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像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诗》）“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和子由论书》）“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同上）“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事也。”（《评草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这些话，只有苏轼能说，也只有苏轼敢说。
眉山三苏祠
书法至蔡君谟，已经为宋代书法风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如果要变，他做不到，正如唐诗的陈子昂。唐诗的大成需李、杜的出现，宋人书法的大成，也需要这样的人。所幸的是，不但有，而且有三：苏轼、黄庭坚、米芾。
苏轼（1036-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出生在一个了不起的家庭，唐、宋八大散文家，他们父子（父苏洵、弟苏辙）就占了三个。苏轼更是天纵英才，诗文书画，只要他沾手，无不引领一代风骚：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为宋诗第一，词开豪放一派，赋为宋人第一，书为“宋四家”之首，画风自成一格。如此奇才，古今罕有。
苏轼的登台是光彩夺目的。他参加科举，仁宗皇帝回宫后，喜形于色，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两个太平宰相！”说的就是苏轼、苏辙。但他的一生却非常坎坷。几起几落，又为人诬陷，差一点送命，被安置在黄州。哲宗时回朝，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又遭人排挤，贬儋州、惠州，一直贬到海南。徽宗时遇赦，不久死在常州。
宋在唐后，有时是很尴尬的。比如诗，唐人已登峰造极，后人很难措手足，宋人不得已另辟蹊径。唐诗言情，宋诗则言理。书法也是一样，唐人书，已将法推向极致，宋人要做的，首先是对唐法的破坏，寻出另一条生路。力担此任的第一人就是苏轼，前引苏轼的话，都是对唐法的破坏宣言。他自己也是如此实践的。比如唐以来对执笔法吹得神乎其神，“五字拨镫”“七字拨镫”，闹个不休。苏轼就公然宣布“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他自己就是用的“双钩”，类似今天执钢笔。人人要求作书悬肘，他偏臂肘着纸。
破旧必须立新，破旧容易，立新却难。苏轼在破旧的同时，也为宋书立了新，这个“新”就是“意”。前面所说的“我书意造”“通其意”“自出新意”都指此。后人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评价是准确的。
但是，苏轼并不是不重法。他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闻庄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论书》）可见他并不是不注重法度，只是不为法所拘而已。
他自己也是一个成功的书法实践者。苏辙在《栾城后集》中说：“兄子瞻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年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以豪劲多似之。”并说：“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苏轼楷书，丰腴厚重，又跌宕多姿。行、草书尤为所长，信手挥洒，一派天真。所书《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三”。
苏轼非常重视书家的个人修养。他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酬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常常在书后留纸数尺，说：“以待五百年后人作跋。”
他的传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苦雨帖》《近人帖》《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祭黄几道文》等。