氏集团取得了胜利。
考古学家将这些盟辞按内容分为五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和卜筮类。这些盟辞篇幅长短不一，最多的二百余字，少的十余字，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盟书虽不是正规的图书，但它所记载的内容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古代盟誓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
其他石刻还有如《管子》中记载，春秋时期管仲在泰山见到七十多种封禅石刻，以及后来秦、汉皇帝的多种记功刻石等。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代陕西凤翔县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石鼓。这些石鼓共有十多个，每个鼓四周都刻有文字，字体属籀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上面刻有四言诗，其内容属有关田猎活动的诗句。原载七百单字，现在仅存三百多字。关于石鼓时代多年以来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是秦襄公遗物，距今约二千七百多年。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刻石风气盛行，最后导致整部图书的石刻，即东汉《熹平石经》的出现。
甲骨文、金文和初期石刻，记录了我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事迹和内容，在今天无疑具有图书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并不是自觉地用这些东西来记录和总结经验，特别是甲骨、青铜器还具有其本身的特殊用途，尽管如此，它们的出现，还是为我国图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春秋战国时期，当人们开始自觉地利用文字来记录和传播知识时，简册作为载体的大量出现，预示着我国图书的正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